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煦：《子集兴替：中古学术著述方式的转型》

《子集兴替：中古学术著述方式的转型》，伏煦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版。

内容简介

“子集兴替”是对中古学术史上私人学术著述方式由子书转变而文集的概括，并包括后世学者提出的子书与文集在著述性质与体例上具有一致性的诸多学术论断。

“子集兴替”自清代学者章学诚始，亦颇受刘师培、余嘉锡、刘咸炘、程千帆等近现代学术大家瞩目，但很长时间以来缺乏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该书主要由“中古子书著述方式的新变”“子书与文集兴替的历史进程”与“论子、集关系的学术史构建”三编组成，通过转换传统学术史研究注重思想内容的模式，选择以“著述方式”作为讨论“子集兴替”的主要视角：以六朝子书文体形式的新变为基础，继而讨论子书与文集升降的内在动因及历史过程，揭示两者著述体制的异同，并兼顾后世学者提出的命题与论断，阐发其理论价值，以此作为重审相关学术史现象的途径，努力拓展中古文学与学术的研究空间。并为回归中国传统学术语境，从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视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及文学理论，提供一种可能的路径。

目 录

绪论

一、子书之变与文集之兴

二、子集兴替与子集相通:相关学术史命题概况

三、思想学术文本的文学研究视角

四、“建构”与“还原”:中古学术著述方式转型的研究理路

上编　 中古子书著述方式的新变

第一章　 傅玄《魏书》底本与“三史故事”考论

一、《魏书》底本所立纪传考

二、关于《三国志》裴注引《傅子》文本属性的若干臆测

三、“三史故事”探原

第二章　 论《金楼子》“兼备众体”的著述性质

一、子书与类书之别:以《兴王》与《艺文类聚》帝王部的比较为例

二、体近小说:《捷对》与《世说新语》的比较

三、作为萧绎读书笔记的《立言》

四、“记事”与魏晋南北朝子书的特质

第三章　 论汉魏六朝子书的私人写作与知识趣味

——以《颜氏家训》为中心

一、“家训”的私人写作与笔记的萌蘖

二、汉魏六朝子书的考辨传统与知识趣味

三、《颜氏家训》的文体选择与子书的衰变

中编　 子书与文集兴替的历史进程

第四章　 “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说平议

——兼论西汉文章存录方式的演变

一、“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说的学理依据

二、 西汉文章的著录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三、子书体制与汉人观念:“诸子之文”与“文集之文”的边界

四、“改子为集”:《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西汉文集

第五章　 “论”体文的存录方式与汉魏六朝子集兴替

一、作为“论”的汉魏子书

二、玄学与佛教“论”体文及其存录方式

三、子书之变与文集之兴:“论集”成立的内在理路

第六章　 “以集为子”:论六朝子书写作方式的文集化

一、“以集为子”说溯源

二、模拟与言志之间:《抱朴子外篇》的写作模式

三、“意陈而词丽”:《刘子》与骈文的论说方式

四、著述观念与子书文体形式的演变

下编　 论子、集关系的学术史建构

第七章　 选子入集:论总集采摭子书篇章的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及概念的界定

二、汉魏子书“入集”的文本来源与编纂方法

三、先秦诸子的“入集”的困境及出路

第八章　 章学诚“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说发微

一、从诸子到文集:立言宗旨的有无

二、史学的衰落:专门之学的丧失

三、“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说的延展性:价值判断标准、二元对立思维和“言公”之旨

第九章　 刘师培“反集为子”说发覆

一、“反集为子”说成立的内在理据

二、作为一种学术批评话语的“反集为子”说及其思维方式

三、作为名家的清代考据学

四、刘师培“反集为子”说的突破

附录　 论《史通》的文体拓展:以自注与外篇为中心

一、《史通》的自注与刘知幾的史注观

——兼与六朝自注比较

二、论《史通》外篇的成立及其撰述方式

参考文献

后记

绪 论

“建构”与“还原”：

中古学术著述方式转型的研究理路

由于文献的散佚，我们今天只能依据现存的史料、文献，对于中古的历史进行有建构性质的还原，这种“还原”与历史真相必然有着相当的距离，本书不可能在最后得出一个确凿无疑的结论，告诉读者以及学界，子书的衰亡与文集的代兴确切发生在什么时候，以哪个事件或者哪位学者的观点为标志，毕竟，汉魏六朝的子书大部分业已亡佚，《隋书·经籍志》的著录让后世知道这些典籍曾经存在过，后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处于历史现场的中古知识人也极少留下可供参考的意见，刘勰《文心雕龙·诸子》中对汉代之后子书“明乎坦途，类多依采”的评价，与颜之推《颜氏家训·序致》对魏晋以降子书“理重事复”，犹如“屋下架屋，床上施床”的批评，并未指出子书著述体制发生变化的原因，也许正是身在庐山之中，才不能识其真面目吧。

《隋书》

尽管如此，“还原”的过程本身亦可视作继续建构学术史，在面对同样的史料、文献的前提下，如何能在先贤的基础上，更为全面而细致地寻找解决“子集兴替”这一问题的角度，并以现代的学术论文合而著作为相应的“著述方式”，呈现给当代学术界，正是本书研究和写作应当达成的目标。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本书尝试以三个侧重点不同而又密切关联的主题，每个主题之下再设计三个专书或者专题研究，尝试从不同角度来解决“子集兴替”的历史进程，及其对于之后学术史的影响，如果把每一章视作拼图的一块碎片的话，那么现有的“碎片”并不能拼出一副完整的图画，但我们相信这幅残破的图画，也呈现了片段的、不完整的部分学术史，即便是“碎片”或者片段，依然是迷人的风景。

可能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让人担心持论过于危险，同行很可能质疑“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吸引学者不断为此投入精力，努力在现有条件下，不断地思考并提出新的可能性。

本书上编为“中古子书著述方式的新变”，主要以《傅子》《金楼子》《颜氏家训》三部六朝子书为个案研究，讨论了中古子书在著述形态和文本性质方面的新变。

在现存的两晋南北朝子书中，《傅子》和《金楼子》仅有辑本，《抱朴子》《刘子》和《颜氏家训》相对完整的保留至今。

《影印宋刻本抱朴子》

其中，《抱朴子》和《刘子》延续了汉魏以“论”为名的子书连缀数十篇论体文成书的著述体制，而《傅子》与《金楼子》《颜氏家训》则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根据《晋书·傅玄传》的记载和严可均的推论，《傅子》一书由内、中、外篇三部分组成，其中内篇延续了汉魏子书的写作传统，主要由讨论社会政治的诸多议论文组成，唐初的《群书治要》保留了一些篇目。中篇则很有可能是傅玄在曹魏正元年间参与国史修撰的“《魏书》底本”，依据《三国志》裴注所引用的《傅子》，可以大致推测傅玄所立纪传；而外篇则是所谓“三史故事”，很可能是傅玄所作的一部两汉及前代制度史专书，现存《傅子》的佚文中某些可与正史史志相参的内容，或属外篇。

总体而言，《傅子》三篇更像是傅玄三部个人著述的集合，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子书，在厘清其著述性质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理解《傅子》对于中古子书独特的意义，以及记事因素在其中的真实作用。

萧绎《金楼子》在学术史上有着体近类书与稗贩之作的苛评，但将其篇目与类书进行比较，我们还是能发现其中的本质区别，类书无疑更关注社会与自然的万事万物，而子书的篇章则以政治、道德、情志等更为抽象的话题为主，在编纂方式上，类书只需要抄撮前代典籍中与类目有关的内容，而《金楼子》尽管也选择了以前代典籍为写作资源，但仍需将材料进行一定的整合，以此表达出作者的某种思想倾向。

此外，《金楼子》中《捷对》篇，体近《世说新语》，《立言》篇则类似萧绎个人的读书笔记。虽然多有取材四部典籍之处，但不能简单将《金楼子》视为类书之作，兼备多种著述方式的《金楼子》显示了萧绎个人的写作趣味，也代表了子书到了六朝具有极强的包容性，甚至可以作为私人著述的集合。

《颜氏家训》在六朝子书之中，亦颇具后世笔记之体的因素，这一点或许受到了《金楼子》的影响。颜之推记载当世轶闻与礼仪规范，《家训》亦兼备知识考据的内容，亦有与个人生命经历的感触，这些传统上不属于先秦诸子和两汉子书的内容，大量出现在《家训》之中，无疑改变了六朝子书的风貌，也暗示了子书这一著述方式在此后走向衰落的原因：

明万历间汉魏丛书刻本《颜氏家训》

学者私人著述的趣味，尤其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与经历的记述，还有知识考据的爱好，已经没有必要在“子书”这种外壳下进行写作，反而是笔记和文集中的各体文章，可以承担相应的著述功能。

以《颜氏家训》为子书在历史上最后一个高潮的代表作，较未能完全保存至今的《金楼子》，似乎更为合适。颜之推在批评魏晋以降子书的情况下，依旧选择了以子书的外在形式来写作《颜氏家训》，而《家训》的内容又不仅限于教育子孙，亦多有篇章涉及社会、政治、道德等传统的子书内容，将其放在子书自身发展的历史中加以审视亦是十分必要的。

本书中编为“子书与文集兴替的历史进程”。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西汉子书虽大部分已经亡佚，但晚近的学者多以《汉书》等文献引录或者记载的篇目为依据，并结合存世的贾谊《新书》与董仲舒《春秋繁露》所收录两家奏议之文的情况，来推测西汉子书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辑佚，如贾山、晁错、东方朔等人的子书。考虑到西汉时期未有文集编纂的实践，这些子书应当是西汉文章主要的存录方式。余嘉锡“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这一论断，亦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

《春秋繁露义证》

不过，西汉中后期传世的子书，如桓宽《盐铁论》，刘向《说苑》《新序》与扬雄《法言》《太玄》，其体制皆有异于前，诸家的各体文章之作亦不可能编入子书，而班固、王充等东汉初期的学者亦有意区分了子书与“上书奏记”之文，说明汉代子书并非等同于后世文集。

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著录，大部分西汉子书在梁代以前亡佚，而六朝人所编西汉文集的作者，与西汉子书多有重合，这条线索也暗示了子书在中古时代为文集所取代，文集成为西汉文章存录的新方式。

汉魏子书多以“论”为名，按照王充《论衡》确立并实践的“论”这一撰述方式，有别于“作”和“述”，“论”的本质特征在于“有本于前”和“辩照然否”。

然而在《论衡》之后的汉魏子书，如王符《潜夫论》、徐幹《中论》等作，其论题的选择大多符合儒家和六经所倡导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很少设置有争议性的话题加以讨论。而魏晋玄学的“论”体文诸如“有无”“才性”“养生”“言意”等命题，不同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观点亦是针锋相对，更能体现“辩照然否”这一“论”的本质特征。

一方面，“论”体文而非子书成为玄学这一魏晋时代新学与显学的重要著述体制，而诸多“论”体文的纂集，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亦多以“论集”的方式，汇集同一主题的多篇文章。虽然魏晋玄学的“论集”并未流传至今，但南北朝兴盛的佛学，却有《弘明集》的编纂，为我们今天考察六朝“论集”提供了范式。

《弘明集》涉及“夷夏论”“神不灭论”“沙门不敬王者论”等多个有关佛教与中国传统政教、礼仪、思想观念发生冲突的主题，僧祐汇集了多篇论说、书疏与问难之作，其宗旨在于弘扬佛法，从这一点来看，《弘明集》无疑具备了传统子书“立一家之言”和学有专门的特质，以“集”为名既是著述方式转变的结果，也是多篇各体文章出于众多僧俗学者之手的考虑。

《宋思溪藏本弘明集》

整体而言，魏晋南北朝的“论”体文与“论集”，成为适应玄学和佛学思想表达需要的著述方式，在论辩与思辨色彩上胜于汉魏子书，子衰集盛这一学术史历程，在与“论”这一撰述方式有关的诸种著述方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子集兴替的又一学术史表征，则是子书写作方式的文集化，即刘咸炘在《旧书别录·魏晋六朝诸子》中所提出的“以集为子”，其具体表现形式是“宗旨既浅，词采方兴”，其代表作《抱朴子》与《刘子》，亦“意陈而词丽”，无疑“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的《抱朴子外篇》和《刘子》一样，延续了汉魏子书的写作传统，《抱朴子外篇》兼备赋、史论、设论和连珠诸多文学文体，诸篇不仅继承了前代相关体裁的写作模式，葛洪亦借此抒发个体的人生选择和著述理想，使得《嘉遁》《应嘲》等篇，在宗旨上与诗赋等辞章之作无异，可惜缺乏更多的六朝子书与《抱朴子外篇》进行比较，因而很难讲葛洪的写作方式视为一种普遍的做法，以此来审视各体文章的写作方式对于当时子书的影响；而《刘子》全为骈俪之文，各篇在思想内容上多延续先秦汉魏诸子既有的主旨，从这些方面来看，更符合刘咸炘“意陈而词丽”之评。

《刘咸炘学术论集》

《刘子》的作者甚至在书中隐藏了个人的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也为后世考证其作者带来了障碍。尽管《刘子》在理论阐发和事例列举方面，均不免“理重事复”，然而骈文长于二元概念辨析和隶事用典的文体特性，使得《刘子》对已有的学术文本进行了再创造，整合理论概念与历史故事，形成更为精致而集中的理论论述。

“文集化”作为六朝子书著述形式的新变，在《抱朴子外篇》与《刘子》两书中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

如果我们将子书和辞赋、诗词等文学文体等量齐观的话，六朝之于子书，犹如唐之于赋、宋之于诗，元明之于词，不免为后世视作衰变之时，但对于这些非“一代之文学”的评价与研究，似乎不必试图寻找一个使之可以与“一代之文学”齐驱并驾的角度，关注“变”的现象本身及其内在动因，则是我们全部理解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重要途径与必经之路。

本书下编为“论子、集关系的学术史建构”，则主要将章学诚、刘师培所提出的有关子、集关系的学术史论断，结合二氏自身的理论体系与学术史本身加以审视和评述。

首先是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上》对《文选》选录贾谊《新书·过秦》篇和曹丕《典论·论文》入“论”体的现象，提出了“其例不收诸子篇次者；岂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题论，而改子为集乎？”的质疑。

萧统《文选序》声称：“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

《文选》

将诸子排除在选文的范围以外，而《过秦论》与《典论·论文》被视作“论”体文入选，是否一定和《文选序》所确立的原则相悖？毕竟，西汉中前期与汉魏之际的子书，在著述体制上常以连缀多篇“论”体文为主，《新书·过秦》篇和《典论·论文》从子书中独立出来，被视作单篇的“论”体文，或许与“老庄之作，管孟之流”在文体形式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然而我们今天很难确定，《文选》采摭两文入集的来源，《过秦论》在六朝已经是公认的经典文章，以单篇的形式在知识界流传是很有可能的，但也不能排除《文选》从《新书》或者《史记》《汉书》抄撮其文的可能。

由于记载阙如，《典论·论文》是否以单篇的形式在两晋南朝广泛传播，我们今天无法得知，因而也就无法进一步推测在萧统的时代，诸如《过秦论》和《典论·论文》等采摭自子书的名篇，是否更接近一般的单篇“论”体文一样，而非被视作子书的篇章，因而不能分隔或独行，并被选入文章总集。

《曹丕集校注》

《文选》在选文观念和编纂体例上，无疑不具备较多地采摭子书篇章的条件，因而讨论“选子入集”这一现象，应该将眼光投向后世的文章总集。

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选录徐幹《中论·法象》，并以注释的形式引录王符《潜夫论》、仲长统《昌言》和崔寔《政论》的篇目，为此后的《文选补遗》《广文选》等通代文章总集，和明代专选秦汉文的断代文章总集，确立了汉魏子书篇章的经典篇目，这些选自子书的篇章，与《论六家要旨》《养生论》《辨亡论》《运命论》等汉晋名作同列，共同构成汉魏六朝“论”体文的经典序列。

与汉魏子书篇章多归入“论”体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从文章形态上为先秦诸子确立起文体归属，难度要大得多，以叙次文体为主要体例的《文选》类总集，很难适应经、史、子三部文章“入集”的需求，一方面，某些以时代序次典籍或作者的总集，规避了“定体”的困难；而另一方面，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确立了以文体功能为大类的编纂体例，使得经、史、子三部避免了被强制归入某种文集文体的困境，又为其确立了一个相对明确的属性，如《古文辞类纂》认为“论辩类”源于诸子，虽不录先秦诸子，亦为其“入集”预留了空间；而《经史百家杂钞》将诸子纳入“著述门”的“论著之属”，采摭《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而汉晋至唐宋的论说文典范，亦归入此类，既尊重了诸子论辩说理的本质属性，又明确了其体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论”体文，同时构建了诸子与后世论说文的源流关系，为后学理解文学史和学术史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也解决了经、史、子三部的学术之文，进入属于辞章之学的文章总集的困境。

同样是在《文史通义·诗教上》篇，章学诚提出了“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说，将其视作战国以后学术发展的大势，即作为专门之学的诸子衰微，而文集与辞章之学兴起。

《文史通义》

表面上看，“诸子—文集”是私人学术著述方式的变化，而章学诚却指出，这一变化蕴含了立言宗旨和专门之学的丧失，诸子有其宗旨是其与文集本质上的区别，而义理皆为人所知、追求文采的某些汉魏子书，没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撰述目的，在章氏眼中，此乃后世文集之滥觞。

同样，若史学仅追求事实，则与后世之类书无别，史学之“事”与诸子之“文”虽有差别，但在“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皆为两者之高境，也是章氏将“子史”并列的理由，也是“子史”与“文集”构成一组二项对立概念的根本原因。

此外，史学之衰在章学诚的论述中还有其他意义，即唐初确立的监修制度代表了正史修撰的官方化，史学作为专家之学而彻底衰落；而文集所包含的文人传记，以及对应经部的经义、诸子的论辩，尽管在某种意义上综合了经、史、子三部之学，但章学诚依然将这种综合视作专门之学的丧失。

“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这一学术史论断，无疑带有十分强烈的个人色彩，章学诚以立言宗旨和专门之学为标准，区别了“子史”与“文集”等不同的著述形态，并为相关的学术畛域提供了价值判断标准，如《诗话》将后世诗话与《文心雕龙》和《诗品》区别，因其不同的著述性质与宗旨作出高下有别的评判。

读味斋藏板《文心雕龙》

在此基础上，“子书”与“文集”及其背后所蕴含的“著作”与“辞章”等二项对立概念，对于我们理解章学诚的思维方式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暗含着“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说有着极强的延展性。

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提出的“反集为子”说，在章学诚将唐宋八大家文集视作儒、名、兵、纵横、法等先秦诸子九流百家的基础上，亦从近代文儒、六朝唐宋诗歌与历代学术等角度进行论证，从而强调后世文集有其立言宗旨亦可视其为一子的观点。

“反集为子”说的理论依据在于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文章著述，在宗旨和风格上与诸子颇有相通之处，其文集的思想学术价值，亦代表了章、刘二氏眼中理想的文集形态。

而以有限的诸子家派，将十数家乃至数十家文集统摄于其中，以此构建“子”与“集”的关系，这种学术批评话语与学术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出现的“诸子源于六艺”、“文章源于五经”等命题相似，包含了“举本统末”的批评方法，在努力厘清学术史脉络的同时，建构了四部学术之间具有隐喻性质的关系。

对于清代的文学与学术文集而言，刘师培尝试论著了考据学何以为名家，如江永、金榜等以礼学为专家之学，而《汉志》以为名家出于礼官，故礼学亦出于名家；考据学以小学为基础，古人以字为名，名家必以正名析词为首。

虽然与历史上先秦与魏晋名家在理论主张上大相径庭，但刘师培这一具有建构意义的说法，突破了“反集为子”说限于文章风格和思想倾向的局限，尤其是回应了章学诚反对将考据学视作一家之学的主张，亦凸显了清代学术最重要的特质，体现了刘师培本人对清代学术的理解，使得这一命题兼具了义理、辞章和考据之学。

《刘师培全集》

上编以个案研究为基础，讨论了中古子书著述方式的新变，揭示子书自身著述旨趣的变化从内部结构了这一著述形式，从西晋成书的《傅子》，到南北朝末期的《金楼子》与《颜氏家训》，子书不仅兼容了纪传体史书、史志、笔记、小说等不同性质的学术著述，而且体现出知识考辨的趣味，并用以记载个人经历，出现了很明显的私人倾向，这与先秦诸子向外关注社会政治、向内关注道德修为的著述意图有着很大的不同，与汉魏以“论”为名的连缀若干篇专题论文的著述体制亦有较大差异。

子书自身的变化自然是“子集兴替”内在动因的一方面，中编是对这一历史进程本身的专题研究，更多地关注了两汉的子书与早期文集编纂的实践及其观念，西汉时代尚未有文集出现，《汉书》引录的诗赋以外的各体文章以子书篇章的形式存录，并著录于《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这是余嘉锡先生提出“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这一命题的基础。

《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

然而仅有部分西汉文章家曾有子书之作，其他没有子书之作的文章家，其作则不为《汉志》著录，何况在汉人的观念中，一般的文章著述也无法等同于诸子，西汉后期桓宽、刘向、扬雄等人子书著述的体制也决定了不再可能容纳作者的单篇文章之作。

六朝人为西汉文章家包括子书作者重新编纂文集以存录西汉文章，实际上是一个“改集为子”的过程，这一实践亦证明西汉以降发展起来的各体文章之作，需要一种与诸子性质完全不同的著述形式加以汇编。

类似地，魏晋南朝的玄学家和佛学家不再撰述子书，而是选择以“论集”的形式按主题汇编相关的“论”体文，亦是其学不合于东汉子书依傍六经和儒家的著述旨趣，而汉魏子书出于一人之手、一题一篇的体制也与汇集玄学或佛教诸多有论辩性质话题的“论”体文有一定冲突。

由此可见，子书为文集取代一方面的原因是子书写作自我解构，子书的写作方式接近后世的文集和笔记，另一方面则是不再适应特点的文献存录需要，与新兴学术的表达方式有所抵牾，子集兴替的内在动因即是如此。

在六朝子书专书研究与子书、文集兴替专题研究的基础至上，下编论子书与文集关系的学术史建构，则从文学批评史的视角讨论了历代总集采摭子书篇章的问题，反映出文章总集选文观念和编纂实践的变化与发展，章学诚与刘师培所关注的“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反集为子”等说，则折射出具备学者个人的价值观念，提出子史代表着立言有宗旨和学有专门的学术著述，理想的文集形态亦应具备一家之言的特质，而不止于概述学术史演进自身。

三编以不同的视角切入子集兴替以及子书与文集在著述形式上的区别与联系，先以专书研究和专题研究讨论子书衰变和文集何以取代子书成为新的文献存录方式与学术表达方式，再从文学批评史的视角讨论后世的学术观念。

《史通通释》

此外，作为文史理论著作的《文心雕龙》和《史通》，也应该放在在汉魏六朝子书如《傅子》《抱朴子》《金楼子》《颜氏家训》《刘子》等作的“延长线”上，讨论其著述方式和学术思想表达之间的关系。

《文心雕龙》和《史通》不仅连缀数十篇专题论文而成，与汉魏六朝子书在形式上颇具相通之处，而且刘勰和刘知幾的著述理想，以及两书所具备“体大虑周”的理论系统，甚至是一般的汉魏子书难以企及的。

对《文心雕龙》和《史通》整体上继承六朝子书撰述方式的讨论，本书暂付阙如，姑且以附录的形式编入有关《史通》自注和外篇著述形式上的研究。

《史通》是较早的附有作者自注的学术著作，其主要作用在于补充作为骈体文的正文，详述正文受体制所限无法完整引述的史传文本，或者作为一种印证的手段，用佐证正文所描述的现象或得出的结论，前者是《史通·补注》篇中“委屈叙述存于细书”，后者则有效避免了正文“毕载则言有所妨”。

诵芬室刊本《洛阳伽蓝记》

从形式上看，《史通》自注与现存的六朝赋自注皆以“异体”而“言事”，而在扩展正文内容方面，则与《洛阳伽蓝记》自注相似，且避免了六朝自注繁冗琐碎的弊端，与刘知幾本人的史学注释观念高度一致。

《史通》外篇在学术史上获得的评价不高，《四库全书总目》与晚近学者认为其与内篇颇有“重出”或“抵牾”之处。

但追溯《史通》的学术渊源，并从理论体系的角度审视内外篇的关系，可以发现内篇效法《文心雕龙》骈体专题论文的文体形式及其理论体系，外篇则在文本考证方法和述学文体两方面继承了《论衡》，同时弥补了内篇所缺乏的专书的专题研究。

《史通》内篇重在讨论“近代之史”，而外篇留意于《尚书》和《春秋》经传，亦是刘知幾为《史通》设置的“断限”。

因此，《史通》外篇的成立，由史学需要专书研究的性质与骈文在论述文本考证方面的不足等撰述目的方面的因素决定，亦包括《史通》自身继承六朝子书的学术渊源，将其视作刘知幾著书的初稿或者读书札记，实际上忽视了《史通》文体形式及其学术表达之间互相作用的深刻意蕴。

无论自注还是以札记体为主的外篇，都是对于《史通》内篇以骈体文为主的专题论文这一文体形式的拓展。

作者简介

作者近照

伏煦，1990年生，江苏徐州人，中山大学文学学士（2013年），南京大学文学博士（2018年），现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汉魏六朝文学。曾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理论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两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