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淮海战场,一名战败中将身负重伤,趁夜爬入蛆虫密布的粪坑,逃出医院,全军覆没,只他逃出,这不是传说。
淮海战场上的“铁血将军”
高吉人,黄埔四期,杜聿明的老部下,抗战八年,打过昆仑关,走过缅北,命硬,火气大。
1942年缅甸战役,戴安澜死后,他接手部队,带残兵从野人山突围,三个月,军服变成麻袋片,几千人,回国不足五百,他活了下来,那年他43岁,陆军少将。
1948年,他是第七十军中将军长,坐镇徐州西线,任务:死守碾庄,上头说,黄百韬被围了,要去救。
他知道救不了,但他必须救,七十军是“嫡系”,是中央军,他带着残破的三个师,向东推进,穿过曹八集,强攻邳县,刚出发三天,前锋就断了联络,五天后,黄百韬部被全歼。
十二月初,解放军主力开始合围七十军,炮火封锁所有公路,电话不通,电台被干扰。
高吉人躲在一口老井后面指挥作战,胸口中弹,血浸透了棉衣,仍撑着继续发命令:“第三师不能退,哪怕剩一个排。”他不退,部下也不敢退。
消息传回南京,蒋介石急了,派C-47运输机从蚌埠飞来,说不惜一切代价,接他出来,他上了担架,抬到简易机场,飞机刚起飞就熄火,迫降原地,飞行员喊:“回不去了,汽油凝了。”
再也没第二架飞机,高吉人被重新抬回阵地,第二天,七十军阵地全面崩溃,军参谋长死于炮击,几个团长跳井自杀,高吉人,带着胸部枪伤,被俘。
解放军俘虏他时,先是惊讶:这人怎么还活着?再惊讶:他竟然能说话,还骂人,被押往后方时,他一句话都不说,只向警卫要水,和干净纱布。
后来,有个营长说:“他死死咬着牙,不肯让我们碰伤口,他自己换药,不哭不喊,就盯着我们看。”
粪坑越狱:惊险逃生计划
他被送到徐州郊区的一处后方医院,旧日本营房,砖墙不高,有木窗,一个病房八个人,警卫三人,两班倒。
他伤口已经化脓,体温一直在39度以上,医生是接收部队的军医,说他撑不过两周。
可他撑住了,同病房还有一人,华心权,原第八军副军长,脚上受伤,不能走远。
两人平时不多话,有一天高吉人突然说:“你脚伤,不代表脑子坏了。”
华看着他:“你想出去?”高吉人点头。
医院后院有一座老式厕所,砖木结构,一边蹲坑,一边是露天的粪池,三个月清理一次,看守们都躲着走,味道熏得人头晕。
高吉人趁洗澡换药之机,测过水位,算过落差,池子底下有一条水沟,直通围墙外的排污口,他知道出口不远,就是脏。
他对华心权说:“活着出去,还是死在这?”
华只说了一句:“你打前面,我跟你走。”
开始准备,华以风湿为由,向看守要酒精,天天擦腿,一个星期后,守卫放松了戒备,连日夜看也不太查细节。
十二月下旬一个晚上,下雨,电路断了,走廊一片黑,华拿出藏起来的小瓶酒,两人劝守卫“喝一点暖身”,三个守卫喝了两瓶,倒在走廊里。
凌晨两点,高吉人穿着病号服,把纱布缠在鼻子上,爬进厕所,跳下粪池。
蛆虫爬满腿,水混着粪渣,漫到大腿根,他闭气,用铁钩子拉着粪池边沿前行,鼻子夹子断了,他咬着牙,眼泪流下来。
他们俩蹚过粪水,钻过排水沟,推开那扇木格子栅栏门时,天快亮了。
爬出围墙,两人先钻进野地,高吉人脱下病号服,换上之前偷偷准备的便衣,把纱布摘下,一言不发。
他们徒步两夜,靠偷来的红薯和一点干粮,避过两个岗哨,第三天进了徐州城东,被一户老乡收留半天,借得一辆破自行车,逃往蚌埠。
他们没走大路,沿着铁路、运河、小路绕行,避开所有车站,两人病体,时断时走。
过年那天,已在武汉郊区,高吉人咳得厉害,肺部有积水,华心权发烧,脚伤复发,但他们没停,一路向南,先到南昌,再转长沙。
二月抵重庆,找到旧部残兵,靠伪装和关系混进上海。
四月,在福州搭上一艘驶往基隆的民船,船上装的是木材,没人盘查。
当船靠岸那一刻,他没说话,只是把绑在胸口的纱布扯下来,扔进海里,他再不是俘虏。
逃亡台湾与蒋介石的重用
1949年初,高吉人抵达台湾。
没欢迎、没掌声,一身脏衣、一口乡音,像流亡的难民,他也没想着接风洗尘,最先见的是“调查局”的人,问来问去:怎么走的、谁帮的、谁知道。
他说:我自己爬出来的,没人信。
他递上伤疤,脱了上衣,胸口两道交叉疤痕,左边肋骨凹陷,缝了二十多针,肋软筋断了,调查员没再问。
两个月后,蒋介石亲自召见,会面地点在阳明山,官邸警卫森严,只有三个人,蒋介石、高吉人、陈诚。
蒋介石说:“你跑回来,是个奇迹。”
高吉人回:“不是奇迹,是我怕死。”
陈诚笑了,问他打算做什么,他没说话,沉默几秒,蒋挥了挥手,说:“金门缺人,你去,别死了就行。”
就这样,他成了第五军军长,驻守金门。
那时第五军刚重组,人心不稳、士气低落,炮弹天天飞,前线军官换了三轮,没人愿待,他不走。
炮战打响时,他住在指挥所的地窖,炮落三十米外,他还坐着抽烟,警卫吓得想拉他出去,他说:“你死我前头,我就走。”
炮战持续四十四天,对面火力猛烈,夜间密集打点,白天沉默,前线部队有个说法:“不怕子弹,就怕炮。”高吉人说:“炮弹没长眼,我也不怕。”。
1959年,他升任“陆军预备兵团副司令官”。
实权不大,却是荣誉位置,他没争过,只要部队不垮、哨不空,他就认,晚年回忆,蒋经国问他:“你后悔吗?”
他说:“我怕死,所以跑,可没混得丢人。”
1979年病逝,终年80岁,临终前一句话留给妻子:“帮我回一趟靖边。”
历史评价与争议
高吉人一生,战过抗战、败于内战,忠诚两个字,被人议论了几十年。
在抗战档案中,他是“虎将”之一,云南滇缅线的老兵、缅北死地的幸存者,他指挥得力、枪法狠辣。
1942年,在腊戍战役中,整整一个连被包围,是他带队夜袭,把人从日军手里拉回来,他没奖章,只有日记,日记上写着:“打完这一仗,我不想再打。”
可他回来了,打到1949。
内战期间,他是国民党的嫡系、杜聿明系统中的“骨头人”,淮海失败,杜被俘,他没等死。
那年,124位少将级以上将领战俘,无一越狱,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他,另一个是华心权,谁都知道,这不是运气,这是背水一战。
有军官背后议他:“抗战时是英雄,内战后就成逃犯。”也有人说:“他没投降,是忠勇。”
台湾军中对他评价极高蒋介石说:“金门没人敢留,他敢。”但大陆方面,长期无公开评述。
直到1994年,他的妻子张慧贞带着两个孩子,回靖边祭祖,靖边县志记录此事,没有评价,只写一句:“高吉人,靖边人,黄埔四期,生于1899,卒于1979。”
老家的祠堂立了碑,碑文寥寥数句,没有战功、没有军衔,只有一句话刻得最深:“归根。”
张慧贞在现场说:“他走得早,我来替他看看。”
没人拍照,只有一张老照片,是黑白的,他坐在金门岗楼前,风吹动军帽,眼神直视镜头。
照片背后写着:“1949,我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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