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顾英、苏强烈反对，罗斯福为何非要让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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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对日宣战之际，中日全面战争已展开4年多，蒋介石国民政府一直在重庆苦撑苦熬，等待美日战争的来临。

当得知美国对日宣战之时，蒋介石长舒一口大气，“美日终于打起来了！”中国举国欢欣鼓舞，似乎看到了对日战争胜利的曙光，蒋介石国民政府的确应该庆贺。应该庆贺的，不仅是美日战争的胜利必然会带来中日战争胜利的希望，而且，美日战争也提高了中国作为反日同盟国的战略地位，导致罗斯福产生要“使中国成为大国”的东亚战略。美国从此下定了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决心。

1、“让中国成为大国”的构想

太平洋战争是美国成为世界强国后，首次遭遇到另一强国的战争挑衅。因此，对美国而言，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彻底打败日本，还要在战争后防止日本的军事威胁重现，这一考虑，成为美国对战后远东秩序规划的首要前提。

基于此，中国在权力政治中不再被视为无足轻重，中日战争也不再被孤立对待，而被赋予新的价值和意义。几乎从战争一开始，罗斯福就显示出要使中国成为大国的决心。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两周，英国首相丘吉尔飞赴华盛顿，参加在1941年12月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会议期间，罗斯福根据其顾问霍普金斯的建议，要求在盟国将于1942年1月1日使其发表的《联合国家宣言》里将中国不按照字母表的顺序与其他国家同列，而使其与苏联、美国、英国并列，将四国一起排到其他国家之前，这是美国首次在国际场合公开表明美国要“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治意图。

当时，丘吉尔对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突然产生的分量，感到十分惊讶他回忆道：

“在华盛顿时，我已经发现中国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甚至在上层人物的心目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大意义。我意识到有一种评价标准，把中国几乎当作一个可以同英帝国不相上下的战斗力量，把中国军队看作是一种可以同俄国军队相提并论的因素。我向总统表示，我认为美国舆论对中国在这场全面战争中所能做出的贡献估价得过高了。他大不以为然（表示）中国有五亿人民。如果这样众多的人口能像日本在前一世纪里那样蓬勃发展起来，并取得现代化武器，那时候会怎样呢？”

不论丘吉尔怎么去想，显然美国已经决定展开积极行动，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付诸实施。

随后，在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活动，尤其是讨论对战后世界的安排时，美国向苏英两国力争抗辩，反复强调了中国的重要性。

1942年5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美。谈到对战后世界的设想安排，罗斯福告诉莫洛托夫：

战后复活国联没有实际意义，应该以大国为“世界警察”发挥作用；中国在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之后，可以与美、英、苏一道，成为四大国，这样中国可以发挥对日本的警察监督作用，并至少可以确保25年的和平。

1943年3月，英国外相艾登访美。

美国国务卿赫尔向艾登表示，“中国将会成为远东警备日本极有益的力量，我们正考虑尽可能使中国强大”。

在与艾登等讨论成立联合国的问题时，罗斯福又进一步强调，国际组织的真正决策应由美、英、苏、中四国来做出。

1943年10月，莫斯科外长会议筹划建立战后“普遍的国际性组织”，会上，苏联反对将中国视为大国，但赫尔坚持不予让步，并不惜以减少美国对苏联的租借援助相威胁，苏联因此而做出了让步，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在莫斯科会议上得以成为《莫斯科宣言》的最早正式签署国之一，并因此获得成为战后“普遍的国际性组织”中四大国之一的政治保证。

1943年11月底12月初的德黑兰会议，斯大林再次对以中国为四大国之一提出质疑，并建议分别成立欧洲和远东地区的国际组织。但罗斯福坚持表示，战后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应该是世界性的，中国作为东亚代表，它的地位也应该是世界性的。

1943年11月22-26日召开的开罗会议，成为美国“使中国成为大国”政治努力的顶峰，在开罗会议上，美国重申了在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时提出的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原则，支持中国恢复“满洲”、台湾、澎湖等自甲午战争以来，被日本侵占的一切中国领土，并支持中国作为四强之一参加战后国际组织。

这些承诺均在1943年12月1日美英中联合发表的《开罗宣言》里得以明确。《开罗宣言》表明了美国彻底击败日本的决心，也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排除日本，以中美关系为基轴的美国战后在东亚的政治目标。

2、罗斯福为何要让中国成为大国？

另一方面，在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同时，美国也着手致力于改变中美关系中仍然存在的不平等，美国此时仍在华享有治外法权，1882-1913年间制定的排华法案也仍然对中国移民实施歧视性限制，1942年10月，美国主动将废除治外法权条约的问题提出于中国进行交涉，1943年1月11日，中美缔约，美国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权。

该条约于5月2日生效，从此结束了自《中美望厦条约》签订以来两国关系不平等的历史。1943年10月，罗斯福又向国会提案，要求废除排华法案，并给中国移民以平等的入境限额。12月17日，国会通过了该法案，可以说通过这些努力，美国在国际法意义上将中国提升为地位平等的同盟国。

“使中国成为大国”政策的决策是相对突然的，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罗斯福从未谈到过美国要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治目标，美国的政府文件和一般杂谈中也都没有发现有关论述。

在1941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讨论《大西洋宪章》时，曾设想英美同盟在战后担当世界警察，但却没有提到中国，罗斯福的朋友罗森曼曾感慨，“罗斯福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神秘。”

决策的突然性显然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有关。

这一政策在战争爆发后迅速提出，大致原因有二：

首先，是出于中美联手以打败日本的军事目的；其次，是出于对战争结束后确保美国在东亚的地位和对东亚国际秩序做出安排的政治考虑，这两点在战争初期国务院就对华政策所做的表述中，均有明确的体现。

国务院对在华军事目标的表述是，“美国政府主要的和直接的目的是保持中国对日作战，并动员中国的全部军事、经济力量进行强有力的作战行动，”对在华政治目标所作的表述是，“美国政府对华的长远政策是基于这种信念，即远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基本条件是使中国成为该地区的主要的稳定因素。”

就军事目的而言，由于战争的紧迫，这一决策有着强烈的服务于军事目标的政治手段的色彩，对美国而言，中国可资利用的军事价值总体上包括了以下几方面：

(1)提供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2)牵制并消耗日本军事力量，使其不能投入其他战场；(3)提供攻击日本本土时便利而必不可少的军事基地，尤其是空军基地；(4)在心理战上抵消日本有关“亚洲人的亚洲”、“大东亚圣战”之类的战争宣传等。

对中国上述军事价值的考虑既体现在罗斯福、赫尔等重要人物的谈话中，也充分反映在战争时期有关重要军事决策里，为此，从太平洋战争一开始，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就决定成立中国战区，让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名义上有权指挥美英中三国军队。

1942年2月，罗斯福又决定将史迪威将军派驻中国，作为美国在中国战区军事代表和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总参谋长，以“增强美国对中国政府战时援助的有效性并协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能力”。

在抱有对中国的上述军事期待的同时，美国关于“欧洲第一、亚洲第二”的总体战略，以及美国对华有限的军事援助能力，也对罗斯福做出“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治决策有重要的影响。

由于无力同时展开对德日决战，美国的总体军事战略是先打败德国，之后再使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一点决定了美国首先需要把中国留在对日作战战场，牵制日本军队，以待美国打败德国后再回头与日本决战。但是，由于中国的实际能力，它能否坚持到德国战败，难以预料。

支持中国军队需要投入大量的战略资源；蒋介石本人也经常以中国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弱点以及随时可能出现政治军事崩溃为由，要求美国给予援助，还不时暗示中日有单独媾和的可能。

在美国有限的战略资源不能充分满足欧亚战场同时作战的需要，而又必须克服上述矛盾，以保证欧洲战场优先的总体军事战略的情形下，罗斯福只能考虑以其他方式弥补对中国战场战略物资分配的不足，来稳住蒋介石。

在这个意义上，以提升中国的政治地位，让尚未完全与其他大国主权平等的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的政治承诺，来确保蒋介石留在对日作战战场，是罗斯福政治考虑的重要方面。

政治考虑的另一方面，是对战后东亚秩序的设想。罗斯福考虑在战争结束之后让日本退出东亚的权力舞台，而使古老的东方大国中国承担起填补日本退出后东亚权力政治真空的作用。同时，因为他决心吸取日美关系的历史教训，制止战争，改变美国在东亚地位一直受日本的挑衅与威胁，处于对日本挑战被动反应的境地，一劳永逸地解决美日在东亚的竞争纠葛。

3、期望值的下降

对于中国的实际能力，英、苏两国显然很怀疑。丘吉尔在华盛顿会议时就表示，“当我认为某一种评价标准完全不切合实际的时候，千万不要指望我去采取这一态度。”

1943年3月，艾登在访美之际又警告赫尔，“中国是否稳定很值得怀疑，战后可能必须经过革命。”

1943年底在德黑兰，斯大林对罗斯福所谈的“四大警察”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问题又充满疑虑，他告诫罗斯福，欧洲可能对中国拥有对自身问题发言权不满，“战争结束之时，中国或许没有如此实力”。英苏两国在有机会时，都提醒罗斯福在对中国的认识问题上保持冷静。

罗斯福并非不冷静，做出这一决定，他还考虑到战后东亚会出现另一种新情况，这就是在日俄战争后已经淡出东亚权力舞台的俄国，将以新的姿态并挟强大的实力，重返东亚权力舞台。正如他在1943年某一天告诉海军上将蒙巴顿勋爵，把中国当作“大国”可以在战后一个时期制止侵略。

当时他说，有了5亿中国人做盟友，“这在今后25年或50年是非常有用的，即使目前中国还不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军事和海军支援。”在他看来，由于中国的战略地位，一个友好的中国可以成为抵制苏联在亚洲扩张的缓冲地带，甚至可以发挥制衡苏联的作用。

总之，不论是基于现实，还是出于“希望这个具有古老文明的大国变成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基督教的国家并追随美国领导的理想”，罗斯福显然决心要把“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贯彻下去。

但是，随着战争的推进，不论军事还是政治形势都发生着变化，使得罗斯福有关“使中国成为大国”政策的推行变得复杂和困难。

首先，是美国对华军事目标发生转移。

战争之初，美国主要期待利用中国军队兵员众多的优势与日本展开地面作战，同时把中国机场作为从空中进攻日本的主要军事基地。为此，日本占领缅甸之后，1942年6月，在华的史迪威将军制定了一个中英美协同作战的缅甸收复计划，旨在重新打通仰光到昆明的运输线，粉碎日本封锁，使每月三万吨的军需品能够抵达中国。

但是，这个计划遭到中英两国的反对。蒋介石要保存实力，英国也不愿意因为在仰光发动两栖进攻而分散欧洲战区的军事力量和装备，并且英美在军事物资调拨上也有困难。这些原因致使缅甸收复计划被一拖再拖，不断修改。到1943年5月华盛顿会议时，史迪威庞大的计划，变成只是重占缅甸北部、开辟雷多公路的小规模有限战役计划。

到开罗会议时，由于丘吉尔的坚持，罗斯福甚至取消了孟加拉湾的两栖作战计划，致使缅甸收复计划搁置，由于缅甸收复计划立足于以中国为反攻日本的重要基地，该计划的搁置，直接影响到中国作为反攻日本的军事基地的价值。

与此同时，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胜利，也使美国对华军事期待发生变化。1942年5月，美军在珊瑚海战役的胜利挫败了日本海军对新几内亚的攻势。6月，美军又在中途岛战役大获全胜，夺得太平洋战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8月，美日展开瓜岛之战，美军苦战半年后获胜，取得了战略反攻的重要立足点。此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确立了突击太平洋中部，并从太平洋西南部反击日军的作战计划。

太平洋战场的胜利加上缅甸收复计划难以实现，使自1943年10月起，美国作战指挥部门开始考虑主要从太平洋而非自中国大陆反攻日本的战略方针。当时，最新型的航程达1500海里的B-29轰炸机已研制成功并装备美军部队，这使得从太平洋岛屿起飞轰炸日本变得轻而易举，同时也自然加强了以太平洋为基地的作战计划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作战指挥部门决定先夺取马里亚纳群岛，并在那里建立起反攻日本的重型轰炸机基地。这样一来，对中国的军事期待便降低为使中国坚持抗战，牵制在华日军，以减缓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了。

其次，是美国对华军事期待值降低。这种降低，是由于美国感受到中国自身政治军事形势复杂，以及国民党军队战斗能力太差，在战场上屡战屡败的结果。

当初罗斯福以史迪威为美国在中国战区的军事代表和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官的总参谋长派赴中国，目的是要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配合美国的整体作战计划。史迪威到达中国后，为使中国军队能在反攻日本的战斗中发挥作用，积极致力于中国军队的改组。但他很快就发现，蒋介石只关心自己对军权和政权的控制，认为军队改组会危及其政权统治。

而且，蒋介石也不想同日本人作战，只想保存嫡系部队的实力，并向美国争取更多的援助来加强实力，以备有朝一日同共产党军队最后摊牌。

蒋介石不时与史迪威在怎样改组中国军队的问题上产生尖锐冲突。史迪威认为蒋介石在为他的工作设置障碍，愤怒之余，他甚至断言“我们是同僵尸结盟”。

4、从“无条件支持”到“有条件支持”

当时，围绕对蒋介石和中国军事政治形势的看法，美国在华军政人员分为两派，一派以史迪威为首，坚决反对美国与蒋介石政权绑在一起；另一派以美国在华的另一个高级军官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为首，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

进入1944年后，上述所有政治、军事矛盾都开始变得尖锐化。

由于无法实现史迪威所需的物资调派和军事计划，并考虑到必须支持蒋介石以防止其与日本单独媾和，罗斯福支持了陈纳德从中国空袭日本的计划。但陈纳德飞虎队对日本本土的冒险轰炸不仅未能达到军事目的，反而刺激了日本在1944年1月24日下达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命令。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即豫湘桂战役）历时8个月，自4月17日豫中会战开始，至12月10日自越南北上的日军与南下广西的日军会合，完成日军打通从华北至印支半岛的大陆交通线的军事计划为止，国民党军队在豫中、长衡、桂柳会战中连战连败，损失数十万人，丢失国土20余万平方公里、大小城市164座、机场36个，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军队的国际形象更为关键的是，华东空军基地连续失守，致使以中国作为对日反攻主要基地的军事价值彻底化为乌有。

9月，美英在魁北克会议重新确认了从1943年10月以来便考虑的从太平洋反攻日本的总战略，10月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定，盟军没有必要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

在豫湘桂战役进行之际，由于蒋介石军队的溃败以及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罗斯福也试图在中国尝试与蒋介石之外的其他力量合作的可能，7月初，美国陆军观察组被派到了延安，其目的是想探索与中共在政治和军事上合作的可能性。美军观察组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欢迎，观察组成员，尤其是约翰·谢伟思，更展望了与中共的合作前景，并预言美国支持蒋介石政权的政策注定要失败。

但是，美国与中共之间短暂的“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多久。到1944年夏秋，在豫湘桂战役紧张之际，为争夺中国战区最高统治权，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也演至白热化，8月，为了缓和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并帮助蒋介石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调处国共纠纷，罗斯福以帕特里克·赫尔利为特使赴华。

派遣赫尔利的决定对美国走上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的不归路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赫尔利几乎从到达中国的那一刻起，就认为他的使命是把中国所有的军事利政治集团统一到蒋介石的领导之下，并且笃信只要苏联不反对，这一目标就可以实现。

到1944年10月，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决定都使得这一个月成为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分水岭。在军事上，由于中国军队在豫湘桂战役的失败和美军在太平洋跳岛战役的胜利，使美国完全放弃了把中国作为反攻日本重要军事基地的作战计划，只保留了要求中国军队继续在战场上拖住日军的有限目标在政治上，罗斯福在一番犹豫之后，最终决定支持蒋介石，他召回了史迪威，以艾伯特·魏德迈。

取而代之，随后，以反共著称的赫尔利又接替了支持史迪威的高斯，成为新任美国驻华大使，召回史迪威和对赫尔利的任命导致美国同中共短暂“蜜月”的结束，延安陆军观察组被很快撤回，而在赫尔利的压力下，一批批评蒋介石政权、要求美国与共产党保持接触的外交官也纷纷离开了中国。

这样，美国在实现其对华政治目标与无条件支持蒋介石政权的问题上，开始失去政策回旋余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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