见地 | 在微博超话里“蹲点”：数字民族志如何重新定义“在场”

数字田野不是对传统田野的补充，而是质化研究方法论的一次深刻变革。

原文 ：《“数字田野”是质化研究的革新》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张伊妍

图片 |网络

在数字技术全面渗透的时代，研究者对田野的定义与理解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当人类的情感、认同与社交实践逐步转移至线上空间，“数字田野”这一概念应运而生，质化研究的方法也随之延展和革新。

“田野”之变：从实地到数字空间的转向

田野，是社会科学研究者深入现场，与研究对象共同生活、共同感知世界的实践空间。在人类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谱系中，“田野”曾经是实地工作的代名词，是研究者走进村落、部落或社区，与“他者”共处、观察、记录其生活实践的空间。

质化研究长期以来一直与田野紧密相连，其对应的是一种基于批判学派的研究范式，重视情境、意义与个体之间的互动。不同于量化研究对普遍规律的追求，质化研究强调在特定语境中理解行动者。在本体论层面，质化研究倾向于认为现实是社会建构的，而非客观存在的单一实体；在认识论层面，研究者需要承认理解过程总是被主观经验、文化背景与价值观所过滤；在方法论层面，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对话和互动，通过“深描”（thick description）重建行动者的意义世界。

随着互联网与社交平台的普及，人类活动的“场所”早已不限于物理空间。数字田野，即研究者在网络空间中开展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呈现出“虚拟性”“遍在性”“互动性”“开放性”等全新特征。研究者不再必须“在场”，但必须“上线”；不再以地理位置为据点，而以社交网络为入口。

数字田野的出现，标志着研究对象、研究场域乃至研究伦理的整体重构。在网络空间，田野不再以地理位置为基础，而以技术平台构建的结构性界面为入口。虚拟性、去具身性与时间-空间压缩等特征，使“在田野中”成为一种方法论姿态而非物理状态。数字田野不是对传统田野的补充，而是质化研究方法论的一次深刻变革。随着数字媒介的日常化，人类的交往方式、认同建构与情感表达越来越多地嵌入平台逻辑之中，这种转向也在迫使社会科学学者重新思考一个基本问题：田野是否仍必须“在场”？又该如何界定“在场”的边界？

由此，虚拟民族志、网络志、赛博民族志、数字民族志等方法迅速发展，一方面反映了数字田野方法论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表明了学术界对数字田野的“进入”和“离开”方式并无明确共识。在这种矛盾之下，研究者需要面对许多全新的身份与伦理问题。

数字田野的方法论：研究者在场的张力

在数字田野的具体实践中，笔者与同僚曾对粉丝群体进行研究，通过长期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探索饭圈用户如何在微博平台上与算法展开“可见性”的协商和博弈。研究表明，粉丝并非“被动的算法接受者”，而是活跃的“算法想象者”，甚至是数据操作的实践者与创新者。他们或者通过主动制造流量、话题与互动信号来提升偶像账号的权重，或者通过举报、压制对手舆论等方式来削弱他者的可见性。这种将“追星经验”转化为平台操作技能的过程，正是算法想象向行动生成转化的关键。

因此，数字空间中的用户并非完全处于平台控制之下的“算法臣民”，他们反而构建出一套可传递、可教导、可实践的“算法想象体系”，并不断监测平台对数据操作的反应、政策更新和热搜机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动策略。算法不再是“黑箱”，而成为可以交涉、协商，甚至“游戏”的对象。然而，这种用户侧的能动性并非不受限制。国家网信办启动了“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平台方也加强了社区治理。可见，用户并非完全臣服于平台结构，但也无力真正重塑平台逻辑。他们在夹缝中不断试探规则边界，在经验中总结算法规律。在这一过程中，算法从技术工具变为一种社会建构物，甚至成为用户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上述研究案例提示我们，数字田野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与挑战。机遇在于：首先，在数字田野中，研究者可以跨越时空，不必具身在场，可以从千里之外深入田野，并且可以打破线性的时间，进行可回溯、可检索的观察；其次，研究者还可以在不同身份之间切换，保持“隐身”与“现身”之间的张力；最后，数字田野为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细节，社群记录、对话文本、平台界面本身就是“田野素材”。

然而，数字田野也带来了巨大的方法与伦理上的挑战。首先，研究对象的身份稳定性受到冲击。数字身份常常是网络化的，恰如兹兹·帕帕克瑞斯提出的“网络化的身份”（networked identity）所言，用户可能在多个平台上使用不同账号，以适应不同情境下的表达策略。一位粉丝或许是主号上的理智追星人，却在小号上成为激进控评者。在这样的结构中，“谁”接受了“我的”访谈，变得无法轻易判定。其次，研究者身份的模糊性也构成重要挑战。研究者是否也是“饭圈内部人士”？是否也在平台上拥有账号、参与投票、发布内容？这一身份的双重性可能带来“家盲效应”，即过于熟悉某一文化导致对其底层机制失去敏感性。受访者也可能会表现出不耐烦：“你不也是内部人士吗？为什么还要问我？”因此，数字田野并非天然解决了传统田野中研究者-研究对象的距离问题，反而在“伪亲密”与“数字欲望”之间引入了新的伦理维度。研究者是否应向受访者完全告知研究身份？能否在社群中“隐身观察”？如何在建立信任与保持批判之间取得平衡？这些问题无法依靠传统社会科学伦理标准简单裁决，而需要在研究现场具体判断。

田野的无边界性与“足够性”焦虑

回到最初的问题：田野是什么？是一个地理位置？是一种情感连接？还是一个方法框架？我们或许应意识到：今天的田野是一种“状态”，而非“地点”。它是研究者与信息流动之间的一种嵌入关系，是理解他人世界的路径，也是与自我经验的再协商。

在数字民族志中，田野的边界往往是模糊的。这不仅指地理与空间上的“无界”，也指时间上的“无限”延展：研究者可以不断返回聊天记录、追溯评论轨迹、再访被访者、复看平台政策更新。但正是因为这一“可回溯性”与“可检索性”，研究者反而难以判断何时“完成”田野工作。

在传统民族志中，研究者往往经历“去那里”“在那里”“回来”的三阶段节奏；而在数字田野中，这一节奏失去了明确的断点。田野不再是一个必须离开的地方，而是成为一种持续性的存在状态。这催生出一种典型的“足够性焦虑”：是否还有更多社群值得访问？是否还有新的术语、操作方式、账号体系尚未掌握？是否每一次平台政策调整都值得记录？这种“无边的田野”在带来+知识丰盈的同时，也带来写作与收束的困难。

线上与线下结合：持续的田野与方法结合

数字民族志并非对传统质化研究方法的全盘替代。人类的认知、认同、实践从未真正“线上/线下”二元分裂，而始终是交错交织的。因此，我们需要避免技术决定论式的田野观，亦不可将网络视为“纯数字世界”。每一个线上账号的背后，都有具身的节奏、情感的波动与社会的结构性力量，更呼唤我们将数字田野和具身的传统田野结合起来。

布迪厄曾说：“好好地写写那些平庸无奇的世事人情吧。”在数字田野中，我们所写的不再只是“人”，而是“人与平台”“人与数据”“人与技术”的协商和斗争。在这片看似虚拟，实则真实的土地上，质化研究不但仍有用武之地，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并且天然地呼唤与其他方法和范式的结合。

笔者尝试在数字民族志的语境下重构“田野”这一概念的认知边界。在算法时代，饭圈粉丝的点赞、转评、控评、刷榜或许在平台数据中只是转瞬即逝的流量波动，但在研究者笔下，它们可以成为理解当代社会中技术-情感-权力交织关系的关键入口。

未来的数字田野研究，或将更多关注普通用户的“技术想象力”与“算法策略性”，关注那些被算法秩序所吞噬但又在夹缝中闪光的实践者；也将继续追问：在由平台控制的可见性场域中，哪些声音被压制？哪些想象力仍在延续？谁在建构“规则”，又是谁在不断重写它们？

这是一个值得继续田野的时代。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56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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