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身后无名，为何在晚清声名鹊起成为“晚明三大家”之一？

一般读者或许始料难及，以“晚明三大家”身份相提并论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作为一种"三位一体"的概念与定论，其出现，实际上是个相当晚近的事件。

今人习惯性称谓的“晚明三大家”（或“明末三大家”），指的是明末清初三位著名遗民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虽然就生命历程而言，三人俱属于历清之日长，居明之时短，但后人偏爱以"明末"这一易代之际来界断其身份，意在凸显他们入清后一例拒绝出仕的"遗民"姿态。

虽然三家都有大量著述传世，但获得"三大家"的公名与盛誉，却要在身后迁延很久才实现。有清一代的前期与中叶，顾炎武、黄宗羲的声誉远在王夫之之上，二人在学界身居高位已成不容撼动之势。

相比之下，王夫之却远没有那么幸运。这一方面是由于王夫之生前寥落，避身穷壤、窜伏乡野，"声影不出林莽，门人故旧又无一有气力者为之表章"；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王夫之身后寂寞，著作散失，无由为当世所注意并推重。就及身之誉而言，王的确远不如顾，亦不及黄。

其之所以在多年以后，最终能够获得与顾、黄二人齐名的机缘，并称"晚明三大家"，进而在晚清经过多方话语的渲染烘托以后，声名如日中天，至有超越顾、黄的趋势，客观地说，这首先要归功于王夫之的湖南同乡曾国藩。

一、湖南大儒推重乡贤

曾国藩于同治四年（1865）率先刊印了《船山遗书》，书目多达五十六种，共二百八十卷，从而使得船山之学大行于天下有了一个物质性的坚实基础。

不过，在这二十余年前的1840年，邓显鹤已经在湘潭主持校刻过另外一套《船山遗书》、其中收录王夫之的著作十八种，共计一百五十卷，这应该是船山遗著首次得到较大规模的发掘和整理。

但邓显鹤主持校刻的这套《船山遗书》印数不多，后来又不幸毁版，它的流传范围和影响都非常有限。

曾国藩主持的这一新版本，不仅规模、内容都远远超出了邓显鹤首印所刊，而且“中兴名臣”的声望、湘乡相国的威仪，对于《船山遗书》的推广，也大有帮助。

王先谦在《续古文辞类篡》里即称："今者船山先生竟与顾黄两先生共垂不朽，刊书之功不可没。”

当然，尽管上述邓显鹤早年刻书之举并不彰显，但邓对世人"重新发现"船山之学，还是做出了一个独到的贡献：

那就是将王夫之与李、孙奇逢、顾炎武、黄宗羲这些已经在学界大名卓著的人物作了一番比较，以此为坐标系，确立船山应有的历史地位，并对王夫之的经学思想等进行了一些阐发。

邓认为，王夫之与这几位已经成为一代名流的学术人物相比而言，毫不逊色："刻苦似二曲（李颗），贞晦过夏峰（孙奇逢），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顾、黄两先生。”

而在这之后的学术史论述，无论湘军将领李元度所撰《国朝先正事略》，还是成于多人之手的《清史稿》，都一再沿用邓的这几句船山评语。

显然，这些“学术经典”的推波助澜与“正式表态”，进一步强化了王夫之在学界的“身份认证”。

经过19世纪中叶以来的典籍出版以及"权威论证"的多次确认之后，晚清的王夫之在人品志节、学术修养上能够比肩顾、黄，已经逐渐成为当时学界的一种共识和公议。

夏晓虹《明末"三大家"之由来》一文最后得出结论，认为：通过对于学术、思想的综合考察而以顾、黄、王三人并称的惯习，其首倡者大约仍应归功于湖南人。

例如邓显鹤在《沅湘耆旧集》中如此表彰王夫之，就是三人并提、不相上下的最早说法：

先生于胜国为遗老，于本朝为大儒。其志行之超卓，学问之正大，体用之明备，著述之精卓宏富，当与顾亭林、黄藜州诸老相颉顽。

而到了另一位湖南人谭嗣同那里，例如在《上欧阳中鹄书》中，谭则径直称三家为“国初三大儒”，显示当时在湘籍学者中，此说已成通论。

我以为，就谭嗣同持论的具体语境而言，还是颇有“利用”顾、黄已有之名誉特意抬举王夫之的意思，谭本身对于三家具体的认知，其实差异颇大，并非一例服膺。

需要说明，《国朝先正事略》的作者李元度本身也是湖南（平江）人，未尝不是同具乡贤情结。

既然"晚明三大家"作为成说在晚清的最后成型，主要缘于这一期间湘籍学者对于他们的"地方乡贤"王夫之的大力揄扬，使之得以与顾、黄鼎足，从而最终加入到三分学界天下的局面。

尽管喜欢抬杠的湘人如王闺运（1832—1916），同治八年（1869）就开始在日记中跟王夫之叫板。

虽读其杂说与北曲也要“凄怆悲怀”夜不能寐，却忍不住贬抑船山学不抵阎若球、顾炎武，"似精而粗"，甚至直陈其大名卓著的《黄书》"其见未卓"。

但细考王论其实还是从反面文章落笔，为王夫之的学术身份讨个公道。也就难怪，尽管身处晚清的"晚明三大家"，其被接受、解读、"利用"的遭遇各异。

但船山先生作为一位被多方势力集中打造的"学术明星"与"文化名人"，关于他的论定、裁断、分歧，一直都是这些话语体系中最耀眼的要角。

而一旦王氏跻身三家、显达学界之后，近世文人不免又将于三人中再分高下，见仁见智，乃至争论不休。

首先，"晚明三大家"之所以能够在晚清得以重构、整合、浮现，并且声名达到其生前身后甚至有史以来最显赫的时期，"维名教，异内外，而大春秋之防"，依然是这个"故事新编"的重头戏：

夷夏之辨当然并非什么新生事物，但配合了"民族主义"这个应运而生的时代名词儿，意义就大不一样了。

无法否认，晚明"三先生"在晚清地位如此崇高，于遗民志节以外，其实还是离不开那个貌似陈言俗套的"道德学术"。

不过，与此前学界的反复诉说不同，晚清学人针对于此的强调，更多包含了特殊时代文化变局中与“国族焦虑"混同一体的"国学焦虑"。

民初的通人学士也已指出，"晚明三大家”在晚清被重提，的确与其著述中多君、国之变相关，甚至具体落实到“清季种族革命论，其远源实黄太冲、顾亭林、王而农发之”的说法。

这话在时过境迁后看，似无关紧要，却密切关系到晚清时期三大家并提之际的具体排序：是黄、顾、王，顾、黄、王，黄、王、顾，王、黄、顾……还是其他？

这一自由组合，其实大有深意。某种程度上，陈去病发表于1904年的《与宗素、济扶两女士论文》诗后小注，曰"时余方辑王、黄、顾三大儒文为《正气集》"。

这个非常排序，正暗示了在清末民初，王、黄的身份特出与顾炎武的相对寥落，是一种普遍的认知。

二、梁启超的“小说”学术与“有为而发”

1902——1923年间，梁启超三著“中国学术史”：始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第3——5、7、9、12、18、21——22、53——55、58号上（1902年3—12月，1904年9—12月），署名“中国之新民”；

继为1920年的《清代学术概论》，原为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序言而作，竟而至于序言与正文等量齐观，只能独立成篇；

终为1923年蔚为大观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在本年春夏间清华学术演讲的基础之上撰成。

究其原因，不知是否出于梁启超本人对黄宗羲特殊的偏爱，他才会如此倾情"学术史"。至少，在梁看来，"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顾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

就此意而言，黄宗羲可谓梁启超写作“学术史”的前辈与先贤。被梁启超誉为“史家未有之盛业"、"创为学史之格"的黄宗羲，因其《宋元学案》与《明儒学案》的学术史写作，而跻身中国旧有史学家中"稍有创作之才"的罕见的六人当中。

1905年，梁启超还专门编成节本《明儒学案》。既然梁启超于1920年所著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经慨叹：

"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且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执"。

那么，我们何妨于梁启超这一系列撰述当中，一窥其学术观点的流变与发生的原因呢？特别是与本文旨趣密切相关的晚明学术史、尤其是针对“晚明三大家”的看法当中，所谓"局部的观察"、"有为而发之言"乃至其"结论偏执"，具体又是何指？

虽然梁启超于《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称顾、黄、王、颜、刘“五先生”为“新旧学派之过渡者”；

于《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吾于清初大师，最尊顾、黄、王、颜，皆明学反动所产也"；

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则称"清初几位大师——实即残明遗老——黄梨洲、顾亭林、朱舜水、王船山……之流"。

后者不仅多出一位朱舜水，且排序黄在顾前，而后又分别将他们纳入“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清代经学之建设”、“两畸儒”各章中分别进行详述；

但始终与列、无法撼动的"晚明三大家"，无疑就是探察梁启超"学术晚明"想象的最好靶子。

其实，明明知道按照学术界惯例，顾在黄前，梁启超三述"中国学术史"，总结性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置黄于顾前，固然缘于此际学界针对王（阳明）学普遍的重新认识与重视，但也未尝就不是一种个人的偏好。

而从最初的“五先生”、继之的“四大儒”到最后盖棺的"三大家"各占一章，梁启超本人的"学术演进史"，无疑也正折射了经由清末民初的反复言说，顾、黄、王“三位一体”的不断的身份上升与最后的地位巩固。

参考文献：

1.夏晓虹：《明末“三大家”之由来》，《瞭望》1992年第35期

2.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王而农先生事略》，第1372页,台北:文海出版1967年。

3.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篡》，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

4.黄节：《明儒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从祀孔庙论》，《国粹学报》第3年第9号，1907年9 月。

5.黄睿：《花随人圣庵庶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