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厂一直开，清朝官窑的钱哪来的？真仅仅依靠关税和制度？

清代前期景德镇官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在乾隆朝，其窑火未曾中断，烧制出数量巨大的精美瓷器。

康、雍、乾三朝是清代官窑史乃至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形成于乾隆初年的一系列典章规制，对清代官窑制瓷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那么，康乾盛世时官窑的经费从哪来呢？今天，不妨就让我们一块来掰扯掰扯这官窑背后的秘密吧！

康、雍两朝的经费来源几经变化，经过乾隆初年的调试渐成定制，影响深远。

乾隆元年，唐英升任淮安关监督，发现存在经费不足用的问题。

按照年希尧任内惯例，淮安关在征收正税外还附加火耗与饭食两项。

其中，火耗银用于税银解京交部时的解费、库饭、添平各项以及景德镇烧造瓷器等，而饭食银则作为税关监督的一切办公经费以及家人、书役等费用。

因年希尧被参奏革职，两江总督赵弘恩奏请革除陋规，各省税关严禁别立名色加派，关税只收正额、盈余和火耗三项。

税关的所有开销，尽数从火耗项下支取，若火耗不足应用，再从盈余银中添补。

裁革饭食银之后，原属于饭食银项下的各种开销归入火耗银内，其中既有“三关书役之月工饭食”，还有“各口岸家人之食用”，更有税关监督的“养廉以及捐项”。

按照新造，熟知此中情况，一年的制瓷开销加上南匠工食大概是1万两。

矛盾的是，每年所征收正额、盈余之总数未必能达70万余规，若火耗不足，可转而动用盈余，似仍留有余地。

然而实际情形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计督臣议定一年经费、养廉仅六万余两，而烧造瓷器工费之多少与发给内造办处南匠工食银两，乃督臣所不知，俱未造入经费册内。若将此二项通算在内，每年必需七万余两”。

唐英长期在景德镇驻厂督两之多，其火耗又如何确保7万余两之数，必然动用盈余银。

为难之处在于淮安关乾隆元年所收火耗银仅4.52万余两，不敷一年的经费用度，“既无别项可动，又不敢于盈余银内创始动用”。

无奈之下，只得从年希尧及署关三任内用存贮库火耗银3.24万两中，动用2.56万余两作为添补，存库火耗仅剩6800余两。

这意味着淮安关乾隆元年的总开销为7.08万余两，与唐英估算的7万余两相符。

所以，乾隆元年依旧延续了雍正年间的做法，烧造经费仍可被笼统看作来自淮安关火耗，只是与其他开销混在一起，未单独列出。

随着窑厂烧造的逐渐恢复，经费方面又有了新的困难。

乾隆二年，窑厂“减半烧造，一年工料、解费等项，共用过银九千四百四十八两零”，已超出先前核定之数额。

其缘由在于：“今淮关革除饭食，止有加一火耗以为一切经费，如有不敷，酌动盈余。

但盈余即系正项，例由户部考核。前于淮关经费册内约开窑工并造办处南匠二项，每年共银一万两。

内除南匠工食一千八百余两，窑工实止八千一百余两，此据减半烧造之数约略而计也。

今一年阅满，窑工共用过银九千四百四十八两零，册内约开之数实不敷用。”

淮安关的经费册中将窑工与造办处南匠两项开销定为每年1万两，除去1800余两的南匠工食银，实际可用于窑工的只有8100余两。

就乾隆二年的情况而论，窑工用项超出核定数额1270余两，此时仍动用淮安关火耗，但有超额。

当火耗不足用时，本可酌情动用盈余银，但这又需经户部奏销。

有鉴于此，唐英不得不为乾隆三年预先筹措。

淮安关承办的各类物件向来经内务府传旨，在户部无案底可查，率意动用盈余银，就无法通过户部核销。

唐英于是奏请参照龙江关每年盈余银内预留1万两作为办公银、浒墅关每年盈余银内预留3万两作为备用银的做法，淮安关也从盈余银预留2万两。

“凡窑工、南匠以及一切传办公事，俱于二万两内动用，每年造册送内务府核销。”

即是说，从淮安关盈余银中截留2万两作为专项经费，其承办的活计物件不再动用火耗银。

他同时指出，因乾隆二年闰九月筑坝挑河，淮安关停征货税，所得盈余银不多。

但“淮关库内有年希尧交存楼饭九五色银”，可在其中支取1万两作为乾隆三年“上半年窑工、南匠并传办公事之用”，待后续收得盈余银再预留1万两“共成三年分留办二万两之数”。

乾隆帝同意了该方案，因此，乾隆三年官窑烧造经费的来源从淮安关火耗银改为盈余银，且2万两专项经费被用于窑经费改从九江关支出。

唐英指出，此前用淮关银两，主要是因为由淮安关监督管理官窑，每年烧成的瓷器需先在淮安关衙署内配好匣座，再转运进京。

但在办理窑务多年之后，已能够熟练处理相应事宜，可直接在江西配座、装桶、解运等等，无需绕道淮安迁延时日。

因此他建议：“目今再用淮关银两，不无远不及济之虞。奴才思江西有九江一关，附近窑厂二百四十里，移取甚便。或于九江关盈余内每年动支一万两，如不敷用，再行奏请添支，年满报销。淮安、九江两关均属盈余钱粮，一转移之间，不独于公事有济，且免护送声扬之繁。”

朱批：“有旨命汝管九江关税务矣，汝即照此奏办理可也。”

唐英从宿迁关离任后，旋即被任命为九江关监督，烧造经费依其提议改从九江关盈余银内支取，“嗣后每年于九江关盈余银内动支一万两，为办理窑工之用”。

烧造经费的来源与数额就此被固定下来，景德镇官窑有了稳定的经费保障，这项经费在奏折和其他档案中被称作“窑工银”，这是乾隆初年的第二个重要转变。

后来唐英循例奏报关差届满，请旨前往窑厂专司烧造时也提及“其烧造钱粮，仍于九江关盈余项下，照例每岁拨解，则就近支发，于烧造事务得以便宜料理”。

这一制度安排，终乾隆一朝未再改易，甚至延续到清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