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对越反击战，李德生长子在敌军阵地指示炮兵部队：向我开炮

“团长！越军把咱们围了！”1979年3月6日凌晨三点，广西边境的浓雾里传来侦察兵急促的报告声。李和平抹了把脸上的硝烟，扯开被弹片划破的军装领口，目光扫过阵地上仅剩的十七名战士——这个被越军重兵包围的山头，正是开国少将李德生长子践行“不搞特殊化”家训的最终考场。

故事要从二十年前北京西郊的菜地说起。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十二岁的李和平蹲在地垄边削南瓜，刀刃蹭过青涩的瓜皮发出“嚓嚓”的脆响。“爸，王叔家今天蒸白面馍了。”少年咽着口水，手上捆扎藤蔓的动作却没停。时任12军军长的李德生正弯腰清理田埂，头也不抬：“南瓜饭养人，吃饱了下午接着挖防空洞。”这段对话成为李和平参军前最深刻的记忆，将军府的餐桌上，南瓜粥的热气总混着防空洞里潮湿的泥土味。

1968年深秋，刚满十六岁的李和平被父亲塞进军用挎包里的《论持久战》，目送上了南下的军列。列车启动前，李德生突然抓住车窗框：“记住！12军的兵，提干要靠子弹说话！”这句话让李和平在滇南大山里啃了八年压缩饼干。当同批入伍的参谋子弟纷纷调回机关时，他正带着测绘班在边境线上摸爬滚打，军用地图上的等高线浸透了亚热带季风带来的霉斑。

1979年2月17日黎明，集结号撕破友谊关的晨雾。时任106团副团长的李和平攥着作战地图冲进指挥部，正撞见军首长对着电话发火：“把李和平调去后勤？问问李德生将军同不同意！”这位将门虎子突然笑了，掏出兜里叠成方块的请战书——血渍在“敢死队”三个字上晕染开暗红的花纹。

真正的考验发生在3月6日的无名高地。当越军两个加强连合围阵地时，李和平的望远镜里映出漫山遍野的绿色头盔。他清晰记得父亲讲述的上甘岭：坑道里的战士用牙齿咬开手榴弹拉环，焦土中爬出来的幸存者军装上都结着血痂。此刻阵地上，报务员小张的右腿齐膝炸断，却仍死死抱住通讯设备。“向师部要炮火覆盖！”李和平吼出这句话时，正在给机枪压弹链的河南兵突然抬头：“团长，俺们村八个参军的老乡……”后半句被淹没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里。

有意思的是，当“向我开炮”的电波传回指挥所时，参谋长盯着坐标参数的手突然发抖——这个经纬度标记的位置，正是二十年前李德生将军亲自勘测的边境防御点。更戏剧性的是，当年参与绘制这份地图的测绘员，此刻正蜷缩在敌军包围圈最核心的工事里。

炮火犁过阵地的瞬间，李和平被气浪掀进三米外的弹坑。昏迷前最后听见的，是越军惊慌失措的越南语叫喊。三天后在野战医院醒来，护士告诉他：那轮精准的炮击不仅打退了敌军，还端掉了越军一个迫击炮阵地。病床边的搪瓷缸底，留着父亲托人捎来的字条：“36师需要个能带新兵的副师长。”

这场战役的余波里藏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李和平指挥的敢死队实际歼敌数比战报多出二十三人。军史研究员后来在越军档案中发现，该部指挥官战后报告称遭遇“至少一个加强团”——他们至死不信，把他们打得肝胆俱裂的对手，不过是支弹尽粮绝的残兵分队。

当李和平在2019年的某次老兵聚会上谈起这段往事时，有年轻记者追问：“您父亲知道您差点牺牲吗？”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兵摩挲着茶杯上的八一徽章，突然笑出满脸皱纹：“老爷子当年收到阵亡通知书时，正给军委写请求增兵的电报呢。”茶杯里的水纹微微晃动，倒映着边境线上永不褪色的血色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