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有成竹”这一成语是咋来的？“版权”应归宋代山东诗人晁补之

□张漱耳

在中国画史上，纯以画竹而著名画家并不多。按朝代算来，也即宋代有文同、元代有顾安、明代有夏昶、清代有郑板桥而已。列首的宋代文同，字与可，写竹用墨固然自有一套，殊不知他之所以扬名于世，全是因为有至今都流传不衰的“胸有成竹”成语。成语源于同朝为官的山东诗人晁补之，是从他的“与可画竹时，胸中有成竹”提炼出来的。晁补之与画家文同都系大宋进士，当朝文人。他受过苏轼奖掖提携，世称“苏门学士”。今天就讲讲他的事儿，扒一扒“胸有成竹”的来龙去脉。

少年才子 杭州拜师

晁补之，字无咎，晚号归来子，济州钜野县（今菏泽巨野）人。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生人。

晁补之出身官宦世家。祖父晁仲偃，为尚书库部员外郎，曾任凤翔通判。父亲晁端友，晁补之出生之年考取的进士，曾任浙江上虞、新城（今浙江富阳县）知县，调京后任秘书省著作佐郎。

晁端友为官清正，著作等身，一生写了十几卷诗文著作。苏轼曾为他的诗集作序，称其诗“清厚静深，如其为人，而每篇辄出新意寄语。”其中《宿济州西门外旅馆》在当时广为传唱：“寒林残日欲栖乌，壁里青灯乍有无。小雨情信人假寐，卧听疲马啮残刍。”

晁补之叔父晁端礼，字次膺，中进士后两做知县；徽宗时为大府协律郎，有词集《闲斋琴趣外篇》六卷，晁补之常和他诗歌唱和。

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晁补之自少年时代就精通词律，作诗著文，积累了广博的历史知识。13岁时，父亲领他到常州，请知州王安国收徒。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学问很大，专注经学。他收弟子的门槛很高，晁补之凭借聪敏强记，让王安国啧啧称奇，纳入门下，成为最年轻的一个弟子。

宋熙宁三年（1070年），晁端友就任杭州新城县知县，时晁补之17岁，随父来到浙江。一到杭州，顿觉山川秀美、人物盛丽、工艺绝巧,就仿照枚乘的《七发》、曹植的《七启》,写了名为《钱塘七述》的辞赋。

就在这一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弊端，为王安石不容，为离开是非之地，请求了派任外职官缺，就任杭州通判。一天，翩翩少年晁补之登门拜师。苏轼接过递上的《钱塘七述》，细细浏览，感到文采风流，清新华美。特别那段对钱塘潮的描绘，引起了苏轼共鸣。他面露喜色。他原来也打算写篇赞颂杭州的辞赋，可以说正在酝酿中，如今看罢小晁的成品，赞叹曰：“吾可以搁笔矣！”

此后晁补之拜谒苏轼门下，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其他三人为黄庭坚、秦观、张耒）。

触景生情 有感而发

苏轼离开杭州去密州后，晁补之的父亲也病故了。小晁有些失魂落魄，从新城回归钜野。

在奔赴济州、曹州途中，心情悲凉到极致，便写诗寄托情怀。其中《曹州道中二首》之一这样写道：天旱久不雨，四郊多狂风。萧萧班马鸣，落日大野中。君子守宫廷，至乐圣所同。喟予不逢辰，足迹道里重。

《济州道中》的诗句也有“贫交借羸马，慈母授征袍。野静狐狸出，天寒雁鹄高。艰难忆亲归，清泪渍平皋”。

当时黄河还没有改道，常有水旱、水患袭扰他的家乡。他用诗反映灾民生活：“生涯不复归桑田，瓦釜荆篮止道边。日暮榆园拾青荚，可怜无数沈钱郎。”

最后的“沈钱郎”有出处。《晋书·食货志》释为：吴兴沈充铸小钱，人称郎钱。他在这里是说榆树的果实形状像沈郎钱，灾民用来充饥。

从以上诗作可以看出，晁补之写诗绝不会无病呻吟，都是触景生情。像后来的“胸有成竹”，从未脱离实际。

元丰二年(1079年)，晁补之26岁考中进士，并在接下来开封及礼部别院应试中皆列第一。监考官感念他文章作得“近世未有”，进呈宋神宗御览。赵顼帝看后曰：“是深于经术者，可革浮薄。”意即文章深厚，能够革除轻薄浮躁文风。

元祐初年（1086年），晁补之任太学正。经五朝执政大臣李清臣推荐，被召试学士院，担任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主要职责是校勘典籍，掌管图书和国史实录。

放官扬州 师徒搭档

元祐六年（1091年），晁补之放扬州通判。恰巧第二年三月，老师苏轼由安徽颍州调来扬州做知府，晁补之作为扬州府二把手与之搭档，欣喜万分，写诗相迎。

扬州的芍药闻名全国，年年开芍药花会，苏轼和晁补之发现一些官吏借此搜刮民财。他们体察民间疾苦，下令停止了万花会。苏轼还屡次上书朝廷，免除扬州百姓多年积欠的钱粮，“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饱之乐”。晁补之都竭力支持苏轼的一切利民举动。

师徒扬州为官期间，除写下许多唱和诗篇外，有个人他俩谈论最多。这个人就是已故画竹名手文与可。

文与可名文同，号笑笑居士，又称石室先生；皇祐元年（1049年）进士，在京做过太常博士、集贤校理；相继放陵州、洋州知州。他是梓州梓潼郡（今四川绵阳）人士，苏轼是他的表弟。

文同能诗善画，特别擅画竹子。晁补之听苏轼介绍，他这位表哥在洋州（今陕西洋县)做知州时，别人都觉得那里是穷乡僻壤，他却十分惬意此地。为什么？因为这里满山满谷都是竹林，表兄可以与夫人同去观竹，细察竹子在风、晴、雨、雪中的千姿百态。

由于对竹子观察到位，画起来得心应手。苏轼跟他学过画竹，告诉晁补之，自己与与可亲密无间，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苏轼还挑选文同生前送他的《墨竹图》，转赠晁补之一张。并把文同一帧墨竹册页拿出共赏。

这个册页是文同元丰元年（1078年）赠送他的。次年正月，文同奉调出任湖州（今浙江吴兴）太守，不幸于当月二十一日病逝赴任途中的陈州（今河南淮阳）驿舍，享年61岁。当时苏轼得知噩耗，以手摩挲画册，挥泪不止。晁补之听罢深受感染，对着画册，久久凝思。

元祐末年，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将苏轼调回京都，担任兵部尚书，报到后又改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晁补之也被召回秘书省，先后任秘书丞、著作郎。其间，他写了一篇《罪言》上书，主张以军事力量收复石敬塘献给辽政权的幽蓟16州，成为主战派。

不久，晁补之出任齐州（今济南）知州。时河北大饥荒，灾民流入齐境。他深表同情，请求朝廷批准，得粟万斛救济灾民，还派人为大批无家可归者搭建席棚，送去用具、药品，救活了数千性命。任职期间，他还主持修复了曾巩兴建的齐州名胜北渚亭。

晁补之为官清正，执法甚严，很有政治抱负，然而没多久，却被人翻了旧账，读出他撰修的《神宗实录》，不乏触犯圣上之处，遂被降为应天府（今安徽）亳州通判。此职仍遭人异议，直到改贬监理信州（今江西上饶市)酒税才罢休。

收酒税收到宋徽宗即位，晁补之被新帝召回京都，担任史部外郎、礼部郎中，兼国史编修和实录检讨官。他对徽宗很感激，写了一首《遇赦北归》：“山犹故险水犹奔，无复前年溅泪痕。自是人心随境别，橹声帆色尽君恩！”

打入“奸党” 壮志未酬

1101年,徽宗决定改建中靖国年号为崇宁,意即崇尚熙宁年间。而熙宁年间的标志就是王安石变法。时司马光、苏轼等对变法持反对态度。元祐年间司马光当了宰相，排除新党，废了新法。

现在徽宗重提变法，殊不知时过境迁，朝廷再无王安石，丞相已成蔡京，他和章惇、王黼等权奸把持朝政。此次变法变质，赤裸裸沦为一场党派私利之争。元祐诸贤与司马光、苏轼等，包括“苏门四学士”在内，都因宿怨被指控“奸党”，是为“党籍”案。

徽宗下令立“元祐奸党”碑，御书刻石于端礼门外。还下令烧毁苏轼和“四学士”的文集。蔡京也东施效颦，自书一“奸党”大碑，立于外路军州。

晁补之随即被赶出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出任河中（今山西永济）知府。在任期间忍辱负重，主持修河修桥，受益民众爱戴他，在祠堂挂上他的画像；旋即，又被罢，移知湖州、密州、果州（今为四川南充）。两年时间的频繁迁徙令他惶恐不安，他处处赔着小心，东奔西走，唯恐冷不丁有祸临头。

再小心翼翼该来的还来。崇宁二年（1103年），晁补之的担心变成现实，官职被一撸到底，打回故乡钜野。

作为文人，不当官了倒也自在，开始追慕陶渊明，他的自号“归来子”，就因修复“归来园”而得，只是曾有的理想抱负也就泯灭了。

在家的日子，爱好画画的外甥杨克一，听说姥爷见过文同画竹，登门向他讨教。晁补之拿出苏轼当年扬州转赠的文同墨竹与之赏析。

为说明文同画竹的精髓和内涵，晁补之干脆给他写了一首诗，诗名《赠文潜甥杨克一学文与可画竹求诗》。内容如下：

与可画竹时，胸中有成竹。

经营似春雨，滋长地中绿。

兴来雷出土，万箨起崖谷。

君今似与可，神会久已熟。

吾观古管葛，王霸在心曲。

遭时见毫发，便可惊世俗。

文章亦技尔，讵可枝叶续。

穿杨有先中，未发猿拥木。

词林君张舅，此理妙观烛。

君从问轮扁，何用知圣读。

这首诗道出了文同的艺术创作理念。主张在动笔前需对竹子的整体形态和精神有充分把握，进入“化境”状态，凝神忘我……其中“胸中有成竹”演变为汉语成语，影响颇巨，成为对文同艺术特色的精准诠释。

文同的墨竹，目前仅存留3幅，分别藏于国家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存世公认的真迹，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墨竹图》（如图）。

《墨竹图》纵131.6厘米、横105.6厘米；绢本，无款，但有“静闲口室”、“文同与可”两印；还有清内府嘉庆、宣统印各一方；上方有明代王直、陈循德两人题诗及陈循德题跋。

画作构图呈为斜“S”，以倒竹为主体，竹子虬曲的枝干凌空倚势，树叶生意盎然，有很强的空间感。低垂而虬曲向上的一枝墨竹，似生于悬崖挣扎向上，纡屈劲挺，折旋向背，向四处奔放扩张。枝干两旁，茁壮生长的密叶纷披，运笔不急不徐，有变化有弹性。不论竹干、竹节，无论画枝、画叶、画石，均不见钩廓骨架，只用一笔，像写字一样“写”出，笔笔相应，一气呵成，体现了文同非凡的笔墨功力和对竹的深刻理解，展现了文人写意画的本质。

晁补之在家乡过了七八年闲居落寞生活，大观四年（1110年）又被起用担任泗州知州。这时他五十有八，因在家条件差，营养没跟上，已尽显老弱病态，任上当年身体就出状况去世了。尚健在的“苏门四学士”之张耒为他写了墓志铭。铭曰：“补之自少为文，即能追步屈宋班扬，下逮韩愈柳宗元之作，促驾力鞭，务与之齐而后已。”

栏目策划/编辑 马纯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