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菊梅：47岁拔光所有牙齿，当兵61年，正军级却能享受上将待遇

她47岁拔掉全部牙齿，只为一款降酶药能快一点研发出来，没人逼她，是她自己递的申请，三次拔牙记录在档，主治医生犹豫再三，她签了字。

这是1972年，解放军302医院的地下实验室里，她是主任，陈菊梅。

寒门出医者：从贫苦少女到传染病专家

1925年，浙江天台，一个孩子出生时屋顶漏水，父亲在屋外接雨。

家里种地，祖上没出过一个秀才，父亲只认得账本上的几页大字，母亲没上过学，这个女孩小时候瘦小，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服，脚上穿的是大人旧鞋改的小布鞋。

小学读得快，老师告诉她父亲：“这个孩子记性好，能上中学。”初中学费要三块钱一个学期，她父亲花了一整年养鸡卖蛋才攒够。

1948年，她考入浙江医学院，是那一届唯一一个来自农村的女生。

那个年代，学医的女性很少，尤其是临床方向，陈菊梅选了传染病方向，她说得很直白：“有用。”

1954年，她被公派出国。目的地是苏联列宁格勒第二医学院（现俄罗斯国立医科大学），那一年她29岁，已经是浙江医院传染病科主治医生。

她不喝酒，不跳舞，不参加舞会，她只做一件事：看实验动物肝脏变化。

她提前一年完成了所有课程和论文，导师评价她“比苏联本地博士还狠”，1958年，她拿到传染病学博士，归国，进入解放军302医院。

那年302医院刚刚改编成全军首家传染病专科医院，原址在北京西三环外，她是首批进驻医生之一。

她是唯一的女博士，穿军装，挂听诊器，站在男医生身边说：这个不是伤寒，是乙肝。

以身殉科研：拔牙摘器官的惊人抉择

1969年，她带队下乡，目标是陕北黄龙县，那是肝炎高发区，黄河上游，水源浑浊，农村普遍共用针头，集体生活条件差。

她带着12名军医、8箱试剂、4台便携式血液分析仪，还有她自己。

驻地是一个旧学堂，土炕铺床，她白天采样，晚上记录，几乎不睡觉。

有一个死者18岁，肝区肿大，昏迷前还喊着冷，她当场解剖，发现肝脏黑紫色，变性明显，记录中她写了三句话：

“死亡时间10:52，ALT升高10倍，无药可解。”

她开始尝试新药，不是西药，而是中草药提取物，她从“安眠药副作用”入手，发现一批服用五味子酊剂的病人ALT下降。

她反复试验，一年后固定了五味子、茵陈、柴胡等比例，命名为“肝得安”。

这个药是中国第一个对重型肝炎有效的中成药。

正式试验从1971年开始，但她身体开始出问题。

她的病历报告显示：慢性肾炎、牙周炎、免疫球蛋白异常，因为长时间服药与暴露在患者体液中，她的抵抗力接近崩溃。

她写了申请：要求摘除扁桃体和阑尾，避免后续发炎影响试验计划，医院批准了手术。

接下来，她做了另一个决定：三次拔牙。

她的牙龈经常化脓，导致进食困难，用药频繁，她主动申请拔除全部牙齿，以便长时间不间断服药和工作。

第一次拔7颗，第二次拔8颗，第三次拔剩下的全部，全麻，术后缝合23针。

她用搅碎的米汤和粉末状蛋白粉补充营养，之后三个月里，她的体重下降了7公斤。

她没有回家休息一天，302医院的门诊记录里，每天都写着她的名字和查房备注。

“肝得安”在1973年获得部队内部推广使用，试验数据显示：用于慢性重型肝炎患者，死亡率从85%降至38%。

同年军队报刊首次公开报道：“我军传染病专家陈菊梅主持肝病治疗方案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

她写了方案：中西医结合，她说：“不是融合，是排序，先解热、再护肝、最后排毒。”

这种模式后来被国务院医改小组采纳，编入部队统一教材，这套标准，衍生出50多种降酶药物，推广至全国近百家医院。

1974年，302医院为她安排了内部表彰，她没去，她在病房写下：

“摘掉全身器官也值得，只为摘掉‘肝炎大国’这顶帽子。”

军旅传奇：从传染病战场到非典前线

1976年，陈菊梅正式转为军籍，编制在解放军总后卫生部，军衔：文职一级，工作单位：302医院传染病中心。

她那年51岁，已经是全军传染病领域公认的“骨干人物”，没有正式的军衔，文件上写的是“文职专家特级待遇”，内部解释是“享受正军级待遇”。

这个头衔意味着：她坐的车配司机，出差专人护送，看病不挂号，所有药物和试验器材优先供给。

她不抽烟，不打麻将，穿军装从不换便装，北京三环的302医院改扩建三次，她参与了两轮设计，连地下通风管道怎么走都亲自画图。

她不是在办公室，也不是在会议室，她在病房、实验室、或者车里。她的车后备厢有三个抽屉：一个放笔记本、一个放消毒水、一个是紧急注射包。

1998年，她73岁，按规定，文职退休，文件准备好了，但她没批复，理由是“尚有项目未结题，肝病防控基础尚不稳固”。

她的退休延期批文直接送到中央军委人事局，由原总后勤部领导签署，档案上写了一句话：继续保留原待遇，安排必要助手，确保其科研与诊疗任务顺利执行。

2003年，非典爆发。

她78岁，带队编写《军队系统非典防控操作指南》，该手册成为多个省市疾控机构参考模板。

她本人进入北京小汤山医院采集样本、参与会诊、主持分析，提出“高通风+分段隔离+重症单元”的三段式处置流程。

她不戴金属眼镜，因为防护服压痕会透风，她把圆框眼镜换成塑料的，镜片在防护面罩里常起雾，她就站着不动，等雾散，再低头做记录。

整个防控期间，她连续20天未离开小汤山，每天吃三顿盒饭，最常吃的是西红柿炒鸡蛋。

她的助手记录：她夜里在帐篷里用头灯看病毒浓度变化图，手不抖，字工整。

她的建议直接影响了302医院ICU改造项目，2004年，新建负压病房投入使用，是全军第一家独立负压治疗系统，她参与了结构设计与过滤系统选型。

2008年汶川地震，她83岁，没有预告，没有安排，她直接打电话给军委防疫小组：“我去绵阳。”

她提出“监测体系+重点控制”八字方案，把灾区分为五类风险区，要求每个区一日一测，三天一报，病例集中录入，防疫专家说，这是“数字化流调”的雏形。

地震发生三个月后，汶川县无传染病爆发，军队给她记军队二等功。

同一年，解放军人事体系做出罕见决定：授予陈菊梅“正军级文职特级”待遇，生活保障与待遇比照战区级上将标准。

她没有仪式，也没有典礼，她回北京后只说了一句话：“我还得写报告，别耽误事。”

晚年坚守与精神传承

2010年，她85岁，确诊帕金森病。

症状最初出现在右手无名指，写字时不稳，后来开始步态不稳，手指颤抖，她没有停止出诊。

她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三上午9点到12点。她提前15分钟到，提前准备听诊器、口罩、棉签。

她的工位旁边贴着红纸条：“不加号”，但她每天接诊人数都是排爆满，护士习惯在她桌下放一个折叠凳，她随时坐下，不让病人看出疲态。

她怕自己尿频会影响病人看病时间，于是控制饮水，每次只喝三口，用带刻度的水杯，记录水量。

她手抖，但仍坚持签字，病历单写字逐渐歪斜，最后干脆用盖章，她说：“名字就不写了，章是真的。”

2015年，她正式从302医院离岗，那年她90岁。

她回到自己在阜成门附近的家，家里两室一厅，阳台一角设了书桌和一个听诊凳，她贴了一张纸：“微型诊所，仅限邻里。”

每周三上午，她继续坐诊，居民说她不收钱，只看病，偶尔递一个大白兔奶糖。

她的病历记录本上密密麻麻地写着病名、药名、剂量。她的字越写越小，后来用打印机打印药单。

晚年，她行动困难，靠轮椅，她在轮椅扶手上安装一个写字夹，夹着药单，她坚持写到无法控制手臂为止。

她共发表论文140余篇，主编《非典防治手册》《军队肝病诊疗标准》《传染病野外处置手册》等，部分教材至今在军医大学使用。

她提出并建成全军首个野战传染病移动医院单元，包括可移动检验舱、可调压隔离舱、快速部署模块，设计方案在军科院档案中编号“JM-A9”。

2021年，她在家中病逝，享年96岁。

她在遗嘱中写明：遗体捐赠首都医科大学，不举行追悼会，不办告别仪式，不立传。

她的床头贴着一句话：

“轻己重人，病者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