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摩店里的高考梦

李金生知道，自己就像站在两条铁轨中间，一条通向过去，一条伸向未来。生活就是这样，走出一段，还有一段。

文丨新京报记者咸运祯

编辑丨陈晓舒

校对丨杨利

►本文6406字阅读10分钟

二十六岁前的李金生，世界很小。

生活的全部不过几里地，村里的学校、田间地头。高中辍学后在村里开了间小诊所，每天摸索着给人抓药看诊。后来双眼彻底失明，世界缩得更小，他租了一间二十平方米的老屋，改做盲人按摩。媒人给说了门亲事，媳妇进门，孩子落地，日子谈不上好坏，按部就班地过着，像田埂上被踩实的土，硬邦邦的，硌脚，但走惯了也就那样。

2014年，他四十六岁。

那年夏天，他做了一件在旁人看来毫无意义的事——以盲人身份报名高考。考试当天，记者们围在校门口，亲友们敲锣打鼓，李金生被人搀扶着走进考场，成为第一个用盲文卷参加普通高考的盲人。事后报纸称他是“全国首位盲人高考生”，他听着觉得新鲜，没想到自己还能和这样的称号扯上关系。

那之后，他的按摩店热闹起来。

记者来了又走，话筒递到嘴边，问题大同小异：“为什么非要参加高考？”他总说：“盲人想读书怎么就不行？”这话说多了，连他自己都觉得像句口号。有电视台请他录节目，编导让他讲讲“大学梦”，他就从小时候讲到大了，滔滔不绝。

十年过去，按摩店还是二十来平方米。

李金生比从前更消瘦，手上的老茧也厚了一层，说话时，他语速很快，嘴角会无意识地绷紧。互联网上流传着他两张照片：一张是2014年考场外举着准考证，一张是他在按摩店里佝偻着干活的侧影。有人夸他励志、勇敢，也有人骂他作秀，这些声音，吵嚷一阵，又归于沉寂。

李金生的生活始终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拉扯。他的生活被分成两半，一半在按摩店的老房子里，一半探向从未抵达的世界。这些年他努力争取到了两件重要的事：推动了残疾人参加普通高考的权益，也让视障的儿子得以进入郑州盲校学习。但有些事依旧没变。

李金生知道，自己就像站在两条铁轨中间，一条通向过去，一条伸向未来。生活就是这样，走出一段，还有一段。

2014年6月7日，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河南首位盲人考生李金生（右二）在盲人朋友的陪伴下赶赴考场。图源ic

“瞎子还管读书人的事”

李金生的手指在客人肩颈处游走，骨节凸起，关节发出咔嗒声。这双手比十年前上电视时衰老了些，也更黑了些，他的语速比一般人快，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

最近生意不好，李金生没有那么忙碌。在驻马店城里，他经营着这家盲人按摩店。

在这里，他是老板也是员工。每天八点半，李金生起床洗漱、扫地、整理床铺，一张折叠床白天收在墙角，晚上展开，就是他和女友的卧榻。生意时好时坏，有时，一天中不间断地有客人来，一双手按得发僵，有时收音机里的整点报时能响七八回也等不来一个客人。闲下来时，他就用盲人电子阅读器看手机，晚上十一点准时打烊，一天就这样结束。

店里很难招到长期员工，“客单价一小时七八十块钱，工资开不高，留不住人。”爱人和大嫂在店里帮忙，但很多客人是冲着他来的。常有人带着好奇推门而入，小城里的人都记得，高考交白卷的盲人按摩师，曾经举着准考证在学校门口接受采访，有人尊敬他，也有人调侃他“瞎子还管读书人的事”，遇到这种情况，他总要争辩几句。

这是一种近乎清贫的生活。按摩店是李金生的整个世界。几张按摩床，一个电磁炉，角落里堆着被褥和换洗衣物——他在这里工作，也在这生活。街道的热闹离他很远，偶尔需要出门，他就约一辆人力三轮车，车夫熟悉他，会特意把车停得近些。

李金生出生在驻马店确山县的一个农村家庭，家里四个孩子，他排行老幺。父母靠务农维持生计，日子过得拮据，能吃饱饭已是难得。他并非天生失明。六岁那年，右眼被树枝扎伤，仅剩的左眼也高度近视。即便如此，他依然渴望读书，走出村庄。

高中毕业那年，李金生的视力一天比一天模糊。家里决定不再拿钱供他继续读书，更别说参加高考。他转而想去学中医，学费要340元。父亲听完就摇头，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李金生急了，一脚踹翻了院子里用来吃饭的水泥板。下午该去放羊的时候，他躺在屋里不动弹，心想羊圈里那十几只羊，随便卖两只就够交学费了。

那天下午，父母下地干活，21岁的李金生找来一根麻绳，在房梁上打了个结。他在绳套前站了很久，没有勇气把头伸进去，最后蹲在地上哭了起来。天黑前，他决定用绝食来抗争。整整三天不吃不喝，父亲终于松口答应了他的要求。

1991年，学校出新规，要加半年西医课程，李金生实在拿不出钱，只好退学。他在采石场干过一阵，抡着铁锤砸石头，一车挣一块钱，一天能砸八九车。

但他不甘心留在农村做苦力，后来他揣着攒下的钱去县城，批发了一批便宜药材，回到村里支起个小诊所，他其实分不清药材好坏，只觉得大城市来的就不会差。逐渐地，凭着“用好药”的名声，还真有不少人来找他看病。

起初他觉得这样挺好，村里人大多只上过小学，能读完初中的都算有文化。哥哥姐姐们连名字都写不全，照样娶妻生子，操持生计。

诊所开了三四年，麻烦来了。先是被人举报无证行医，卫生站的人来查过几次，他也渐渐感到力不从心，因为“半路出家”，不完全懂药理，病人问得详细些，他就答不上来，只能含混地应付过去。

李金生对于光的感知越来越差。1994年夏天收麦子，他拉着架子车去粮管所交公粮。扛着一百多斤的麦袋走过狭窄的木板时，左眼突然模糊了。县医院的大夫诊断是视网膜脱落，要6000多元手术费。他掏遍口袋，连零头都凑不齐。秋天还没过完，左眼彻底看不见了，加上右眼的旧伤，他成了一级盲人。我国视力残疾分四级，按视力和视野状态分级，其中盲为视力残疾一级和二级，低视力为视力残疾三级和四级。

李金生学习盲文。受访者供图

“你这样的情况，学出来又能干啥呢？”

盲人李金生本该和其他人一样，在豫东南的村庄里度过平静的一生。

2000年开春，他在村口遇见一个在农技站工作的年轻人。闲聊中听说对方在考大专文凭，他随口问了句盲人能不能考。小伙子说不上来，挠挠头说：“规定上倒没写不行。”

沮丧之后，李金生又萌生了自考大学中医专业的念头。他就开始打听自考的事，托人找来学科目录，一遍遍让人念给他听。“中医专业”几个字，在他黑暗的世界里亮了起来。

村里人都叫他瞎子，他不爱听，也不认命。接下来的日子，他开始了漫长的奔波，在驻马店市自考办申请考试时，办事员头都没抬地拒绝了：“没听说过瞎子能考试的。”当天下午，他坐上了去郑州的大巴，一连跑了几个部门，皆以他是盲人的理由拒绝。有个女办事员甚至好心劝他：“你这样的情况，学出来又能干啥呢？”

李金生不死心，带着被子和塑料布，敲着一根盲杖又出发了。他去确山县、驻马店、郑州，一遍遍讲述自己的诉求，走到哪里睡哪里。有一次去北京，出了火车站，摸索了两天才找到教育部。在旁人眼里，这近乎偏执。

2002年春天，他终于坐进了自考考场。河南省教育部门为了照顾残障人士的特殊需求，单独给他安排了座位，监考老师把试题逐字念给他听。他握着笔，在纸上慢慢作答。

他接连考过了四门，可惜没过多久，国家叫停了中医专业的自学考试。他先是觉得心里发堵，后来想了想，自己不过是想找条活路。就像在黑暗里摸索的人，总要试着往有光的地方走。

转折发生在2004年。

三十多岁的李金生迎来了人生中难得的喜事。媒人带着一位姑娘来见面，那天，他穿上了为数不多的、已经洗得发白的衬衫。见过几次面后，对方接受了这段感情。

他们没登记，算是搭伙过日子，在省残联学了按摩后，李金生在县城租了间铺面。六张按摩床，五个盲人师傅，半个钟头收十八块钱。房租一年比一年贵，从四千元涨到了一万多元，不久后，儿子也出生了。日子一天天过去，看似安稳，可李金生总是想逃离。

在李金生看来，盲人推拿这份工作就像一条笔直的路，一眼就能望到头。在传统的印象里，人们总说这是最适合盲人的职业，可这种“适合”背后，是越来越窄的出路，推拿好像成了盲人唯一的归宿。

店里没人的时候，李金生喜欢摸到店门口站一会儿。街上年轻人的说笑声飘过来，让他觉得日子还有盼头。他总惦记着那些能改变命运的考试，高考的念头在心里生了根。家里人听了也不说什么，只是劝他别想太多。李金生觉得自己和前任就像两条铁轨，看着近，却永远走不到一块儿去。后来孩子大了，这段感情也走到了头。

2014年春天，46岁的李金生执意要报名参加高考。教育局的办事员拿着他的身份证反复核对，反复确认眼前这个中年盲人确实要参加普通高考。那年，国家教育部共印制了三套盲文试卷，李金生使用了其中一套，成为中国首位参加普通高考的盲人。

高考那天，李金生语文数学都交了白卷，引来争议。有人说他是在为残障人士争取权利，也有人说他浪费宝贵的考试资源。

后来有记者问他为什么非要考这场注定失败的考试。李金生说，盲人好像从生下来就被安排好了去做按摩的命运，要是以后有盲孩子想当老师或者科学家，总得有人先走出这一步。他要争取的不是残疾人参加单招考试的机会，而是让所有盲人都能有参加普通高考的权利。

外头的闲言碎语传进李金生的耳朵。据他回忆，从前他喜欢到公益组织去做些志愿活动，那是他在按摩店外唯一的去处。高考过后，负责人找上门来，说这事闹得太大，怕影响组织，劝他退出。李金生没吭声，从此他的生活又缩回了那间二十平方米的按摩店。

2014年6月7日，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河南首位盲人考生李金生（右一）在盲人朋友的陪伴下赶赴考场。图源ic

盲父与盲子

日子照旧过着，李金生守着按摩店，后来遇到了同样失明的第二任女友。两人拉扯着儿子李洲，为了照顾他们，大嫂也搬来同住，挤在店铺后面的小屋里。

在驻马店，李金生有两三个要好的盲人朋友。偶尔聚在他的按摩店里闲聊，李金生话不多，他们最爱聊的话题是盲人怎样才算成功。有次说起一个去上海发展的盲友，当上了老板，已经开了三家连锁按摩店。屋里突然安静下来，李金生觉得特别羡慕。

李金生的生活圈子很小。失明后，和从前的同学、玩伴渐渐没了来往。按摩床上的客人换了一茬又一茬，窗外的日头照常升起落下，他看不见，逐渐也不那么在意了，日子就这么一点点往前挪动。

去北京是李金生藏在心里多年的念想。一年春天，他和女友跟着表哥挤上了北上的火车。车厢里飘着泡面味，小孩的哭闹声此起彼伏，李金生却兴奋得睡不着，竖着耳朵数着一个个站名。

在八达岭长城，他敲着拐杖，一步步登上烽火台。山风在耳边吹过，夹杂着游客的谈笑声。他伸手摸城墙砖，耳麦里是讲解员的声音，讲述着这座城墙的历史。李金生站在那里，想象着“巨龙”在山脊上蜿蜒的模样。这是他用手指和耳朵看到的长城，比明眼人看到的还要真切。

李金生原以为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没想到更大的考验接踵而至。

2017年冬天，李金生12岁的儿子李洲在放学路上出了意外。那天中午，李洲和同学在校外推搡打闹时摔倒，左眼受了伤。李洲的右眼从小就有视网膜脱落的问题，视力本就不好，这次意外之后，他彻底看不清东西了。

李金生把学校和涉事学生告上了法庭。根据驻马店中院的判决书显示，对方在打闹中存在主观过错，但李洲也有责任。最终判决两个孩子的监护人各承担一半责任。因为事发时已经放学，学校不需要担责。

求医之路就此开始。受伤第二天，李洲被送到驻马店市第一人民医院，几天后因病情严重转至河南省人民医院。诊断结果显示，他左眼视网膜脱离、玻璃体混浊，右眼无晶体，双眼高度近视。他先后做了四次手术后，但视力仍在持续恶化。2019年6月，李洲被正式评定为二级视力残疾。

儿子的视力一天天消退，最后只剩下微弱的光感。十二岁的年纪，比起黑暗本身，更难承受的，是突然坠入黑暗的事实。手术后并发症接踵而来，白内障和青光眼让情况雪上加霜。为了控制眼压，李洲每天只能保持头朝下的姿势，什么都不能做。

那段时间，儿子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拒绝见人。他跟李金生说自己不想活了，李金生看着儿子日渐消沉，怕他做傻事，索性暂停了工作守着。白天黑夜，他就待在儿子边上。

儿子状态好转后，李金生为他的教育问题四处奔走。他先联系了当地的普通中学，但校方表示无法提供无障碍教育支持，建议去特殊教育学校。然而，无论是驻马店市还是老家确山县的特教学校，都没有开设视力残疾班。

确山县残联工作人员告诉他，义务教育阶段不能让孩子失学。县里特教学校确实设有视力残疾班，但由于生源不足已经停办，不过可以提供送教上门服务，每月安排老师到家里教学。

李金生毅然拒绝了这个方案。他是盲人，文化程度有限，很难辅导孩子学习。他不希望儿子像自己一样只能学按摩，渴望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于是，他开始联系青岛、郑州的特教学校，但都只招收本地学生。

2020年9月，在当地教育局的协调下，商丘特教学校终于接收了李洲。然而好景不长，去年，因为学习跟不上，李洲还是转到了技校，学的依然是按摩专业。

李金生心里五味杂陈。他曾经努力为盲人争取教育机会，可到了儿子这里，又回到了原点。那一段时间，李金生也泄了气，他觉得，推拿对于许多视障者及其家庭来说，也许是救赎，但也成了推不开的“墙”。

李金生和女友正在给客人做按摩。 受访者供图

“证明我们和明眼人一样能拼出未来”

这几年，按摩店的生意勉强维持着，李金生很少去考虑太远的事。眼下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顺利读完中专，再继续念个大专。他想，即便将来还是开按摩店，多读些书总归是好的。知识能让儿子的人生多一些可能，至少不会像自己这样，一辈子被困在二十平方米的按摩店里。

按摩店打烊后，李金生常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旧的房子隔音很差，各种细微的声响在黑暗中特别清晰。有时半梦半醒间，他会梦见自己眼睛能看见，独自开着车四处走。年轻时他想逃离村庄，如今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李金生最近开始学着用智能手机。屏幕阅读功能会把每个图标都读出来，机械女声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他的手指在拨号键盘上移动得很准，“1到9的数字排成三行，星号和井号在右下角。”为了更快掌握手机操作，这些位置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有时候不小心点开视频，突然爆发的音乐声总会吓他一跳，这给他平淡的生活添了些意外的乐趣。

最近，高考季又到了，残联的消息在盲人按摩师的微信群里传开了：2025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335万人。此外，为做好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的考试服务，教育部为12个省份的16名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

据教育部公开信息，截至2025年，盲文试卷已连续提供12年，覆盖省份从试点扩展至全国12个省份。这也是自2014年我国首次使用高考盲文试卷以来，教育部门连续第12年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按照规定，全盲考生使用盲文试卷，并且作答时间被设定为普通试卷作答时间的1.5倍。此外，还针对其他视力障碍考生采取了印制大字卷等方式提供合理便利条件。

李金生心里既欣慰又有些失落。虽然针对盲人的教育政策逐年完善，但真正能进入普通高校的盲人学生还是屈指可数。在他看来，大多数盲人最终都选择了按摩行业，毕竟这是最稳妥的谋生方式。就连盲校的课程设置也偏向这个方向，视障孩子们就被潜移默化地引向了这条既定的人生道路。

李金生早已认命，却又不完全甘心。他总想着，要是能参加高考，说不定能当个律师。按摩店的推拿床上，李金生常和客人聊起这些，客人们躺着，闭着眼睛听他说话，听完就笑，他们觉得盲人就该想盲人的事，就像“农民想庄稼，工人想机器”。李金生也尴尬地跟着笑。

女友和大嫂总劝他：“都快六十岁的人了，还想那些没影的事干啥。”李金生听了只笑笑，手上的活计不停，继续在这间二十平方米的按摩店里日复一日地忙碌。

偶尔闲下来，他会盘算着再攒些钱就去申请一只导盲犬，虽然每月要多花几百块，但出门能方便些。他已经57岁了，不期待人生能有什么转机。

只是他依然不能完全告别过去。学会用智能手机后，他用语音输入让AI生成了一份呼吁残障人士教育平等的倡议书，他写道：盲孩子看不见，但脑子不笨，学习劲头不比任何人差。作为中国盲人高考第一人，2014年我首次踏入高考考场，虽未取得理想成绩，但始终努力为盲生争取参加高考的权利。这些年近百位盲生考上大学、工作，证明我们完全能和明眼人一样拼出未来。

6月初，李金生又托人抄写在纸上，他拍了照，发到朋友圈。

做完这些，他有些恍惚，像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告别，又像是在延续某种未了的心愿。好在，他现在有恋人、孩子、按摩店，这些都让李金生感到安慰。

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轻轻呼出来，也就散了。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洲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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