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的艺术：把握宽容与禁止的尺度

宽容，指以宽容的心胸来加以包容。领导对下属的言行，要适度地宽容，否则即应该予以禁止。

宽容与禁止的界限，事实上因人而异，无法求其一致。但是，必须以“安人”为标准：不影响大家的“安”，尽量给予宽容；影响到大家的“安”，亦即带来不安，立刻要明确禁止，以免造成祸害。

有能力、表现得好，就会不知不觉地耍起大牌，不论领导还是下属，都可能出现这种特权倾向。我们究竟要宽容到什么地步？最好先把“安”的标准设定出来，达成共识，使大家心里有数，不要过分，才不会引起众怒。

禁止的言行，要事先有所沟通；禁止的行动，应该适时、适法，千万不要闹成意气之争。当然，标准也可以因时、因地而变动，但至少要交代得过去。

诸葛亮倡导法治，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他经常不计小过，让犯错的人获得翻然悔悟、改过从善的机会。他并不是忽视刑罚的功能，而是适度的宽容。当然，这种宽容是有限度的，超越限度的人，无论如何要接受法律的制裁。领导者最好明白刑罚是不得已的手段，绝对不能流于残酷，令人断然求去，有人才也不能用。

使用刑罚，必须以仁爱为出发点，使被处罚的下属，不认为领导者处置不公，却能够自己承认罪有应得，才算是贤明的领导者。曾国藩是著名的儒将，对待下属有如慈母一样的爱护，但是最反对宽容溺爱，因此主张严格管教，以免败坏人才，也败坏事业。可见，宽容固然是必要的，而严管也是应该的。如何寻找平衡点，全凭个人的智慧了。

中国人很重视时位的配合，时即各方面配合起来的时机，位即各方面配合起来的关系。领导的时候，看时机而变动，看关系而调整。领导离不开时间和空间的配合，离开时空，谈不上领导，也看不出好坏。

时的中间有势，是造成时的机缘。我们常说：“时机好，而情势不利。”或者说：“时机不好，情势很有利。”时机是他力，只能等待，不能创造；情势是自力，可以把握，也可以创造。领导者创造自动自发的气氛，便是领导的有利情势。时机合适，也可以下达命令。

时不能离开位，情境配合，时位要整体考虑。看准机缘，创造关系，把握时机，才是领导的最佳配合。领导是否圆通，完全看领导能不能注意到“时”“位”的配合，如果配合得宜，效应必佳，否则便应该及时调整。

时间和空间这两大因素，是领导时改变形态的主要权衡条件。当事业开创发展之际，各种人才都可以破格录用。但是心腹班底，仍以小心谨慎的为宜。事业已达相当规模，不宜先行扩大，以守成为宜。这时候用人必须更加小心，以循规蹈矩的为可靠。领导者的用人态度，随着时空的变化有所不同，若能适时调整，必能合理应变。

在宾客面前，领导者表现得特别礼贤下士，宾客离去后，下属就应该特别谦恭有礼，以免遭受领导的指责。到他处做客，领导者表现得十分有魄力，回来后也要对随行下属有一些激励。凡此种种，看起来好像相当虚伪，彼此捧来压去，实际上也是时空配合的一些调整，目的在求心理上的平衡，无可厚非。

应该强制的时候，不妨强制执行；可以让下属自动自发的时候，尽量放手。有必要禁止的事项，及时予以禁止；可以宽容的，尽量宽恕容纳。

领导的时候，看时机而变动，看关系而调整，时位配合得宜，才能达到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