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个省级大数据局，连续三任局长均已落马！

5月16日，贵州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主任李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审查调查。

李刚出生于1978年6月，籍贯、出生地贵州大方，曾任安顺市科技局局长、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总工程师等职。2020年初，他担任该局副局长，2024年初升任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书记，半年多后卸任，出任省国防科工办主任。直至此番被查。

更为引人关注的是，李刚的倒台并非孤立事件。根据报道，2021年，曾任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长的景亚萍也因涉嫌违纪违法而被查，且2024年10月被免职。

也就是说，算上李刚，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已经连续三任局长出事了。

2017年2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正式成立，系全国首个省级大数据管理局。作为贵州省人民政府直属机构，该局为正厅级，首任局长为马宁宇。

马宁宇，1976年10月生，陕西西安人，本硕博均毕业于清华大学，博士期间挂职任贵州省贵阳市经贸委副主任；此后作为贵州省引进人才来到贵州，先后担任贵阳市乌当副区长、小河区副区长、小河区委书记，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正厅长级）、党组书记，2016年9月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2021年10月任贵阳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理市长，后来出任市长。2024年8月在贵阳市市长任上被查。

第二任局长是景亚萍。她于2021年11月至2024年10月间担任该局局长。同期，李刚先后担任副局长、局党组书记。

景亚萍，1964年8月生， 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进入贵州财经学院信息系担任教师，后来成为教研室副主任、教研室主任、信息学院副院长、教务处副处长，贵州理工学院副院长，2016年12月出任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2019年12月出任贵州科学院院长，2021年11月再度回归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担任局长。2025年2月，景亚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贵州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李刚就是第三任。他是党组书记、副局长。李刚的职业生涯，也充满了权力的魅力与诱惑。从共青团的秘书长，到科技局局长，再到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他的职务如同一层又一层的阶梯，稳步向上。特别是在担任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总工程师、规划投资处处长等职务时，李刚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和信息，这使得他在政治圈内建立了强大的影响力。然而，正如俗话所说，“权力越大，责任越重。”他的这些职务使他在民众眼中成为了一个具有强大话语权的人物。可惜的是，他的信任与权力没有转化为服务人民的决心，而是走向了腐败的深渊。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在短短几年内连续三任局长（马宁宇、景亚萍、李刚）相继落马，暴露了大数据监管领域权力运行与监督体系的深层缺陷，也揭示了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中的制度性风险。这一现象背后的问题值得系统性剖析，并从中提炼出关键治理启示。

1、权力集中与寻租空间是否过大？

大数据管理局同时掌握数据采集审批权、资产处置权、项目发包权，例如景亚萍分管的数据资源目录编制、政务云采购等23项核心职能缺乏分权设计，形成“绝对权力”结构。贵州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拥有“先行先试”特权，涉及数据交易规则制定、特许经营权授予等关键权力。马宁宇和景亚萍主导的“多彩云”“数据铁笼”等项目资金规模达数十亿，成为资本围猎重点。

2、制度是否滞后于技术发展？

公共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未在法律层面清晰切割，导致监管者兼具“裁判员与运动员”双重角色。贵州虽出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实施方案》，但侧重激励数据流通（如设定2025年交易额破百亿目标），对权力寻租的预防性设计不足。

3、建议重构分权制衡体系，推行“管办分离”模式：

政策制定（政府）、平台运营（国有数据公司）、市场监管（独立第三方）三权分立，参考新加坡政府数据办公室（GDO）架构。试点“数据银行”机制（如浙江），由国资控股公司负责数据资产运营，切断行政权力直接干预。建立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明确禁止领导干部插手具体项目招标、数据资产评估等敏感环节。

4、加大技术赋能，压缩腐败空间

区块链存证强化透明度：将数据项目招标、合同签订、资金拨付全流程上链，实现不可篡改的电子存证。算法审计与合规审查：引入欧盟GDPR问责制理念，对数据开发利用算法进行第三方审计，防止参数“量身定制”。

5、培育专业监督与生态治理

设立“数据合规官”制度：借鉴深圳前海经验，由技术专家担任独立监督角色，嵌入重大项目决策环节。构建“阳光数据生态”：强制公开数据资源目录、交易规则、财政资金使用明细，接受社会监督。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可试点实时披露交易数据流向。

贵州三任局长的“前腐后继”，本质是数据权力失控的缩影——当公共数据资源成为“数字黄金”，而监督未能同步升级时，腐败必然滋生。未来改革需聚焦三点：

制度层面：通过分权设计打破“三权集中”，建立数据产权登记与交易合规的全国性标准；

技术层面：以区块链、算法审计实现“以技治权”，让权力运行可追溯、可验证；

生态层面：推动数据流通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减少行政干预空间。

唯有将数据关进“制度+技术”的笼子，方能避免“发展一个领域，倒下一批干部”的恶性循环，真正释放数据要素的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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