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老去，依然凶猛：最讨厌所谓贵族，都是装孙子

北京郊区，一位奔70岁的老人，蜗居在漏雨的房子，每天刷10小时短视频。

“都刷恶心了。”他嘟囔着。

若只看此场景，你可能以为，这是“下沉市场”里的孤寡老人，网红镰刀下的“老年韭菜”。

但这位老者，不是别人——而是王朔，当年京圈里一呼百应的“朔爷”。

最近，鲜少露面的王朔，罕见地接受了一次采访，几个小时长，话语间仍然“凶猛”，不时爆出犀利“金句”。这个访谈，是王朔系列小说《起初》出版社编辑所张罗的。

《起初》一套四本，从2022年出版的《起初：纪年》，到2023年的《起初·竹书》和《起初·绝地天通》，再到2024年的《起初·鱼甜》，雄心勃勃，却文字艰涩，问津者少。在豆瓣上，《起初·纪年》评价者尚属最多，却也只有1748人，其余三本，不过两三百。

相比之下，他同时代的作家余华，2021年也出了新作《文城》，有着65897人评价，颇为悬殊。不过，王朔有自知之明，《起初》小众嘛，卖成现在这样就不错了。

与余华近些年频繁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甚至都成了网红）不同，王朔不愿见人，多年来，最远也就只到过北四环边上（他应该住在西北六环开外）。出版社做书展，问，能不能来，王朔果断拒绝，不去——谁爱看你这张老脸？

年轻那会儿，他看到过“好多老人特别无耻，到处给人题词，参加乱七八糟的会”，他当时就想，“我老了以后绝对不能这样，谁看你们老脸。”

当年，他曾和朋友约定，绝对不活到四十——活那么老干嘛？结果，“我还腆着脸活到了四十岁。”如今，被女儿调侃：要死死院里，死屋里房子不好卖。

视频里，王朔迟暮，声音略显暗沉，一头标志性的短发，白了，却仍傲然地挺立着。

他仍然记得，接近半个世纪前，自己刚步入写作门槛的时光。

1978年初，青岛某海军仓库卫生室。20岁的王朔裹着军大衣，在消毒水气味中哈出白气。窗外是德国殖民时期的红黄顶建筑，铁艺阳台积着薄雪，很像后来宫崎骏《魔女宅急便》里的场景。现在回想起来，他喜欢这座城市。

这里，是他写作的起点，就在那个冬天，他完成了第一篇小说，题为《等待》，五千多字，寄给《解放军文艺》，三个月后，收到发表了这篇小说的杂志。这成为他人生的转折，写完第二篇小说，“总政”来电话了，他被调到杂志社“看稿子”。

《等待》很稚嫩，在网上这篇小说全文下面，有网友留言说：就这？那我当作家也不是无望。

事实上，当年，青年王朔的想法，也如出一辙——看了不少小说之后，他的反应和上面这位网友一样，就这，我也能写。

当年受过哪位作家的影响？他说，有，但耻于承认——总是能看出他们的破绽。所有小说都有破绽，没有完美的，“看到破绽我就不看了。”

就连海明威，他都觉得能“让我看出点破绽”——“《老人与海》写的不行，假爷们，咬着后槽牙装硬汉。”

或许，不是别人不优秀，是他进化得太快。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当他的“痞子文学”横扫全国时，北京土话、俗语成为他的语言特征。他说，要让贩夫走卒也能看得懂，但老同志气得摔茶杯：“市井污言！”

如今，年近七旬，他仍然很挑衅，宣称普通话本身不是文学语言，“正经普通话写出的小说一定是枯燥的，语言都太规范了。”

在他眼中，规范即枷锁，日常生活的鲜活韵律被过滤殆尽，“最有特点的，都是不干净的话，特别生动。”

当被问及当下网络流行语是否污染语言时，王朔表现出难得的宽容：“任何时代，没有网络的时候，也都有流行词。流行词这东西它就自然淘汰吧，有的也许能留下来，大部分留不下来。”

这种对语言自然演变的尊重，与他对方言的珍视一脉相承。

写《起初》，王朔除了用北京话，还有上海话、陕西话、河南话、粤语轮番登场。他不会这些话，解决的方法很没有含金量——就在网上搜。

《起初》写的是汉武帝的故事，是历史，也不是历史。王朔只是借着这个人物，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百无禁忌。

《第二十二条军规》作者约瑟夫·海勒有一本少有人知的小说《上帝知道》，主角也是一个皇帝——大卫王，王朔构思《起初》之前，看到了这本书，他寻思，还能这么写，“大卫王给写得别操蛋，把我脑子中的有些东西给打碎了。”

这种"祛魅"的历史观，正是《起初》系列的基调。

王朔笔下的汉武帝不是史书中那个雄才大略的圣主明君，而是一个有血有肉、充满矛盾与弱点的普通人。他周围的大臣们也不是忠奸分明的脸谱化角色，而是一群各怀心思、互相算计的官僚。

这种对权力本身的反思，使《起初》超越了普通的历史小说范畴。王朔试图解构的，不仅是具体的历史叙事，更是看待历史的方式。

在《起初》中，汉武帝与大臣的朝堂议政，被王朔写成了充满现代职场“草台班子”的即视感。这种“草台班子”的描摹——认为历史是由一群能力有限的人即兴演出的闹剧——已经成为这套小说最受欢迎的视角之一。它消解了历史的庄严感，却赋予了荒诞的真实性。

“你看汉朝第一代就特别清楚，刘邦他们这帮塔儿哄（北京俗语，指干活马马虎虎混日子），最后都没规矩，在那瞎弄。”这撕碎了笼罩在权力之上的神话——跟王朔一贯的反权威，自然有着某种联结。

谈及帝王将相，他说，他们本质上就是老百姓，没那么伟大，甚至连脑子都不够使，“你看历史，他们真是脑子不够使，叫底下那帮假装忠臣这帮孙子给他们一通瞎指瞎出主意，出乱了，荒唐事特别多。”

王朔自认最讨厌的一个词儿是“贵族精神”，直斥这词儿“真恶心”，“贵族哪儿来的啊？这帮孙子，原来就是土强盗行吗？完了，他们自个跟自个关起门来装孙子。”

以前，他曾说过“伪君子还不如真小人”，但现在，他“与君子和解了”。因为，他发现，“伪君子是想当好人，但他们当不了……严格来说我也是个伪君子。谁能当真好人，那太难了，得是圣人。”

他认为，所谓的“真君子”，实际上严格说是不存在的。

当然，他也觉得，留名千古是一种妄想，“他们经常说把名儿刻在石头上，石头才能搁多少年啊？”

“人活到最后只能为自己 ，是吧？”他说。

采访中，试图将话题引向当下热议的女性主义话题时，像是将石子投入深潭。王朔的回应，如同潭底翻起的淤泥：“现在在倒退！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四旧’回来了。”

"四旧"——这个对年轻一代已经陌生的词汇，从王朔口中蹦出来时带着特殊的重量。他指的是传统思想中那些关于女性“义务”“礼节”的规训，“女性应该是什么样的”的陈腐观念，他说，自己年轻时，“精神状态上，男女是一致的——这由不得我们不尊重啊！”

王朔对性别平等的态度，根植于他成长的特殊年代。

1958年，他出生于南京，后随家人迁居北京，在军队大院中长大。他见证了传统家庭结构的瓦解，“我等于是先接触了男女平等的东西，后来才知道，他们旧社会是这德行——老太太缠小脚，是对女性最明显的歧视。”

这种经验，造就了王朔作品中独特的女性形象。

从《过把瘾就死》中的杜梅，到《起初》中的阿娇，他笔下的女性角色往往比男性更加清醒、果决。在《起初·鱼甜》中，阿娇不想生孩子却面临王太后催生的情节，直接映射了当下年轻女性的困境。“我们年轻的时候，就不想生孩子，我的发小多数是没结婚没生孩子的，男女都有，”王朔说，“生孩子，都是稀里糊涂生的。你要让我重新选择，我不生。”

这种说法，在当今鼓励生育的社会氛围中略显刺耳。王朔似乎总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当社会保守时他激进，当社会表面进步时他却又怀念过去的某种真实。这种矛盾，让他成了一个永远的不合时宜者。

“我们那时代，没有人说你将来要成家，父母也不催你，”王朔回忆。这话让人想起他在《动物凶猛》中描写的部队大院生活，那些在特殊历史缝隙中长大的孩子，确实享有某种意外的自由。而今天，当年轻人被房价、996和催婚压得喘不过气时，王朔对过去的描述简直像一个乌托邦。

“人自古无家，在世上流浪。” 这句《起初·竹书》中的话，道尽了王朔对“家”的理解。

他将“家”定义为“互相将就的地方”，而自己“不愿意将就”。与父母的疏离，他视之为某种未来社会的预演：“未来大家都会这样，社会充分‘原子化’了。”

这种疏离感自童年萌芽：“我小时候就觉得，人长大就是要离开家，去别的地方，走得越远越对。”当兵、插队，同龄人如蒲公英般散落四方，他主动选择“离开家不回来”，远赴青岛当兵。青岛的红黄屋顶殖民地景观，在他记忆中如宫崎骏动画般纯净美好，反衬出北京胡同的破败——当年，皇城根下都是破砖头盖的房子，“一地震，咵，全塌了。”

而对传统家庭伦理包裹的习俗——过节、串门、拜年、说吉祥话，他极为厌恶：“特别丑恶……我到今天都特别讨厌。”

当然，谈论王朔，不能不提他和影视圈的交集。

这次专访中，王朔甚少提及影视，只是在聊到靠写作赚钱时说，“挣钱的书，就是模式化、套路化的，一招鲜吃遍天，像编剧那样。”

事实上，除了作家身份，他还有编剧的头衔。

早在1988年，他有四部小说同时搬上银幕（《浮出海面》、《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橡皮人》、《顽主》），以至于那年被称为“王朔年”。但他自个儿投身影视行业，则在1990年——那年，热播一时的电视剧《渴望》，他就是策划和编剧之一。

《渴望》的总策划，是如今还在一线的导演郑晓龙，前阵子刚推出《藏海传》，以及十多年前的《甄嬛传》——尽管它们都很火爆，却与当年《渴望》的万人空巷不可同日而语。

多年后，王朔回忆，“当时电视剧制作中心要搞室内剧，我和郑晓龙、李晓明几个人在友谊宾馆包了个房，天天胡侃。”在烟雾缭绕的宾馆房间里，王朔把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揉进剧本：好女人刘慧芳、负心汉王沪生、泼辣的王亚茹……这些角色从王朔的调侃中诞生，却意外击中了时代的情感神经。

两年后，王朔又跟马未都、冯小刚执笔情景喜剧《编辑部的故事》，把胡同里的鲜活语言搬进编辑部：调侃官僚，讽刺虚伪，带着刺儿的台词，如野草般在规范化的荧屏语言中疯长。

王朔曾跟冯小刚说，电视剧是给劳动人民解闷的，整那么高雅干嘛？他笔下的人物拒绝崇高：李冬宝贪吃好色，余德利市侩精明，戈玲带着小知识分子的刻薄。这种反英雄的写法让有关部门紧张不已，却使得观众倍感亲切。

1993年，姜文争取《动物凶猛》改编权时，王朔正为《海马歌舞厅》的收视惨败郁闷——随便改！这句话，催生了姜文大放异彩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几年后，王朔的另一部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又让冯小刚的导演生涯无比顺遂，改编为《甲方乙方》——成就了中国第一部贺岁片。

王朔不仅做编剧，也想独立执导。2000年，王朔唯一一部导演作品《我是你爸爸》拍摄完成，在海外电影节走了一圈后，始终没能在国内上映——被封禁。

这似乎成为王朔魔法失灵的开始。

千禧年后，“王朔制造”在影视圈里几近消失，而当初提携过的冯小刚，也分道扬镳。虽然两人在2010年又合作了《非诚勿扰》，但王朔在影视圈的影响力，早已不复九十年代的辉煌闪亮。

2006年，改编自《玩的就是心跳》，王朔“发小”叶京执导的《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播出，成为朔派“绝唱”。

如今，面对AI的冲击，王朔直言不讳：“现在编剧用AI也可以……”因为，在他看来，当下的影视作品，都太套路化。

曾经的影视圈大佬，平静地，接受着技术革命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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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相信命运，但又是宿命论者。”

王朔对命运的看法，充满了矛盾又自洽的逻辑。

他坚定地认为，没有人能真正“逆天改命”，那些所谓的“改命”不过是挣了几个钱罢了。“从生到死你大概齐就是这样，你赶得寸（抓住机会），能火一次，火两次就很难了，一辈子温饱就可以了，大部分人能干到这个。”

王朔对所谓“成功学”的批判尤为激烈，他嘲讽那些求神拜佛、妄图改变命运的人，认为他们是“瞎拜”。所谓的“大师”，在他眼中也都是“骗子”，而且，“全是特别低级的骗子。”

这些话若是出自他人之口，或许会显得狂妄；但王朔说来，却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豁然。

他相信，事到临头时，无需刻意努力去改变，有些事情“你什么都不做它能过去”。 他的处事哲学是：“事大到我自己解决不了的，我就不解决，就让这事过去，真的就过去了。” 即便结果不会是最好的，也不会是最坏的，只会“差不多”。

这种“躺平”的哲学，其实源于王朔自己的生活，“小时候最折腾的，后来都被判了。”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样看透生死。面对当下年轻人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和“压力”，王朔觉得，如今年轻人要求太高，且“不公平感特别强”。

他年轻时，虽然很穷，但其他人也一样穷，而现在贫富悬殊太大，“彻底看不到未来也行，就咱大家一起看不到未来，一起在坑里没什么多大事，就怕有人在坑里，有人在天上，你在坑里这个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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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别看王朔说的头头是道，他也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沉迷于一种东西——

短视频。

“最近刷视频，给我刷疯了。”他每天花十个小时刷短视频，这个数字即使放在年轻人中也相当惊人。

以至于，他新换的眼睛晶状体又不行了，频繁出现干眼症。

“我看一些历史的（短视频），还有军事的，猫是一大类，美食的也看。”王朔列举自己的观看偏好时，像个普通的网络用户。这种对当代媒介形式的适应，与他拒绝参加书展等公开活动的隐居姿态形成了有趣对比。

刷到自己的视频时，他飞速划走，“我看自己，觉得恶心肉麻。”

不过，他也对短视频平台有所警惕。“我觉得他们（短视频平台）特讨厌，假装服务，说您上个星期每天用了十一个小时四十多分钟......我觉得特别讨厌，用你管吗？窥探我的（隐私）相当于……”

对科技公司侵犯隐私的批判，又让他从沉迷互联网的“老韭菜”，一秒变成清醒的知识分子。

聊及衰老与死亡，王朔说，一天天过来就不可怕，突然一下老就可怕。他透露了个玄乎的事儿，“我们家有块镜子，在那镜子里我还是年轻的，但别的镜子看就老了。”

这种对自我认知的割裂感，或许正是王朔这些年最真实的心境。在精神上，他仍然是那个质疑一切、讽刺一切的文学青年；在肉体上，他却不得不面对七十岁的现实。

这个自称为“伪君子”的作家，用六十年光阴，证明了一件事：在这个充满表演的世界里，保持真实或许是最为叛逆的姿态。

末了，他带着一丝罕见的自得，说：“得承认我还是一挺顺的人……我自己干的事没失控过，基本都在我控制范围内。”当话题转向“苦难使人崇高”的陈词滥调时，他说出一句标志性的王朔式语言：

“这人不能受折磨，有的说，受苦能锻炼人，我呸！”

撰稿｜LEON

访谈内容来自于新经典

策划｜文娱春秋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