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盒藏尸》为何是香港十大奇案之一？嫌疑人怒言：是警察陷害我

在香港的犯罪历史长河中，1974 年发生的纸盒藏尸案犹如一颗沉重的巨石，激起了层层涟漪，成为了香港十大奇案之一，至今仍被人们所热议。这起案件不仅因其作案手法的诡异而备受关注，更因在审判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疑点，引发了公众对于司法公正性的深刻思考。

少女的神秘失踪

1974 年 12 月 16 日，香港跑马地的夜晚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下，16 岁的女工卞玉英满心欢喜地攥着手中的电影票，蹦跳着跑向铜锣湾百德新街的电话亭。她打算给男友打个电话，分享一下自己即将去看电影的喜悦。

谁也未曾料到，这一个看似平常的举动，却让她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成为了香港司法史上最受争议的死者之一。

卞玉英，一位在工厂里辛勤劳作的普通少女，性格内向，平日里与同事们相处融洽，也并无任何感情纠纷。她的生活简单而平静，然而，命运却在这个夜晚无情地捉弄了她。当晚 8 点，她拨通了男友张伟强的电话，兴奋地告诉他自己要去看电影《巴黎最后的探戈》。

然而，她并不知道，这部电影当日因尺度问题临时撤档，她根本不可能买到票。这通电话，成为了她与外界最后的联系，此后，卞玉英便如同人间蒸发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惊现纸盒藏尸

两天后的 12 月 18 日清晨，城市逐渐从沉睡中苏醒，一名清洁工像往常一样在路边进行清扫工作。当他路过一个角落时，一个电视机纸箱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纸箱看起来有些异样，散发着一股奇怪的味道。

清洁工心中涌起一丝不安，他小心翼翼地掀开纸箱，眼前的一幕让他惊恐地尖叫起来。纸箱内，少女卞玉英全身赤裸蜷缩其中，口鼻被胶带封得死死的，脖颈处一道紫黑色的勒痕触目惊心，仿佛在诉说着她生前遭受的痛苦与折磨。

警方接到报案后，迅速赶到现场。眼前的场景让经验丰富的警察们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卞玉英的尸体已经僵硬如石，法医经过仔细检验后推断，她的死亡时间大约在 12 月 16 日晚 10 点至凌晨 1 点之间。

她的指甲缝里残留着少量棉纤维，左臂有针孔状灼伤，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她的体内并未检出药物或遭受性侵的痕迹。

更诡异的是那个装着尸体的纸箱。箱体没有任何破损的迹象，封口胶带仅外侧有卞玉英的指纹，内侧却干干净净，仿佛有人戴着手套将她 “塞” 了进去，制造了一个 “完美密室”。

警方在现场周围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试图寻找更多的线索，然而，除了这个纸箱，他们一无所获。这起案件，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谜团，让警方陷入了困境。

艰难的调查过程

重案组迅速成立了专案小组，全力投入到案件的侦破工作中。他们首先从卞玉英的社会关系入手，对她身边的每一个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工厂的同事们对卞玉英的评价都很好，她工作认真负责，与大家相处和睦，没有任何矛盾冲突。

而她的男友在得知女友失踪后，心急如焚，配合警方提供了所有可能有用的信息。警方经过调查，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

案件陷入僵局时，法证科在纸箱底部发现了一根沾着奶油的木质雪糕棍。这一发现让警方看到了一丝曙光。化验结果显示，奶油中混有少量工业润滑油，与附近安美雪糕店的配方一致。刑警老梁带领着队员们立刻突击搜查了安美雪糕店。

在员工欧阳炳强的工具箱里，他们找到了半卷与封箱胶带同批次的存货。这一发现，让欧阳炳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欧阳炳强，时年 26 岁，是雪糕店的一名维修工。面对警方的询问，他的回答开始露出破绽。案发当晚，他自称 “在家看电视”，但邻居却听见他家洗衣机深夜轰鸣。警方在他的裤脚处检出了与纸箱相同的瓦楞纸屑。

然而，辩方律师提出质疑：“雪糕店每天卖出上百根雪糕，凭什么认定是他的？” 面对这一质疑，警方一时难以给出确凿的答复。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又发现了一些对欧阳炳强不利的证据。在他的住处，搜出了与死者同款的绿色羊毛衫。在审讯过程中，心理学家指认他多次无意识地模仿死者蜷缩的动作。这些证据看似对欧阳炳强极为不利，但也存在着诸多疑点。

比如，死者指甲缝里的棉纤维、左臂的针孔状灼伤，与欧阳炳强又有什么关联呢？案件依然迷雾重重。

庭审的激烈交锋

1975 年 11 月，案件在香港高等法院正式开审。控方和辩方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双方各执一词，让整个庭审过程充满了戏剧性。

控方抛出了一系列所谓的 “铁证”：

首先，通过纸箱搬运实验证明，单人无法在不留指纹的情况下将尸体装入纸箱；

其次，在欧阳炳强住处搜出与死者同款绿色羊毛衫；

再者，心理学家指认其审讯时多次无意识模仿死者蜷缩动作。这些证据看起来似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直指欧阳炳强就是凶手。

然而，辩方也不甘示弱，他们请来英国鉴证专家大卫・韦伯斯特为欧阳炳强辩护。韦伯斯特对控方的证据进行了逐一反驳。

他指出，针孔灼伤可能是死后虫蛀导致，电烙铁的温度根本达不到形成针孔状灼伤痕迹的要求；雪糕店每日客流量超 300 人，纸箱底部的瓦楞纸屑被污染的概率极高，不能仅凭此认定与欧阳炳强有关；而羊毛衫是当年的流行款，全港售出逾万件，不能因为欧阳炳强拥有同款羊毛衫就认定他有罪。

这场庭审持续了 78 天之久，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陪审团成员们在听取了双方的陈述和证据后，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之中。最终，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投票，陪审团以 7:2 的陪审票裁定欧阳炳强谋杀罪成立，判处死刑（后改无期徒刑）。

然而，退庭时，一名陪审员突然跪地痛哭：“我们可能杀错人了……” 这句话，如同一声惊雷，再次将案件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案件的后续影响

欧阳炳强被定罪后，始终坚称自己是冤枉的，他一直在为自己申诉。2017 年，欧阳炳强终于获得假释。面对记者的追问，他始终坚定地表示：“我替人背了黑锅。” 随着时间的推移，案件的疑点逐渐发酵。

2006 年，退休法医黄志强承认当年受上级压力，夸大了针孔灼伤与电烙铁的关联性。这一消息的曝光，让人们对当年的审判结果产生了更大的质疑。2012 年，匿名人士向《明报》寄送一卷磁带，录音中男子醉酒称：“阿英看到不该看的，大哥让我处理掉”。

警方重启调查后发现，卞玉英失踪当晚，雪糕店二楼正在举办黑帮堂口的 “扎职宴”。这一系列新线索的出现，让人们不禁猜测，真正的凶手是否另有其人？

更耐人寻味的是，当年主张定罪的检察官李志明晚年接受采访时说：“证据链确实有缺口，但那个年代需要给市民一个交代。” 这句话，无疑道出了案件背后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司法困境。

此案直接推动了香港司法改革。

1980 年，香港引入 “疑点利益归于被告” 原则，这一原则的引入，旨在确保在证据存在疑点时，应作出有利于被告的判决，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1983 年，香港成立独立法证事务部，提高了法证鉴定的专业性和独立性。

1995 年，香港废除死刑，欧阳炳强成为香港最后一批死刑改判者。这些司法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香港的司法体系，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而卞玉英案的关键物证 —— 那个血迹斑斑的纸箱，至今仍封存在警察博物馆 4 号仓库。2019 年，DNA 比对技术升级后，警方在胶带上检出另一组男性基因，数据库却显示 “无匹配对象”。

这一发现，再次为案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或许真相早被 1974 年那场大雨冲走了，但人们对于真相的追寻从未停止。

纸盒藏尸案，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它反映了当时香港社会的复杂面貌，也对香港的司法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案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却从未停止。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凶手？欧阳炳强到底是罪有应得还是蒙冤受屈？这一系列问题，或许只有等待时间来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