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漂，关于写作｜与毕老师一起聊聊，如何“混”在北京（《混在北京》有声剧百万播放特别活动招募）

你有没有想过，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大学生，是如何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生存下来并进一步实现自己的文艺理想的呢。

这一次，文穴编辑部在《混在北京》有声剧播放破百万之际邀请到了该作品的作者——同样也是知名译者、学者——毕冰宾毕老师。

在6月26日（周四）晚8点至9点，文穴的创始人徐栩将与毕老师，围绕着过去的北漂生活和创作经历以及当下的创作机遇，展开一场深度的线上交流。

本次活动为文穴内部活动，限30人参加（俱乐部文友优先参与），为了防止浪费宝贵的名额，报名占位费为19.9元，活动结束后次日全额返还，报名前请各位确认时间，报名后若错过活动，该费用不退还。

参与者可联系执事报名参与，按顺序先到先的，满员即止，以文穴官方说明和解释为准。

值班编辑-文穴执事（非徐老师）

务必备注：参与线上访谈

建议大家在参与前先行阅读或收听相关作品，以便更好了解访谈语境。

关于《混在北京》

如果你生于七八十年代，也对出版社、编辑部的故事感兴趣，那么你或许还会记得有那么一部张国立主演的电影《混在北京》。如果你是90后、00后，不妨可以问一下父母，或许他们还会记得这部电影，而它正是改编自几十年前黑马写的同名小说。

这是本写芸芸众生中小知识分子群像的小说，笔触寓庄于谐，在嬉笑怒骂中道出了小知识分子为了在社会上争得一席地的辛酸。

有人称自《儒林外史》以下一直到《围城》，写了封建时期和半封建半殖民地中知识分子的可怜相与苦恼相；对于大小知识分子的剪影，写个别的有，写几个也有，但写小知识分子成堆的却不多见，《混在北京》就填补了这个空白。

整个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北京长安街旁的一条小巷子，一座年久失修的老筒子楼里，住着一群来自外地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一个出版社共事，最大的愿望，就是单位分了房子，好搬出这被叫作“移民楼”的臭水横流的筒子楼。

饮食男女的知识混子生活就在其中展开了。

虽说北京的筒子楼时代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但是书里描摹的为尊严的热血争执、为生存的内卷比拼、为虚荣的自我美化、为利益的勾心斗角或依旧映照着每一个北漂人的生活中。在尤为顾及声誉和体面的出版社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行业。

喜马拉雅搜：《混在北京》《孽缘千里》

微信读书搜：《混在北京》《我们的七零年代》

即可收听、阅读

《孽缘千里》（又名《我们的七零年代》）是《混在北京》的姊妹篇，这部作品构思其实要早于《混在北京》，只是成书更晚。风格上这本书更具先锋性，也蕴含着更直白的情感表达。不过相同的是两本书也涉及了相同人物的故事，比如青木季子、吕锋等人，也都反映着当时年轻人和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如果你喜欢《混在北京》那就务必不要错过《孽缘千里》。

《孽缘千里》简介

苦难风流与苟且委琐的人生；善良与恶毒的两难抉择。这是一部男性体验和男人心灵成长历程的小说。它记录了两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轨迹和他们的恩恩怨怨，他们的爱情磨难和性爱激情。从小镇北河到首都北京到广州和深圳再到欧洲和澳洲；从小城百姓到京城大学文化圈；人物形形色色，画面宽阔细致。阳刚与柔媚，血性和理性，亲情与乡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下文为黑马创作《孽缘千里》的自述

《混在北京》以前

作者：黑马

原文名：《孽缘千里·跋 北河》

写完《孽缘千里》，我几乎不能自已。人，谁个不是一粒树籽儿，任风吹送?谁个不象古城墙墙缝儿里的枝条，巴上一星儿土就扎根，就歪歪扭扭地努力向上长，往高里长?

据考证，笔者那个姓氏的宗祖故地在遥远的中亚，三千年前不知让什么风给吹到了咸阳，被赐了个汉人的毕姓，就在渭河两岸撒籽儿长树。又不知什么风刮得这儿一撮儿那儿一堆儿，寥若残星地不肯自生自灭。

终于在六十年代的第一年我在河北平原上的一座古城中找到了一星儿黄土，也就长起来。

凭着一种血液的感知或是远宗神灵的启示，我从小就不把那儿当成故乡，不肯认同。心灵流浪二十一年后我终于乘风远去，南下闽江。

自以为永远摆脱了那个异乡的阴影，自以为找到了儿时苦苦寻觅的“别处”的生活。可是当我皈依了艺术，艺术之灵却在向我频频昭示：除非我心眼踯躅在那个我生长了二十一年的故地，除非我不断地乞灵于那口我从小就鄙弃的方言，除非我身在外乡心灵却一遍遍重温那段生活，我就无法获得形而上的再生。这是对我怎样的报复!

我不得不听从那个血流中有节奏的声音——附体吧，为你的故乡转灵：故乡就是童年。

这真叫残酷。我拒斥着与它认同，可我的故事教我附丽其上。每每闭上眼睛，每每双手抱气进入一个万籁俱寂的气场中，我眼前出现的竟是平时无伦如何凭理性回忆不起来的儿时街景，包括大门口石狮子上的划痕。我相信那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信息沟通。我在接收着二十几年前的频率和讯号。

我真幸福，我能一次次重温往昔的温暖童年感触，它使我年轻。

唐代苦吟诗人贾岛那首《渡桑干》，恰能表现这种况味。“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当我间或凭着办公楼的十几层高窗俯视灯火明灭中的京畿，我似乎并无特别的触动，反而会抬眼向南遥望，心中闪过一个念头：沿三环路往南三百里就是那个“野火春风古城”。如果能在那儿的小胡同中住在一个幽静桃树小院中，在一屋子明清家俱中读读书，该有多么惬意。

可我注定不能投入到那座城的现实氛围中去。它只是一个“并州”而已。我爱的是“流浪的美学”，似乎那个姓氏背后的宗族流浪史决定了我永远不会像浮士德那样说：多么美呀，请停一停！生活似乎永远在别处。

于是我在一个别处用小说替另一个别处转灵(metempsychosis)。

我天性爱水。可那里无河。但我执著地相信那里淌过大水。便去查史书。史书告诉我那城西南角曾是涛声如注，水草如烟的双河交汇处，南城外更是绿野夹岸，舳舻如林的滔滔大河。那不过是半个世纪前的景致儿。二十多年前的护城河似乎还是清的，我曾和小伙伴光着屁股下河戏水，滚了一身河泥回家，搓下的嘎巴儿绝对是金黄金黄的。那泠泠流水如今越流越黑了。

就是出于这样理想的乡恋，我在小说中为故事借以展开的一座古城起名北河。地图上寻不到它，可它在我的书里。它在我的心河上隐叠着，淡出淡入着。

而“北河”城里的那些人物，则毫无疑问是几倍于他们原型的格式塔存在。他们只因北河的存在而存在，更因我的笔而顽强地活着；我更因为创造了北河和北河的这些个男女老少——特别是这群我的同龄人——而活得更完整。因此这本虚构现实的小说就成了现实故乡的格式塔构成，也是我的变形传记(transfigured biography)。

因此，我没有理由不感激那块我生长于斯二十一年的土地。我注定是要一次次地虚构它，为它也为那时的我转灵，我会随它笑啼如赤子，更缘“剧”(我笔下的故事)而喜怒。因了这种艺术创作而加深的亲情感，我会爱那个故乡，但不会刻骨铭心，只是以我的方式——置身其外，温情地关注并冷静地祝福它。与它相比，我有充足的理由更深挚地爱我的“北河”。只有北河才完全是我的，我会伴着北河一次次再生。

顺带几句。《孽缘千里》构思动笔于1987年，其部分草稿是在中国青年出版社那座正义路上让人住得灵魂出壳的筒子楼中完成的。那儿曾是我的方舟，那段日子透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庸俗美，为我的“虚构行为”着着实实地提供了一种重要因素——现实，经过与虚构和想象的整合它终成新的现实。我的主要翻译作品是在那座楼中东借西借的四个房间里打着游击草就的。可以说迄今为止我的大部分书稿都是在那座“灰楼”中完成的，今后将出的书大都也在那儿孕育。我在中青社很行尸走肉地偃蹇八年，很默默地改着大量来稿的错别字，很痴迷地读书译书写诗做文，很自鸣得意地看风景却不知也被当风景看着。悄悄地来又悄悄地去，两袖清风地走了，只带走许多构思。那八年对我一生很重要。

搬出筒子楼后又考了一个班儿，由于还算年轻冲动，便放下“北河”而急就写成《混在北京》，完全是“跟着感觉走”，只想极早保鲜一段水深火热的生活和切肤感受。就这样，《孽缘千里》便动笔在前，成书在后。两书中的青木季子、李大明和吕峰本来是如此这般地为《孽》设计的，却中途客串到《混在北京》中。青木季子还因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在《混在北京》中唱了主角，写着写着由一个无耻女人成了有血有肉的人，真是出乎我的意料。而何群导演因起家时是画家，与青木季子算同行，则在改编《混在北京》成影视时对季子倾注了更多的同情，一心着着实实在银幕上塑造出一个历尽苦难性格复杂的女艺术家形象。青木季子因了“现实主义的胜利”这一法则而种豆得瓜，凄艳，典雅。到了《孽》中又凭添些贵妇雍容。无论日本还是中国观众都会为这“慰安妇”的女儿掬一把同情泪水，也因之浮想联翩。我相信。

青木季子因为在《混在北京》中挑了大梁，她的戏在那儿做足了，在《孽缘千里》中便成了配角。读者可能会感到其背景不足。只须翻翻《混在北京》便可一目了然。她和李大明的“孽缘”起因亦始于《混在北京》，在此不多赘笔，尚希见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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