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新人推介 | 李腾：中世纪盛期欧洲文明再造与互鉴

▋社科新人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上海市一批青年才俊逐渐涵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形成了具有上海特色的青年学人共同体，对于加强社科理论队伍建设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上海东方青年学社组织评选出了2020—2021年度“上海社科新人”，本报将陆续予以推介，聚焦其传承学术、创造思想、影响社会的使命担当。

本期推介的第十二届“上海社科新人”（2022—2023）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李腾教授。他主要从事欧洲中世纪史、中古盛期思想文化史研究，试图揭示拉丁西方文明在中世纪盛期的发展轨迹及其内外动因，由此获得有关文明互鉴的启发，文明交流并不是简单的接受与给予，而是复杂的理解、诠释、融合与创新过程，在冲突与融合的张力中，文明通过交流互鉴获得新生与活力。

原文 ：《中世纪盛期欧洲文明再造与互鉴》

作者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 李腾

图片 |网络

“12世纪文艺复兴”的演变

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中世纪”一词虽早在14世纪初已见端倪，其作为历史分期的观念也可追溯到17世纪，但中世纪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是在19世纪，更与“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密切相关。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政治版图变动剧烈，更促进了各个国家的史学发展。民族主义、浪漫主义以及教派主义相互交织，催生了“重新发现中世纪”的新热潮。当时尚未统一的德国以及法国和英国等国，皆试图通过追溯、重述中世纪历史以建构新的民族认同。各种以中世纪为背景的骑士传奇、英雄史诗成为青年人竞相追捧的读物，各类大型中世纪文献史料的整理编纂工作亦如火如荼。诸多国家的政治体制变化乃至新国家的建立、重组、扩张等，也多以中世纪的历史叙述作为确立当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原先被视为野蛮象征的哥特式建筑也被赋予了带着圣光的神秘主义，中世纪的“恬淡、稳定和田园牧歌生活”也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理想。

在学术研究方面，法国学者安托万· 安培最先提出“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认为法国是中世纪欧洲文化的引领者。到19世纪中叶，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则高举“人的发现”与“世界的发现”，确立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在现代欧洲文明中的奠基地位。然而，以埃米尔·格巴尔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及英国学者哈斯廷斯·拉什道尔等则指出，理性精神的兴起、古典文本的传播、对人与世界及其关系的新理解等，早在中世纪时期就业已出现。他们强调，经院主义的兴起本身就是理性主义挑战权威的体现，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引介与融合更重塑了天主教神学体系，古典拉丁文献的重新发现与系统整理更是对古典传统的继承与升华。因此，中世纪盛期不仅不是一个“万马齐喑”的黑暗时代，反而是一个充满着思想活力和知识更新的伟大时期。

到20世纪，“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在美国著名中世纪史学者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的推广下，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认同，并借助英语学界在二战后所取得的优势地位，深刻影响到了国际学界对中世纪盛期的认识。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相关讨论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对中世纪盛期宗教维度的忽视等问题得到了极大的纠正，尤其对宗教维度的关注得以加强，学界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理解日趋全面与多元。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突破口。在博士毕业后的早期研究中，我即从“12世纪文艺复兴”的演变入手，一方面梳理中世纪研究在欧美学界的建立，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独具特色的学术传统及其形成机制，另一方面深入挖掘中世纪盛期思想文化演进的主流趋势和内在逻辑。

中古德意志文化的角色

在上述探讨过程中，我渐渐意识到德语学界对“12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一直较为冷淡，而西方学界的主流研究常将德意志地区视为“文化落后”的典型。在哈斯金斯的论述中，中古德意志地区在中世纪盛期的思想文化发展历程中只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身影。英国学者理查德·萨瑟恩更将德意志文化在11—12世纪的“哑火”视为一个难以解释的重大谜题。

然而，从经济活跃程度、人口数量、隐修院与主教座堂学校的分布等各个方面来看，德意志地区理应在这场西方文明更新重塑运动中扮演更为突出的角色。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核心腹地，这里既是政教之争的主战场，又是宗教思想与政治理论发展的沃土。关于教权与皇权之间的争议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小册子论战”，其间的论辩方法与思想内核深刻影响了欧洲后来的法学、文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的发展。与此同时，德意志地区遍布的隐修院也在神秘主义和冥想神学的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然而，缘何这一切都未被纳入“12世纪文艺复兴”的主流叙述之中？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在完成“12世纪文艺复兴”学术发展史研究的课题后，又申请了一个“主教城市与神圣罗马帝国统治秩序建构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使我回到了十年前的博士论文的“主战场”，当时我的主要关注对象是莱茵河畔的道依茨的鲁伯特和马格德堡边境的哈维堡主教安瑟姆。我逐渐认识到，在学术史中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缺席”，事实上反映了19世纪以来研究者们过于强调理性化和世俗化的研究路径。只有重新将宗教这一中世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结构与思想维度带回到中世纪研究，才能真正看清那些迷雾背后丰富的历史图景。

在研究中，我也想在较为熟悉的思想史进路外，引入制度史的分析。19世纪以来的德国学者对中古时代的神圣罗马帝国多有指摘，认为这个时期形成的多种政体并存、诸多诸侯林立的局面是导致德国迟迟不能统一的罪魁祸首。其中，以主教为领主的统治结构不仅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独特现象，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还是分析中世纪政教关系复杂互动的重要切入点，阐述神圣罗马帝国统治秩序建构的关键，更是理解中世纪欧洲统一与分裂的一把钥匙。而且，既有研究大多从现代概念中的“城市”或者“领地”的角度加以把握，而我则更希望从“主教区”和“修道院网络”的角度加以分析。通过这种视角的转变，原先感到匪夷所思的问题也就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了。不得不承认的是，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我获得了许多新的灵感与突破，但在面对浩如烟海的拉丁文、德文文献时，仍不免常常喟叹。最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数据库建设的突飞猛进，使我不必再每天戴着口罩去“不见天日”的地下书库翻检那些19世纪的史料集成，也算是一种时代的馈赠。

中古时代的文明互鉴

“12世纪文艺复兴”也常常会涉及文明之间的互动交流问题。从许多方面来说，“12世纪文艺复兴”的发生，本质上就是一个通过“文明互鉴”而实现文化更新与飞跃的典型事例。西欧思想界的巨大变革，离不开阿拉伯世界在哲学、天文学与逻辑学等领域的中介作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文本往往伴随着阿维森纳、阿威罗伊等伊斯兰学者的注解一同传入西方，最终成为经院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近年来兴起的“全球中世纪”研究虽然仍不免带有某些“西欧中心论”的痕迹，且在关键概念上的解释尚有待进一步澄清，但其“去中心化”的尝试无疑拓展了中世纪研究的视野。将“全球史”视野引入中世纪领域，将拉丁西方、拜占庭、阿拉伯-伊斯兰乃至印度、波斯和中华文明置于并列发展、交相辉映的格局中加以考察，更可以揭示出中世纪世界的多样性与往来互动。诚如独立撰述《世界通史》的周谷城先生所言，反对“欧洲中心论”并不意味着世界历史发展中没有重点，更是强调15世纪以前“分区并立、往来交叉”的互动结构无法为单一视角所遮盖。

延续着从学术史到思想史再到制度史的脉络，我也尝试从更宏观的角度重新审视文明互鉴、知识流转与“中西交通”等重要议题。尽管限于个人性情和知识水平，我依然更倾向于通过具体扎实的个案研究去搭建理论框架。希望数十年后再回望当下，至少可以欣慰于好歹没有荒废太多时光。前不久，上海师范大学与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合作的《东学西传文献集成初编》举办了新书发布会，百余册煌煌巨作展现了15世纪以来欧洲人对中国文化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索精神。而在10—12世纪的中古盛期，以阿拉伯学术为代表的“东学西传”已然深刻推动了西方的文化复兴。

今日重温这一历史进程，更应激发我们对文明交流的重新思考。文明交流并不是简单的接受与给予，而是复杂的理解、诠释、融合与创新过程。在冲突与融合的张力中，文明通过交流互鉴获得新生与活力。在当今全球化与地缘冲突并存的时代，我们尤其需要秉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理念来面对古往今来的不同文明，尊重差异，深化对话，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智慧篇章。

治学谈：少年时代，我曾立志从事“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后因缘际会转入欧洲中世纪史的领域。作为一名中国学者，研习这门“既洋且古”的学问，需要面对语言、文化和宗教等诸多层面的挑战。我的研究重点聚焦于中世纪盛期的历史书写、政教之争与天主教世界的思想文化史，中文学界相关积累有限，而欧美学界则有“过于丰富”的多重传统，使我在过去十余年间多有焦灼挫败之感。从“12世纪文艺复兴”到“主教城市”，再到“环地中海文化圈”的知识流转，我始终试图揭示拉丁西方文明在中世纪盛期的发展轨迹及其内外动因。对“文明互鉴”问题的长期关注也让我愈发意识到，在这个新时代里，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平等的心态去看待、理解与探索异域文明。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55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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