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坊｜房伟：从生活到创作的多面探索

近日，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房伟的三本小说集《狩猎时间》以及《猎舌师》和《小陶然》全新修订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与小说创作者，房伟在学术与文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他的作品涵盖了抗战题材、中国式情感以及高校知识分子生活等多个领域，展现了他对历史、现实与人性的深刻洞察。新书出版后，房伟与作家出版社编审、新书责任编辑向萍展开对谈，深入探讨了他的创作历程、文学理念以及对当下社会现象的思考，为我们呈现了一位学者作家的多面探索与文学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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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短篇创作的积累与思考

向萍：这三本小说集整体亮相，有点中短篇吹响集结号的感觉，类似个人的小型文集。三本书分别有各自独立集中的主题，抗战系列《猎舌师》、中国式情感系列《小陶然》、高校知识分子系列《狩猎时间》。是创作之初就有这样的长远规划吗？

房伟：创作时没想那么多，只是想按照一个系列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写多了，不经意间就形成了现在的样子。我很早就开始进行创作，但大多是零星的，大规模创作是在2016年之后，这三本集子基本涵盖了我这些年在中短篇创作上的积累和思考。

向萍：有人评价新作《狩猎时间》用11部短篇小说共同构成“高校知识分子”系列。这部小说集开辟了您小说创作的一个新场域，其创作时间轨迹是怎样的？

房伟：这些小说主要完成于2018年到2023年期间，在高校工作生活了很久，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开头写第一篇是“黑床”，后来想法越来越多，就写了下来。高校里的故事很多，但故事类型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二十年前的高校故事，基本上都是中产化的叙事，如今更复杂。

向萍：《狩猎时间》聚焦高校师生的生活，写作时是否有一种“近身肉搏”的感觉？写作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房伟：现在高校的老师和学生都有压力。尤其对于文科学者来说，科技的发展，让传统文科的困境更加明显了，因为要拼数据。高校出现了很多变化，我想记录下这些故事。因为很多故事原型就是身边的人和事，所以这些小说能引发大家的共鸣。

向萍：您认为小说创作，除了艺术的、创作欲望的驱动，是否还肩负什么使命？您希望《狩猎时间》能引发怎样的思考和变化？

房伟：呼唤更多的人对于高校现状的关注，希望能将一个相对宁静的校园和纯粹学术的校园还给师生。这也是小说的另一层社会使命。无论如何，人文关怀还是应该在校园里得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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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文科教学的边界

向萍：近年来无论高校招生，还是毕业生就业，都有大文科式微、弱化倾向。您作为一位人文学科的学者、教授兼作家，怎样看待和评价目前这种态势？

房伟：记得苏州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王尧先生有一个发言，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认为外部环境的变化只是文科弱化的原因之一，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文科自己阐释世界的能力变弱，文科越来越圈子化和封闭化。我比较赞同他的观点。我觉得，现在立志学文科的年轻人，心中一定要有一个大的问题意识，就是你的研究有没有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世界的批判性理解。你的研究，一定要有现实针对性，不一定是具体的物质问题针对性，也可能是思想问题针对性。

向萍：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人工智能的热议不断，目前在您的教学和写作中，它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房伟：我平时也用DeepSeek这类技术工具，但文科教学与其他学科有很大不同，我想还是要保持一点个人化感悟以及师徒相授的传承意识。人工智能的确加快了我们利用资料的速度，但它不能教给我们如何更感性地认知世界。

向萍：我看到一个视频，在一个外国课堂上，老师非常激动，严厉批评学生们懒于思考，用人工智能工具应付他布置的作业。您在教学过程中是否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未来是否会创作与此相关的作品？

房伟：将来会是一个淘汰的过程，人工智能可以淘汰中等以下的文科学术，让那些收集数据、简单的学术分析变成常识，而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恰恰是最有个人思想创见的东西。将来也许我会创作相关的题材，但这也要看机缘。面对数据化和科技化的浪潮，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其实是个夹心层，正好处于中间段，要学习的东西很多，要改变的东西也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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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褶皱中探寻人性之光

向萍：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战题材小说集《猎舌师》修订再版，书中新增了哪些内容？

房伟：增加了一篇《异生》，以二战之后流落河南的日本伤兵为原型的小说，写中国人民宽容博大的胸怀。这组作品，一方面是在历史的褶皱之处发力，发掘历史的幽微之处，另一方面则是注重历史真实性、细节性和历史的想象性的结合。我很早就喜欢战争题材的作品，包括小说和电影，但我对有些抗战小说作品不满，如过于戏谑化，充满了解构的狂欢，不够尊重历史史实，有的又过于沉闷乏味，这导致中青年作家很少会选择这个领域进入创作。然而，这恰恰是我在学术和创作之间的双向跨界的长处和选择。

向萍：《猎舌师》中《中国野人》和《异生》两篇小说比照阅读，前者写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劳工在日本如何像野人一样苦度十几年，经历千辛万苦回到祖国；后者写曾经神志不清的日本士兵在中国农村被保护和质疑，最终回到日本。这两部作品是否都有人物和事件的原型？在创作中有哪些震撼和思考？

房伟：这两部作品都有原型，一个是山东高密的被日本强征的劳工刘连仁，一个是被河南农民家庭收养的日本伤兵石田东四郎。两个人都曾流落异国。东四郎的情况更复杂。他是流落河南的日本伤兵，被好心的孙老汉收留，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东四郎也多次拼死保护这个家庭。孙老汉去世后，他的后代继续供养东四郎，直到他被日本的家人发现。这期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这种情感是非常令人震撼的。我想写出那些人性基本层面的、超越爱恨情仇的东西。这些东西让我们弥补创伤，走向真正的理解与交流。

向萍：这部小说集中的《鬼子妮》《五三》都是发生在山东济南的故事。《鬼子妮》里的老中医让人联想到为曾经被媒体报道的山崎宏老人，是什么机缘引发了这篇小说的创作？《五三》里竟然出现了您本人的名字，这里面是否真有您的家族记忆？

房伟：这几个小说都与我的济南生活经验有关。《鬼子妮》是一个中日混血女孩的故事，是我在看山崎宏的纪录片时想到的，这样一个后代，她在当时的环境下，肯定有更多的故事。《五三》有我爷爷的影子，他当时正在济南开小饭铺，亲历了惨案。

向萍：《猎舌师》中美食、南京等元素，让人联想到您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石头城》。两个创作有何关联？如果把文学创作素材比作“鱼”，长、中、短篇小说，甚至还包括散文、报告文学、诗歌等不同的文学形制比作“吃法”，《猎舌师》与《石头城》的创作是否带有“一鱼多吃”的意味？

房伟：的确是这样的。我写东西，喜欢将素材进行不同的加工，比如，《猎舌师》是一个中篇，但《石头城》中的饮食因素主要集中在蒋坤安这个人物身上，它更像是多个素材的结合。中国人喜欢饮食文化，其实是喜欢生活。中国人的生命观里有一种生活观，就是对生活本身的看重，多了烟火气和人间气象。在《猎舌师》这个小说之中，我突出的是中日美食文化之间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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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情感的文学表达

向萍：有人评论说《小陶然》是“中国式情感”的“文学拓片”。中国人的情感是相对含蓄、细腻、幽微的，您为什么会钟情于这个主题的小说创作？

房伟：写这组小说是想对世俗社会的人生进行细致的观察，特别是情感的观察。这也弥补了我身处高校，缺乏更多的社会经历的缺点。我希望主动出击，去观察中国人当代情感生活的千姿百态。这次修订版新添的《幸福的人在微笑》这篇小说，主要是来自一次我在公交车上的观察。从这次观察出发，我进行了一次悬疑化的虚构，想象了一对陌生男女在浪漫情感与复杂诡谲的现实之间的落差与变化。在创作时挺开心的，写完了之后，感觉又融入了很多对社会的思考。

向萍：书中有很多对人生各个年龄段情感体验的关注，相较于您亲身经历过的少年、青年和中年，表现老年人的生活和情感历程是否更有难度？您是如何应对的？

房伟：我想这还是一个作家“感同身受”能力的培养。少年和青年的情感经历，有很多来自我身边的朋友，也有我的一些经历提炼，老年人情感历程则主要是来源于我对银发阶层情感问题的好奇与观察。在这个过程之中，我收获了很多教益。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会有更多老年人的问题受到关注，特别是老年人的情感问题。似乎很多人有一种偏见，老年人不需要情感，只要带好孩子、跳跳广场舞就可以了，其实不然。老年人的情感非常丰富，也有着很多诉求。这个小说集有不少是写老年人情感问题的。

向萍：近来关于直播带货达人的纷争也非常激烈，《小陶然》中就有一篇作品《弟弟的直播》。您怎样看待网红以直播形式带货文学产品的现象？

房伟：文学是人学，文学观察的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社会变化之中不断变化的。直播带货是一种网络虚拟经营模式，它反映了虚拟性对现实性的入侵。这种依靠虚拟形象建构的东西，掩盖了真实的物品，更强调了媒介性大于现实性。但是，在这个时代，这种虚拟交易也是一种不可回避的东西，它已经成为社会现状的一部分，也为作家提供了故事灵感。

向萍：您下一本小说集会聚焦什么主题或者方向？

房伟：下一本想写个都市怪谈系列的小说，或者赛博朋克风格的科幻历史小说，现在还都在设计之中。其实，中短篇小说的创意很重要，这也是我为什么常常将它们做成系列作品，这会让读者更清晰地把握你的想法。都市怪谈是很早就想写的，前些年也零星写过几个，主要是想写当下互联网时代，人类社会的变异。这又和我喜欢的聊斋传统进行了结合，相信会很有意思。科幻历史小说也是我想写的题材。我个人非常喜欢“爱死机”系列作品，这里面有不少科幻历史的设定，对我很有启发，也能发挥我在历史、文学方面的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