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杨阿敏、韩星校点《公羊传》（《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出版

公羊传 / 杨阿敏，韩星校点．

沈阳：辽海出版社，2025.1
（新时代万有文库 / 刘跃进主编）

内容简介

《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是何休公羊学的代表作，流传至今。何休解《公羊》，形式是典型的章句训诂，内容可分两方面：一是对文字、器用、草木虫鱼、礼乐制度等的训释；一是对《公羊》义例、大义的总结与发挥。在总汇前辈公羊学成果的基础上，何休仿左氏《春秋》五十凡例，为公羊《春秋》制定“条例”，把《公羊》的义例、大义概括为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等，其中以“三科九旨”最为重要，可视为整套《公羊》学说的基础。所谓“条例”，就是根据孔子“寓入”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加以畅通；从而提出一系列待人处事的行为准则。“条例”大约有三类：一是承袭先师的条例，二是串解畅通经文之后提出的条例，三是何休自设的条例。他在《文谥例》中说：“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此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夷，此三科九旨也。”公羊家以为，“三科”是孔子作《春秋》遵循的“存三统”“张三世”“异内外”的三个原则；而“九旨”三个原则所包含的九个要旨。其中“二科六旨”“三科九旨”出自“公羊传”，“一科三旨”则是何休根据董仲舒“通三统”说提炼出来的。“三科九旨”是何休思想体系的基本构架，也是其历史哲学的核心内容。此外，又有五始、七等、六辅、二类。依据这些凡例，公羊《春秋》才成为严整缜密，系统性强的今文学经典，反映了何休企图重振公羊学昔日盛况的努力。何休《解诂》重视《春秋》行文遣辞用句“文字凡例”的归纳，这种经文文字条例之整理，随着“注经体”的版本体式而流传，被视为《春秋》书法之研究，而成为后世春秋学者研治《公羊春秋》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作者简介

何休（129－182年），字邵公，东汉任城樊（今山东曲阜，有说是山东兖州）人。东汉时期今文经学家，儒学大师。其父何豹，曾任少府。何休可谓出身官宦世家，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人质朴，讷言聪慧，“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后汉书·儒林传下·何休》）从小博览群书，对“三坟五典，阴阳算术，河洛谶纬，莫不成诵”（晋王嘉《拾遗记•后汉》）。因口讷，不善讲说，门徒有问者，辄以书面作答。诏拜郎中，因不合自己志向，以病辞去。太傅陈蕃召请，参与政事。后党锢事起，陈蕃被杀害，何休也受牵连废官，“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后汉书·儒林传下·何休》）。党禁解除，被召为司徒掾属，拜议郎，再迁谏议大夫。废官期间，他闭门不出，用功十余年，作《春秋公羊传解诂》12卷。又注《孝经》《论语》等。还著有《春秋公羊文谥例》《春秋公羊墨守》《春秋左氏膏肓》《春秋谷梁废疾》《春秋汉议》等，见于《隋书·经籍志》。另作《春秋汉议》13卷，以春秋大义，驳正汉朝政事600多条，“妙得《公羊》本意”（《后汉书·儒林传下·何休》）。董仲舒以后，何休是最大的《公羊》学者，又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

整理者简介

杨阿敏，男，1993年生，江西永丰人。《南方学刊》主编，出版著作《三通序笺注》《胡铨年谱》《学海沧桑：古典文学名家访谈录》，点校整理《公羊传》。

韩星，字建中，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联理事、世界儒教（孔教）联合会副主席、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兼董仲舒研究会副会长，出版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文化通论》《儒家人文精神》《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儒学新诠》《走进孔子——孔子的思想体系、价值和命运》《<大学><中庸>读本》《<孝经> 曾子论孝 读本》《<大学><中庸> 解读》《仁》《仁爱：中华文化的核心力量》《孝经全解》、选编《段正元文集》等。

公羊传：白文本/杨阿敏, 韩星校点.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25.1.

(新时代万有文库 / 刘跃进主编)

版本简介

何氏《解诂》，释传而不释经，且多引纬说。其所谓黜周王鲁，变周文从殷质之类，虽不详所据，然其诠释条例，亦时有妙义，为治公羊者所不废。何休注《公羊》，《隋书•经籍志》著录汉谏议大夫何休注《春秋公羊解诂》十一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何休注《春秋公羊经传》十三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何休《公羊解诂》十三卷。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现存宋本两种，一为淳熙抚州公使库刊本，现藏国图；一为宋绍熙二年余仁仲万卷堂刊本，此本今存两部，一存国家图书馆，一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在两宋之后，传本渐希。除注疏刊本外，行世绝少。主要依靠《十三经注疏》中的《春秋公羊传注疏》而流传于世。

关于抚州公使库刊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録》卷一云：“宋淳熙抚州公使库刊本，十行十六字，注双行二十三字，白口，四周双阑。版心上方阳记大字数，阴记小字数，书名下间记‘癸丑重刊’，盖绍熙四年重修本也。版心下记刊工姓名，有陈忻、陈英、吴生、余元、余丁、郑才、沈于、李大亨、范从、高定、刘彦明、安国、吴茂、陈浩、黎友直、虞大全、江坦、李果、余安、高文显诸人。（只记首册。）前有何休序，序后接连本文。各卷后注经若干字注若干字。卷中宋讳完、桓让、皆缺末笔。”此书为《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现存最早的本子。此本有《古逸丛书三编》及《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

关于宋绍熙二年余仁仲万卷堂刊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録》卷一云：“宋绍熙二年余仁仲万卷堂刊本，半叶十一行，行十九字，注双行二十七字，细黑口，左右双阑，版心双鱼尾，记大小字数。首何休序，序后有绍熙辛亥建安余仁仲题记六行。卷一后有余仁仲刊于家塾一行。钤有季振宜、徐乾学、汪喜孙各印。按：此建本之至精者，袁寒云以三千金得之李新吾。”此本卷首有何休序，序末有余仁仲刊书识语：“《公羊》《穀梁》二书，书肆苦无善本，谨以家藏监本及江浙诸处官本参校，颇加厘正。惟是陆氏释音字或与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釀嘲’，陆氏‘釀’作‘讓’；隐元年‘嫡子’作‘適归’；‘含’作‘唅’；‘召公’作‘邵’；桓四年曰‘蒐’作‘廋’。若此者众，皆不敢以臆见更定，姑两存之，以俟知者。绍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书。”绍熙辛亥即南宋光宗绍熙二年。各卷末镌经传、注、音义字数，及“余氏刊于万卷堂”“余仁仲刊于家塾”“仁仲比校讫”等刊记。张寿林认为余仁仲刊本诚不愧何氏之功臣：“余氏据家藏监本及江浙官本，参校付梓，颇多厘正。以校注疏本，异同甚多，而往往以此本为优。”（《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余仁仲万卷堂刊本《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今存世两部。国图藏本为绍熙二年的初印本，此本在清代先后为季振宜、徐乾学、汪喜孙收藏，道光四年汪氏问礼堂，据此本影摹付刊，行款悉依原本，纤毫毕肖，宛然宋椠。后归李新吾，入民国，此本为袁克文所得。1915年十月二十四日，袁克文以三千金购自李新吾。袁克文手书跋文云：“余仁仲所刻经传于世者，曰《周礼》，卢雅雨、陈仲鱼皆有之；曰《礼记》，曾见于天禄目；曰《公羊》，惟此及铁琴铜剑楼所藏；曰《穀梁》，瞿氏有残本，完者在日本阿波侯家。此《公羊》即汪刻祖本、阮元所见缺两叶者。慕邢为予购致，爰据瞿氏校勘记校定此本补叶之脱误。十月二十四日，文记。”半年之后，袁克文又题一跋：“此叶所据决非出自余氏原本，又不若卷六补叶之旧。因依瞿氏校勘记为改定之。兹取瞿校与此本细参，而瞿本颇多增改，且尾有‘重校讫’一行，是必为重修本，此则初印本也。故此尾叶之异同，则两存之。丙辰四月十五日，寒云又记于瓶盦。”袁克文后转让此书给潘宗周宝礼堂，潘氏后人潘世兹将宝礼堂藏书捐献，入藏今国家图书馆，今有《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

台北故宫藏本为重修本。卷十二末镌有“余仁仲刊于家塾”“癸丑仲秋重校”二行，癸丑即绍熙四年（1193）。此本有清代黄丕烈跋：“《九经三传沿革例》载有建余氏本，余所见残本《穀梁》，在周香严家，即万卷堂余仁仲校刻者也。此外有《周礼》，亦缺《秋官》，藏顾抱冲所。今秋得此《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十二卷，完善无缺，实为至宝，得之价白金一百二十两，不特书估居奇，亦余之爱书有以致此。初，是书出镇江蒋春农家，书估以贱直购之，携至吾郡，叠为有识者称赞，故索价竟至不减。余务在必得，惜书而不惜钱物，书魔故智有如是者。《春秋》五传，邹、夹已亡。左、穀二家，仅存晋人之注，惟《公羊》注犹汉人，安得不以至宝视之？倘有馀力，尚当付诸剞劂，以广其传焉。嘉庆戊辰（1808）秋七月，黄丕烈识。”此后辗转归汪士钟艺芸书舍、文登于氏小谟觞馆及铁琴铜剑楼收藏。《四部丛刊初编》即据此本影印，其《春秋公羊解诂》卷首云：“上海涵芬楼借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景印。”瞿氏书散，此书为沈仲涛研易楼所收。1980年底，沈氏将此书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

张丽娟研究了南宋余仁仲万卷堂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今存的两个传本，指出两本之间的文字差异，源自初印本与修订后印本的差别。后印本修订了初印本中的讹误之处，文字反胜于初印本。因此，本次整理选择《四部丛刊初编》影印的绍熙四年后印本为底本，整理过程中，也参考了国图藏初印本。限于学识，标点校勘工作肯定存在不足之处，还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