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你的职业衰退将远比你想的更早到来

© Luci Gutiérrez

利维坦按：

这真的是一个沉重又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不管你是否愿意面对，一个基本的事实已经摆在你面前：你的职业技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衰退。另一方面，我们又在极力否认或回避这一事实，具体的外化行为就是通过更多的付出来证明自己“依然卓越”。

当然会有人反驳说，我吃的不是体力劳动这碗饭，所以会越老越吃香。这话既正确也不正确，有些行业，比如教师，或许大概率会较晚面临职业衰退的困境；而更多的职业，则会随着你的年龄，耗尽你的“流体智力”。除非你及时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做好了相应的心理建设和后续转轨的可能，否则，亦如文中所言，“早年才华横溢与成就似乎并不能成为晚年痛苦的‘保险单’”，甚至，这些曾经的辉煌会成为你中年乃至老年痛苦的真正根源。

诗人弗罗斯特曾写道：“没有对明星旧梦的回想/能补偿晚景的凄凉/能避免艰难的收场”（No memory of having starred Atones for later disregard, Or keeps the end from being hard.

Provide, Provide，1936

“并不是没人需要你了。”

这句话来自一位坐在我后排的年长女士，那是一趟从洛杉矶飞往华盛顿特区的深夜航班。飞机上漆黑安静。一位我猜是她丈夫的男人低声回应道，语气轻得几乎听不见，大概是“真希望我死了”。

那位女士再次开口：“哦，别再说这种话了。”

我本不打算偷听，但实在无法克制。我带着一种病态的好奇心听着他们说话，在脑中勾勒出那位男人的模样。我想象他是那种一生勤奋工作却默默无闻的人，有着未竟的梦想——也许是从未拿到的学位、从未追求的职业、从未创办的公司。

飞机降落后，灯光亮起，我终于得以看清这位悲伤的男子。我震惊了——我认得他。他曾是，也依然是世界闻名的人物。那时他大约80多岁，多年前因其勇气、爱国精神和卓越成就而被视为英雄，备受敬仰。

当他走在我身后的过道上时，其他乘客都充满敬意地向他打招呼。走到驾驶舱门口，机长拦住他，说道：“先生，我从小就崇拜您。”几分钟前还在低语“生无可恋”的老人，此刻因过往的荣耀被认可而神采奕奕，满脸自豪。

出于某种自私的原因，我无法将这幕场景中的认知失调从脑海中抹去。那是2015年夏天，我刚过51岁生日不久。虽说我不像那位飞机上的老人那样享誉世界，但我的职业生涯发展得相当顺利。我当时是华盛顿一家发展迅速的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所长，写了几本畅销书，也常受邀演讲，我的专栏文章还发表在《纽约时报》上。

但我开始思考：我真的能一直这样坚持下去吗？我像疯子一样工作。可即便我每天工作12小时、一周7天，总有一天我的职业生涯会放慢脚步，最终停下。那时怎么办？有一天我会不会也怅然回望、希望自己已经死了？有没有什么是我现在就可以做的，让自己有机会避免那种痛苦——甚至，当音乐终将停止时，或许还能获得幸福？

尽管这些问题非常私人，我决定以我作为社会科学家的身份来应对，把这当作一个研究课题。这感觉并不自然——就像外科医生亲自为自己切除阑尾。但我还是全身投入了。过去四年里，我一直在努力寻找方法，想要把自己未来不可避免的职业衰退，从一场可怕的威胁转化为一个成长的机会。

在过去20年间，“幸福研究”这一领域迅速发展，并且逐渐达成了一个共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对幸福的体验会发生变化。在《幸福曲线：为什么人生在50岁之后更美好》（

The Happiness Curve: Why Life Gets Better After 50

那么，根据数据，人们可以期待之后会怎样？答案喜忧参半。几乎所有关于人类一生幸福感的研究都显示，在富裕国家，大多数人50岁之后的满足感会重新上升，一直到大约70岁。但到了70岁左右，趋势就变得不那么可预测了[1]。有些人幸福感维持稳定，有些人则持续变得更幸福直到去世。还有一些人——尤其是男性——则经历幸福感的骤降。事实上，75岁之后，男性的抑郁和自杀率开始上升。

《关于施密特》剧照。© 豆瓣电影

飞机上的那位英雄大概就属于最后这一类。少数研究者研究了这群人，试图了解他们不快乐的根源。简而言之：对他人无关紧要。2007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一组学术研究者分析了1000多名老年人的数据。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老年学杂志》（the Journal of Gerontology）上，结果显示[2]，那些很少或从未感到“自己有用”的老年人，其发展出轻度残疾的可能性是那些经常感到有用者的近三倍，而且在研究期间死亡的概率也高出三倍以上。

人们可能会以为，像飞机上的那位这样才华横溢、成就卓著的人，会比他人更不容易感到自己无足轻重；毕竟，成就是幸福感的一个公认来源。如果说当下的成就能带来幸福，那么对过去成就的记忆也应该能带来某种幸福感，不是吗？

可能并非如此。虽然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不多，但早年才华横溢与成就似乎并不能成为晚年痛苦的“保险单”。1999年，德克萨斯大学的心理学家卡罗尔·霍拉汉（Carole Holahan）和查尔斯·霍拉汉（Charles Holahan）发表了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刊登在《老龄与人类发展国际期刊》（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上。他们研究了数百位在年轻时被认定为极具天赋的老年人。霍拉汉夫妇的结论是：“年少时被纳入智力天赋研究，与80岁时的心理幸福感下降有关。”[3]

这项研究也许只是表明：高期望本身就很难承受，而告诉孩子“你是天才”并不一定是好父母的行为。（霍拉汉夫妇推测，那些被认定为天才的孩子，可能会把智力能力当作评判自我的核心，进而形成“不切实际的成功期望”，并且未能“意识到人生中还有许多其他影响成功与认可的因素”。）

然而，大量证据表明：对于那些曾经成就斐然的人来说，能力的衰退在心理上尤其残酷。想想那些职业运动员，很多人在运动生涯结束后都深陷困境。悲剧例子屡见不鲜，包括抑郁、成瘾，甚至自杀；至少在短期内，退休运动员的不幸福可能几乎成了常态。2003年，《应用运动心理学杂志》（the Journal of Applied Sport Psychology）发表的一项研究追踪了前奥运选手的生活满意度，发现他们在刚停止比赛时普遍缺乏对生活的掌控感[4]。

最近，我问了前奥运金牌体操选手多米尼克·道斯（Dominique Dawes），退役后回归正常生活的感觉是怎样的。她告诉我她很幸福，但适应过程并不轻松——甚至到现在都还不轻松，尽管她最后一次获得奥运奖牌是在2000年。“我的奥运心态会毁掉我的婚姻，让我的孩子感到自己不够好，”她告诉我，因为这种心态要求过高、咄咄逼人。“如果把每一天都当作奥运会来生活，只会让身边的人痛苦不堪。”

为什么那些曾经在巅峰的人，会如此难以适应？虽然还没有哪项学术研究能证实这一点，但我强烈怀疑，如果一个人将非凡能力的记忆视为自我价值的源泉，那它就可能成为后期平凡生活的危险对照。“依赖成功来获得幸福的人，是不幸的，”前一级方程式赛车手亚历克斯·迪亚斯·里贝罗（Alex Dias Ribeiro）曾写道，“对这种人来说，一段成功职业的终结就是生命的终点。他的命运要么是在痛苦中死去，要么去其他领域追逐更多成功，一直从一个成功奔向另一个成功，直到倒下为止。这样的人，在成功之后就没有生活可言。”

《步履不停》（2008）中，原田芳雄饰演的父亲一辈子倾心在工作上，退休之后亦很难适应闲暇的生活，经常把自己关在他的书房中。© 豆瓣电影

你可以把这称之为“心理-职业引力定律”：一个人对职业成就的情感依附越强，其职业声望曾经达到的高度越高，那么他在失去职业角色时所承受的痛苦也就越深。与职业成功相关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种“好问题”，但如果你曾到达职业巅峰，并且对那个位置投入极深，一旦不可避免地下滑时，你可能会极其痛苦。那就是飞机上的那位男士。也许，将来你也会是那样。而如果不采取一些重要的干预手段，我怀疑我也终将如此。

“心理-职业引力定律”有助于解释许多曾经做出世界历史性成就的人，后来却觉得自己失败的情况。以查尔斯·达尔文为例，1831年，他年仅22岁时就登上了“小猎犬号”，开始了为期五年的航行。27岁归来时，他因为在植物学和动物学上的发现，以及对进化早期理论的提出，而在整个欧洲广受赞誉。在接下来的30年里，达尔文以身处“明星科学家”金字塔顶端为豪，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论，并将其写成书籍和论文出版——最著名的是1859年的《物种起源》。

但进入50岁之后，达尔文的研究陷入停滞，他遇到了瓶颈。与此同时，一位名叫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的奥地利修士发现了达尔文继续研究所需的关键——遗传学原理。不幸的是，孟德尔的成果发表在一份鲜为人知的学术期刊上，达尔文从未读到——即便他读到了，他也缺乏理解这些理论的数学能力。从那以后，他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晚年陷入抑郁的他，在给一位亲密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年纪大了，既没有心力，也没有体力去开始任何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的研究，而那才是我唯一喜欢做的事。”

可以想象，若达尔文得知他在1882年死后声名日隆，他也许会感到欣慰。然而就他年老时所见，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他自己也变得无关紧要。那天夜里飞机上坐在我身后的，也许正是达尔文那样的人。

这也可能是年轻时的我，因为我过早地体验了职业衰退。

我小时候只有一个目标：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圆号演奏家。我刻苦钻研，每天练习数小时，寻找最好的老师，并在任何我能找到的乐团演奏。我的卧室墙上挂满了著名圆号演奏家的照片，以激发我的灵感。有一段时间，我以为我的梦想可能会实现。19岁那年，我离开大学，在一个巡回演出的室内乐团找到了一份职业演奏家的工作。我的计划是不断提升在古典音乐领域的水平，几年后加入顶级交响乐团，甚至成为一名独奏家——这是古典音乐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但就在我二十出头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我的演奏水平开始下降。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技法开始退步，我无法解释这一切。无论做什么都无济于事。我拜访了更多的名师，练习更加刻苦，但就是回不到过去的状态。曾经轻松演奏的曲子变得困难，曾经困难的曲子变得无法完成。

我那年轻却摇摇欲坠的职业生涯中，最糟的一刻可能是我22岁时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那场演出我还需要在演奏前做一个简短的介绍。我往前走了几步，却踩空跌下舞台，掉进了观众席。演出结束回家的路上，我满心阴郁地想着，也许这是上帝给我的某种启示。

© Music Teacher Magazine

但我还是挣扎着坚持了9年。我进入了巴塞罗那市立管弦乐团，练习时间比以前更多，但演奏能力却持续下滑。最终，我在佛罗里达的一所小型音乐学院找了份教学工作，盼望奇迹出现，但从未如愿。意识到也许该为自己另做打算，我通过远程课程重新上了大学，并在30岁前拿到了学士学位。我暗地里晚上继续学习，一年后又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最终，我不得不承认失败：我的音乐生涯再也无法扭转。于是，31岁那年，我放弃了音乐梦想，转而攻读公共政策博士。

生活还得继续，对吧？某种意义上是的。学业完成后，我成了一名大学教授，这份工作我很喜欢。但我每天仍会想到那份深爱的第一志业。即使到现在，我仍会梦见自己站在舞台上，然后醒来时才想起，我童年的梦想如今只是幻影。

我很幸运，在还年轻时就接受了自己的职业衰退，从而得以把人生引向一条新的道路。但直到今天，那场早期衰败的刺痛依然让我很难写下这些文字。我曾向自己发誓，这样的事绝不能再发生。

这会再发生吗？在某些职业中，早期衰退是不可避免的。没人会指望一位奥运选手在60岁时仍然具备竞争力。但在许多对身体要求不高的职业中，我们却在潜意识里否认衰退在高龄之前的必然性。确实，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大腿肌群可能会有些退化。但只要我们头脑清楚，作为作家、律师、高管或企业家的工作质量，应该可以一直保持到最后，不是吗？

许多人是这么认为的。我最近遇到一位比我年长一些的男性，他告诉我他打算“一直拼到撑不下去”。换句话说，他计划用尽一切办法保持在事业巅峰，直到彻底倒下。

但很可能他做不到。数据清楚地表明：对大多数人而言，在大多数行业中，衰退开始的时间比几乎所有人预想的都要早。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名誉教授、全球研究创意职业生涯轨迹的权威之一迪恩·基思·西蒙顿（Dean Keith Simonton）的研究显示，从事业正式开始算起，前20年通常是成功与生产力不断上升的阶段。所以，如果你30岁左右正式开始职业生涯，那么你最好的表现大概会出现在50岁前后，而随之而来的则是衰退。

高峰与衰退的具体时间会因领域不同而有所差异。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战略与创业学教授本杰明·琼斯（Benjamin Jones）多年致力于研究人们在何时最有可能做出获奖的科学发现和重要发明。

他的研究可以用一首小诗总结如下：

年龄当然是场寒热病，

每位物理学家都应畏惧；

三十岁后还在苟活，

倒不如死去来得体面。

写下这段忧郁诗句的人是谁？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

保罗·狄拉克（1902-1984）。 © BBC

狄拉克的说法虽略显夸张，但却是实情。琼斯回溯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顶尖发明者和诺奖得主，发现创作杰作的最常见年龄是三十多岁后期。他的研究表明[5]，人们在二三十岁时产生重大突破的几率不断上升，而四五六十岁以后则逐渐下降。当然，总会有特例。但在70岁时诞生一项重大创新的几率，大致和20岁时一样——几乎为零。

文学成就大致也是相似的模式。西蒙顿的研究显示，诗人一般在四十岁出头时达到巅峰；小说家则稍晚一些。诗人兼小说家马丁·希尔·奥尔蒂斯（Martin Hill Ortiz）收集了1960年至2015年间《纽约时报》畅销小说排行榜的数据后，他发现，作者最有可能在四五十岁时登顶榜首[6]。尽管也有个别小说家高龄仍多产的著名例子，不过，70岁后写出畅销书的几率急剧下降。（某些非虚构作家——尤其是历史学家——的创作高峰稍晚，这点我们稍后会谈到。）

创业者平均来说更早达到顶峰，也更早衰退。许多科技创业者在20多岁时获得名声和财富，但到了30岁就已进入创意下滑期。2014年，《哈佛商业评论》报道，获得风投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创始人，大多集中在20到34岁年龄段[7]。后续研究表明，巅峰年龄可能稍有延后，但所有相关研究都显示，大多数成功初创企业的创始人都在50岁以下。

这些研究关注的是特定行业中的顶尖人物，但基本结论似乎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波士顿学院退休研究中心的学者调查了多种职业，发现从警察到护士等多个领域都存在显著的与年龄相关的能力衰退。其他研究还发现，美国职业棒球联盟表现最好的本垒裁判，年龄比表现最差者年轻23岁（后者平均56.1岁），经验少18年[8]。在空中交通管制员群体中，年龄相关的衰退尤其明显，而衰退带来的潜在后果也极为严重，因此强制退休年龄被定为56岁。

总之，如果你的职业需要快速的信息处理能力或复杂的分析能力（也就是大多数大学毕业生从事的职业类型），那你大概率会比自己预期得更早感受到明显的衰退。

很抱歉。

如果衰退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比我们多数人想象得还要早到来，那么当它真的来临时，我们该怎么办？

书店里有整整一个专区的书教人如何获得成功。书架上摆满了诸如《致富的科学》、《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类书籍。但却没有哪个书架标着“如何应对职业衰退”。

不过，也有一些人成功应对了自己的衰退。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就是一个例子。他生于1685年，来自德国中部一个著名音乐世家，很早就展现出非凡的音乐才华。在他65年的生命中，出版了1000多首适用于当时各种乐器形式的作品。

© Robert Greenberg

早年间，巴赫被认为是一位技艺惊人的管风琴演奏家与即兴创作大师。订单源源不断，皇室主动邀请，年轻作曲家争相模仿他的风格。他确实享有了真正的声望。 但这种声望并未长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所处的音乐风格逐渐被新的潮流取代，而那些潮流的推动者之一，正是他的儿子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卡尔是巴赫20个孩子中的第五个，继承了父亲的音乐天赋。他精通巴洛克风格，但对一种新的“古典”音乐形式更为着迷，而这种风格正在席卷欧洲。当古典音乐逐渐取代巴洛克音乐时，卡尔的名声如日中天，而他父亲的作品却被视为过时。

巴赫本可以像达尔文一样变得愤愤不平。但他却选择重新规划人生，从创作者转型为导师。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创作《赋格的艺术》。这部作品在当时并不出名，也并不受欢迎，但他的初衷是将巴洛克音乐的技巧传授给他的子女和学生——以及（尽管当时看来不太可能）——未来可能感兴趣的一代人。晚年，他以教师和顾家男人的身份过着更加平静的生活。

巴赫和达尔文有什么不同？两人年轻时都拥有非凡天赋，也都广为人知。两人死后都获得了永久的声誉。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如何面对中年时期的职业衰退。达尔文在逐渐落后于其他创新者时变得沮丧和抑郁，晚年陷入了悲伤的无所作为。而巴赫在落后时则重新塑造了自己，成为一位杰出的教师。他死时备受爱戴、内心充实，尽管不再如昔日那般声名显赫，但依然被尊重。

对于你我来说，尤其是在50岁以后，有一个教训就是：要做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不要做查尔斯·达尔文。

那该怎么做？

答案的线索，可能藏在英国心理学家雷蒙德·卡特尔（Raymond Cattell）的研究中。他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的概念[9]。卡特尔将流体智力定义为推理、分析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原始智力”。创新者往往拥有大量的流体智力。这种能力通常在成年早期达到巅峰，从30多岁到40多岁开始下降。这也是为什么科技创业者在年轻时成就斐然，而年长者在创新方面则更为吃力。

相比之下，晶体智力是指运用过去积累的知识的能力。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拥有一座庞大的图书馆，并知道如何运用它。它是智慧的精髓。由于晶体智力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它通常会在40多岁继续增长，直到生命晚期才开始下降。

依赖流体智力的职业往往早早达到巅峰，而依赖晶体智力的职业则在更晚的时候达到高峰。比如，西蒙顿发现，诗人——创意高度依赖流体智力——一般在40岁左右就完成了其一生中一半的创作产出。历史学家——依赖于丰富的知识储备——则通常要到60岁左右才达到这一里程碑。

我们可以从这些发现中提炼出一个实用教训：无论你的行业需要哪种类型的智力，你都可以努力让自己的职业重心从创新转向那些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保持或增强的能力。

比如什么？正如巴赫所展示的那样，教学是一种直到生命晚期才会减退的能力，它是职业能力随时间下滑模式中的一个重要例外。《高等教育期刊》（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在需要大量固定知识储备的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中，最年长的大学教授往往在学生评教中获得最高评价。这或许也解释了大学教授的职业寿命之长——四分之三的教授计划在65岁以后退休，其中超过一半的人打算在70岁以后退休，还有大约15%的人计划80岁以后才退休（相比之下，美国人的平均退休年龄是61岁）。我刚当教授那年，有一天我问一位60多岁的同事是否考虑过退休。他笑了笑，说自己更可能是“躺着离开办公室，而不是走着出去”。

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2019），耶鲁大学斯特林人文教授。© Ted Thai/LIFE/Getty Images

我们的院长可能会苦笑着听到这个回答——大学管理者常常抱怨，终身教职教授在职业后期的研究产出显著下降。年长教授占据的预算名额本可以用来聘请渴望做前沿研究的年轻学者。但也许正因如此，也孕育了机会：如果年长教授能够在不失去职业威望的前提下，将重心从研究转向教学，那么年轻教授就可以承担更多研究任务。

这种模式也和我在智库中看到的情况相符，那儿有各个年龄段的学者。虽然总有例外，但最深刻的洞见通常来自三四十岁的学者；而那些最擅长整合与解释复杂思想、也就是最优秀的“教师”，往往是60多岁、甚至80多岁的老者。

年长者因其智慧储备而成为最出色的教师，这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不论我们的职业是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可以有意识地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来传授知识。

几年前，我看到一幅漫画：一个垂死的老人躺在病床上说：“真希望我当时买了更多的垃圾。”很多富人为了积累财富而不断努力，积攒的钱远远超过了他们可能花掉或甚至可能留给后代的财富，这一直让我感到惊讶。有一天我问一位富有的朋友这是为什么。他解释道，很多富人只知道用金钱来衡量自己的价值，于是年复一年地在“仓鼠轮”上奔跑。他们相信，总有一天，当财富积累到某个点，他们就会真正感到成功、幸福，于是可以安心地面对死亡。

这是一个错误，而且并非良性错误。大多数东方哲学都警告说，专注于占有会导致执念和虚荣，而这会遮蔽人的本质，从而让幸福之路偏离方向。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不应该获取更多，而是应该剥除附加物，找到真正的自我——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

终有一天，再写一本书不会让我更满足；它只不过是拖延我写作生涯终结的一种方式。我的人生画布上又会多出一笔，坦白说，别人几乎不会注意到，也肯定不会很欣赏。我的其他大多数成功标志也是如此。

我真正需要做的是：不再把我的人生看作一幅需要填满的画布，而是把它看作一块等待雕琢的大理石。我要做的是减法——制定一份“逆向遗愿清单”（reverse bucket list）。我未来每年的目标应该是丢弃一些事物、责任和关系，直到我能清晰地看见那个最精炼、最真实的自我。

而那个“自我”到底是谁？

2018年，寻找答案的旅程把我带到印度南部的乡村，在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交界处的一个叫帕拉卡德的小镇。我是去见一位名叫斯里·诺丘尔·文卡塔拉曼（Sri Nochur Venkataraman）的导师，他的弟子们称他为阿查里亚（Acharya，意为“老师”）。阿查里亚是一位沉静谦和的人，致力于帮助他人获得觉悟；他对那些想从东方汲取创业灵感的西方科技人士，或试图逃离原有宗教背景的倦怠者都毫无兴趣。在确认我不属于这两类人之后，他同意与我交谈。

我向他倾诉了我的困惑：许多曾经有成就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经历痛苦，因为他们失去了那些历经多年辛勤努力才获得的能力。这种痛苦是无法避免的吗？是命运对骄傲者开的宇宙玩笑？还是有什么例外路径，能绕开这份苦楚？

阿查里亚含蓄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他向我解释了印度教关于四住期（Ashramas）的古老教义。

第一个阶段叫梵行期（Brahmacharya），是年轻和成年早期专注于学习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家住期（Grihastha），一个人建立职业、积累财富、养育家庭的阶段。哲学家们指出，这一阶段中最常见的陷阱是：人们开始执迷于尘世的回报——金钱、权力、性、名望——于是试图让这个阶段无限延续。

摆脱这些世俗诱惑的解药是第三个阶段：林栖期（Vanaprastha），这个词来自梵语，意为“退休”与“入林”。这一阶段通常从大约50岁开始，人们有意识地减少对职业野心的关注，转而更加投身于灵性、服务与智慧的追求。这并不意味着你到了50岁就得停止工作——毕竟大多数人也无法承受这么做——而是说，你的人生目标应该有所调整。

© wikipedia

林栖期是学习与训练的阶段，为的是最后一个人生阶段：遁世期（Sannyasa），全心奉献于觉悟的果实。古时候，一些印度教男性会在晚年离开家庭，发圣愿，在大师脚下度过余生，祈祷与修行。即使你75岁时并不打算真的坐在山洞里修行，这个理念的核心依然明确：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我们应当抗拒传统成功的诱惑，转而专注于那些更具超越性的事物。

我把飞机上那人的故事告诉了阿查里亚。他认真地听着，沉思片刻后说道：“他没有离开家住期阶段。还在沉溺于尘世的回报。”他解释说，那位老人的自我价值可能依旧牢牢系于几十年前的职业成就，他所获得的认可是对早已失去的技能的延续。如今的荣耀，只是昔日荣耀的残影。而与此同时，他完全错过了林栖期的灵性发展，也因此错过了遁世期应有的喜悦与宁静。

对于那些受困于“心理-职业引力定律”的我们来说，这段话意味深长。

设想你是一位进取心极强的A型人格律师、高管、创业者，或者——仅为假设——一家智库的总裁。从成年早期到中年，你职业上一路猛冲。你凭智慧而活——凭流体智力获取成功，并深深依附于这些成果。但印度教哲学的智慧——也包括许多其他哲学传统的智慧——都建议你应当在“自觉准备好之前”就主动远离这些回报。即使你正处于职业声望的巅峰，你也很可能需要减少职业野心，去扩大你对“形而上”事务的关注。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谈到“简历美德”（résumé virtues）与“悼词美德”（eulogy virtues）的区别，其实就是在将“四住期”体系以实用的方式呈现出来。简历美德指的是职业上的、面向世俗成功的能力，需要与他人比较；而悼词美德则是道德的、灵性的，无需比较。你的悼词美德正是你希望人们在你的葬礼上谈论的内容。例如，他为人善良，精神境界深厚，而不是“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高级副总裁，拥有大量飞行常客里程”。

你不会在场听到自己的悼词，但布鲁克斯想表达的观点是：我们要活得充实，尤其当我们进入中年之后，就要追求那些对我们最有意义的“悼词美德”。

我怀疑自己对职业衰退的恐惧，根源其实是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即使不在意识层面，也会驱使我表现得仿佛死亡永远不会到来，借由否认我的“简历美德”正在衰退。这种否认是有破坏性的，因为它让我忽略了那些能带来最大快乐的“悼词美德”。

© Tim's Thailand

那我该如何克服这种倾向？佛陀提出的方法之一，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死随念（corpse meditation）。在泰国和斯里兰卡的上座部佛教寺院中，僧侣们会注视着不同分解阶段的尸体照片进行冥想。学生们被教导要对自己的身体说：“此身亦复如是，如此其性，如此其命，如此其不可避免之终。”起初，这似乎显得很阴森恐怖，但它的逻辑是基于心理学原理的——而且，这并非仅存于东方文化中的观念。米歇尔·德·蒙田在16世纪写道：“让我们剥夺死亡的陌生感，让我们频繁地面对它，让我们习惯它；让我们脑子里想的最多的就是死亡。”

心理学家称之为脱敏（desensitization）：即通过反复接触令人反感或恐惧的事物，使它变得平常、普通、不可怕。而对死亡来说，这种方式确实有效。2017年，美国几所大学的研究人员招募了一些志愿者，让他们想象自己患上绝症或被判死刑，然后撰写博客，表达他们的想象感受或“临终遗言”。研究人员随后将这些内容与那些真正临终或面临死刑的人所写的内容进行对比。这项发表于《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杂志的研究结果非常惊人：仅仅想象自己即将死亡的人，他们的言语消极程度是真正面临死亡的人的三倍——这表明，与直觉相反，当死亡还停留在理论上、遥不可及时，比当死亡成为现实时更可怕[10]。

对大多数人来说，主动面对死亡、让死亡变得具体而真实（而不是用追逐世俗成功来回避思考它），可以让死亡变得不那么可怕；去拥抱死亡会提醒我们：万物皆无常，同时也能让我们更加珍惜每一个当下。正如E.M.福斯特（E. M. Forster）所言：“死亡毁灭了一个人，但对死亡的观念拯救了他。”

衰退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发生得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还要早。但痛苦并不是命中注定。接受我们能力的自然节奏，为超越提供了可能性，因为它让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更高的精神和生活优先事项上。

但这样的转变，并不只是喊口号那么简单。我之所以展开这段研究，就是想为我余下的人生制定一张具体而清晰的路线图。这最终促成了四项明确的承诺：

1. 跳跃（JUMP）

职业上最常见的错误之一，就是试图永远维持巅峰状态，继续倚赖那种会在较早人生阶段开始衰退的“流体智力”。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关键是要在当下享受成就本身的意义，并且在自己仍掌控的时候、甚至在“还没准备好”之前离开。

所以，我辞去了美国企业研究所所长的职位，就在本文发表时生效。虽然我还没感觉到自己出现的衰退，但那只是时间问题。像许多高层职位一样，这份工作极度依赖流体智力。此外，我希望摆脱工作带来的繁重责任，有时间进行更多的精神追求。事实上，这个决定并非完全出于我个人原因。我热爱我的机构，也亲眼目睹过许多类似的机构因首席执行官任职时间过长而遭遇困境。

离开你所热爱的事物，就像失去了你的一部分。藏传佛教中有一个词叫“中阴”（bardo），意为介于死亡与再生之间的一种存在状态——一位著名佛教老师将其形容为“你站在悬崖边缘的那一刻”。而我，正在放下那个定义“我是谁”的职业身份。

我非常幸运，有能力、有机会从一份工作中退出。但很多人并没有这样的条件。不过，其实你不一定非得辞职；更重要的是逐渐从最明显的世俗回报中抽离——权力、名声、地位、金钱——即使你仍在工作、继续事业也没关系。真正的诀窍，是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林栖期，在此阶段进行学习和训练，为最后一个阶段的圆满做好准备。

© Antony Gormley

2. 服务（SERVE）

时间有限，而职业野心往往会挤压掉那些真正更重要的事情。从“简历美德”转向“悼词美德”，就是从以自我为中心的活动转向以他人为中心的活动。

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是一个天生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但我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迎合自我私欲的代价是灾难性的——因此我现在每天都在努力与这种倾向作斗争。

幸运的是，服务他人的努力可以正好契合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所形成的优势。还记得吗？那些以教学或指导为核心的工作，通常在较晚年达到巅峰。因此，我正将自己的职业生涯过渡到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可以完全投入于服务他人的观念分享，主要方式是在大学授课。我希望我最有成果的岁月还在未来。

3. 敬拜（WORSHIP）

因为我在文中多次提到了宗教和精神传统，也强调了在职业成功中投入过多的危险，一些读者可能会自然地认为：我是在把“敬拜”与“工作”对立开来，主张只强调信仰生活。

但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我确实强烈建议每个人去探索自己的灵性面向——而我自己，也计划将余生中的一大部分，投入到对我个人信仰——罗马天主教——的实践当中。

但这并不意味着信仰与工作是对立的。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能将自己从世俗的执着中抽离，并把精力转向启发与帮助他人，那么工作本身也可以变成一种超越性的追求。巴赫曾说过：“所有音乐的目的和最终目标，应当只是荣耀上帝与安慰心灵。”无论你是否信仰某种宗教，“安慰心灵”都可以成为你工作的目标——正如巴赫那样。

巴赫在他的大多数手稿末尾都会写下“唯有荣耀归于上帝”（Soli Deo gloria）。然而，他在最后一份手稿《赋格的艺术》中的“第十四赋格”未能写上这句话，因为这首曲子在一个乐句中途戛然而止——他在谱写过程中去世了。他的儿子C.P.E.巴赫在乐谱上补写道：“赋格进行到此处……作曲者去世。”

巴赫的生命和作品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与他的祈祷融为一体。这，便是我所追求的。

4. 联系（CONNECT）

在整篇文章中，我聚焦的是：我在工作能力衰退之后的幸福感会受到什么影响。但大量研究强烈表明：人一生的幸福感——不只是晚年，而是贯穿整个人生——与人际关系的健康和丰富度直接相关。因此，尽早将工作从生活中的主导位置上移开，为更深厚的人际关系腾出空间，这会成为抵御职业衰退焦虑的一道堤坝。

花更多时间在关系上、花更少时间在工作上，这并不等于放弃成就。《诗篇》中这样描述义人：“他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按时结果，叶子也不枯干。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也许会认为一个人的非凡成就之路，就像一棵高大的白杨树——独自生长，独自高耸入云，也独自死去。对吗？

© Good Earth Plants

错了。白杨树确实可以比喻成功人士，但它的意义不在于“孤高”。地面上看似一棵棵孤立的白杨，地下其实连接着一个巨大的根系，彼此相连，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事实上，白杨树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种生物有机体。美国犹他州有一个叫潘多（Pando）的白杨树林，覆盖106英亩，总重估计超过1300万磅。

面对我的衰退，真正的秘诀就是更加有意识地感受到“我与他人相连的根”。如果我在人生早期用心经营了家庭与友情之间的爱，那么，即使我个人正在凋零，也将通过他人的绽放得到补偿。

当我谈起自己一直在进行的这项个人研究项目时，人们通常会问我：那位飞机上的英雄后来怎么样了？

我常常想起他。他依然很有名，时不时会出现在新闻中。最初，每当我看到关于他的报道，心中都会闪过一丝类似怜悯的情绪——但我现在意识到，那其实只是我对自己未来恐惧的折射。所谓“那可怜的人”，真正的意思是“我完了”。

但随着我对本文中所阐述原则的理解愈加深入，那种恐惧也相应减少了。如今我对那位飞机上的男士所怀有的情感，是感激——感谢他教会了我许多。我希望他也能找到平静与喜悦，正如他无意中帮助我获得的那样。

参考文献：

[1]www.psychologytoday.com/au/blog/know-your-mind/201507/how-do-our-levels-happiness-change-we-age

[2]pubmed.ncbi.nlm.nih.gov/17284554/

[3]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2190/CLU1-DEUK-XAFB-7HYJ

[4]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41673552_Psychological_Characteristics_and_Their_Development_in_Olympic_Champions

[5]www.nber.org/papers/w11359

[6]martinhillortiz.blogspot.com/2015/05/new-york-times-bestsellers-ages-of.html

[7]hbr.org/2014/04/how-old-are-silicon-valleys-top-founders-heres-the-data

[8]www.bu.edu/articles/2019/mlb-umpires-strike-zone-accuracy

[9]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display/document/obo-9780199828340/obo-9780199828340-0207.xml

[10]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0956797617701186

文/Arthur C. Brooks

译/天妇罗

校对/tim

原文/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9/07/work-peak-professional-decline/59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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