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谋仅创造了不少华人第一,也可以说是当代职业生涯最长的企业家。1931年出生在宁波的张忠谋,成长的少年时代是他们那一代人都需要经历的颠沛流离。他在香港、重庆、上海完成了小学和中学的学业,1949年远渡重洋去哈佛求学,成为那一年1000多哈佛新鲜人中唯一的华人。他在哈佛只待了一年,但这一年他亲身经历二战之后巅峰期的美国,体验了美国精英教育的多元,也学会了真正用英文思考。
为什么在哈佛只待一年?因为父亲教诲他得学会一门求职的技术。他于是转学到同城的麻省理工学院(MIT)。MIT相比较哈佛缺乏多元的色彩,学生更加专一也更加努力。张忠谋选择的是机械系,四年完成了从大学到硕士的课程,却两次博士考试落榜,不得不在美国找工作。事后想来,落榜MIT的机械工程专业博士考试是张忠谋人生的一大幸事,因为这让他误打误撞接触到了方兴未艾的半导体行业。他首先入职一家小公司,自学了解初兴的半导体行业,两年之后全家搬到得州加入得州仪器。
当时的得州仪器还是一家快速成长的小公司,也是全球第一个研发并生产硅基晶体管的创新企业。员工年轻,人人都是一股拼劲,996很常见,张忠谋如鱼得水。张忠谋是与英特尔创始人摩尔和格鲁夫同时代的芯片老人,也与他们在各种行业研讨会上相识相交,这些都是时代赋予张忠谋的幸运。因为很擅长创新,得州仪器很看好张忠谋,入职三年之后留职全薪由公司付学费送他去斯坦福大学攻读电子工程学的博士,他也因此成为从美国常春藤最著名的三大学府毕业的学生。
学成归公司,张忠谋在得州仪器工作了整整25年,见证了得州仪器的快速成长和后期的迷茫与停滞。他曾经有机会争取得州仪器的一号位,希望一展自己的抱负,但这一次幸运女神没有眷顾。1983年,52岁的张忠谋离开了得州仪器。你可以说他失业了。但以他曾经在得州仪器第三号人物的履历和他在半导体行业中的资历,市场上的机会一大把。他可以成为一家小公司的CEO或者一家投资公司的合伙人。毕竟已经财富自由,张忠谋在纽约特朗普大厦买了一套公寓,思考下一步做什么。那时候流行一句话“我跟命运有个约会”,张忠谋所不知道的是,他竟然会在56岁那一年创建台积电,而他在台积电竟然又工作了31年,直到2018年才卸下董事长的职务。
创建台积电的第一步是1985年张忠谋被延揽出任台湾工研院的院长。工研院设立的目标就是推动台湾芯片产业的发展。工研院的这段经历让他充分理解台湾经济发展起飞阶段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也让他对台湾做事的人情世故有了亲身体会。而张忠谋也是合适的时间出现的合适的人,具备全球视角和产业深度。为了创建台积电,台湾地区政府投入巨资,也邀请台湾的其他商业大佬,比如台塑,投入资金。最大的一笔外资则来自飞利浦,飞利浦将自己的芯片生产技术授权台积电使用,转移技术,并投入4000万美元资金,占台积电27.5%的股份。那时候飞利浦是全球导体行业的第二梯队,也是制造外包的急先锋,当时大陆还没有开放,台湾仍然是全球制造的成本洼地,很具有吸引力。因为飞利浦同时投资了后来光刻机龙头阿斯麦(ASML),这又奠定了台积电未来与阿斯麦的深入合作。
台积电让张忠谋有机会真正施展自己的抱负。几十年后,他自己总结台积电的创建是将芯片代工这个划时代的战略想法落地:台积电的特点是重写了游戏规则,让很多人都可以进来,成为芯片行业重要的基础设施,让千百个创新性的芯片公司成为可能,因为它们不再需要担心复杂的芯片制造投资巨大,或者良品率低。
简单总结一下,张忠谋如此悠长的职业经历,恰好见证了全球芯片业过去60年的大发展。他是和摩尔、格鲁夫同时代的第一代芯片人,在得州仪器的25年见证了芯片行业从无到有,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的发展。这是芯片业从0到1的大发展时期。创建台积电则是两方面一拍即合的结果,一边是台湾积极发展芯片业的产业政策扶植,一边是张忠谋的不甘,不甘心在盛年就离开蓬勃的芯片业,也希望实践自己芯片行业更加专业制造——也就是代工制造——的全新战略想法。台积电近四十年的发展历史,一直坚持张忠谋定下的发展理念,专注于制造,专注于客户服务,与客户一同成长,终于从一家很小的芯片代工厂,到现在市值超过一万亿美元,拥有全球最领先芯片制造技术的芯片制造厂,与排在后面的三星和英特尔拉开了一大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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