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法实施条例删“审批”二字，同步录音录像调取迎重大变革

2025年6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其中一项看似微小的修改引发法律界高度关注：同步录音录像调取程序发生重大变化。新条例规定：“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需要调取同步录音录像的，监察机关应当依法予以提供。”——删除了原条例中“经审批依法予以提供”的“经审批”三字。这一修改，虽仅删减数字，实为监察权主动接受司法监督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实践中部分监察机关在执行新规时出现了变相规避现象：虽然向法院、检察院提供了录音录像，却附加“仅供司法机关查阅，不得提供给辩护律师”的限制。这种附加条件，不仅违背法律精神，更侵蚀了新条例的改革内核，必须予以坚决纠正。

1程序之变：从“审批”到“依法提供”的法治深意

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现代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监察法实施条例》要求，对涉嫌职务犯罪案件，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及其自查报告必须作为必备材料随案移送审理。这一机制是保障监察调查规范性和证据合法性的重要防线。

修订前的条例虽规定监察机关应配合司法机关调取录音录像，但设置了“经审批”的前置条件。实践中，这一模糊授权导致一些现实困境：

自由裁量权过大：监察机关可能以内部审批为由拒绝调取申请

救济机制缺失：法院、检察院缺乏强制获取录音录像的法律手段

证据衔接断层：影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实施

新条例删除“经审批”三字，将裁量性义务转变为强制性法律义务，使监察机关从“审批主体”回归“配合机关”的法定角色。这一转变绝非文字游戏，而是对《监察法》总则中“监察机关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实质落地。

2为何而改：三重必要性与一项亟待杜绝的变相限制

2.1强化外部监督制约的必要

修改后的《监察法》在总则中新增“遵守法定程序，公正履行职责”的监察原则，并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细化为“保障监察对象及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这些修改要求监察权运行必须置于更严密的监督体系下。

同步录音录像是验证调查行为合法性的关键证据。若监察机关对调取申请拥有自由裁量权，则可能导致“自我监督”的悖论。新条例实施后，法院在审理受贿案件时，可直接调取关键时段的录音录像核查是否存在疲劳审讯；检察院审查证据时，可对比录音录像与笔录一致性。这些监督行为因去除审批门槛而获得程序保障。

2.2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必要

在近年曝光的冤假错案中，刑讯逼供、非法取证多发生于封闭的调查环节。尽管《监察法实施条例》明确要求讯问时告知权利、保障饮食休息、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等，但权益保障的落实需要第三方监督。

新条例实施前，当被调查人主张遭受变相逼供时，辩护律师申请调取录音录像常因“审批未通过”而受阻。删除审批环节后，司法机关可直接审查录音录像中是否存在以下侵权情形：

是否告知认罪认罚从宽规定

是否保障连续讯问中的休息时间

未成年人询问时法定代理人是否在场

这使条例中的人权保障条款具备了可诉性保障。

2.3解决实践痛点的必要

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地区的监察机关曾以“涉及国家秘密”“内容不相关”等理由不予提供录音录像。2023年某省高院调研显示，职务犯罪案件中同步录音录像调取成功率不足40%。这不仅阻碍非法证据排除，也削弱了司法公信力。

新条例实施后，监察机关需建立标准化响应机制：只要司法机关正式提出调取要求且符合法律规定，必须无条件提供录音录像资料。这为破解“调取难”提供了明确的法律路径。

2.4杜绝变相限制：辩护律师依法查阅权的保障<新增核心内容>

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实践中部分监察机关提出的“只供法院、检察院查看，不准给辩护律师查看”的要求，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是新规执行的严重扭曲：

(1)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40条明确规定，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辩护律师有权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同步录音录像作为证明取证合法性的关键证据材料，属于“案卷材料”范畴。

《律师法》第34条保障律师依法查阅案卷的权利。限制辩护律师查阅，直接侵犯了法律赋予的辩护权核心内容。

(2)架空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和证明责任主要在辩方。若辩护律师无法查阅录音录像，则无从发现潜在的刑讯逼供、诱供、指供等违法取证线索，更无法有效举证，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形同虚设。新条例删除“审批”旨在保障的司法监督链条，在此限制下被拦腰斩断。

(3)违反了控辩平等原则：

检察院作为控方可以完整查阅录音录像以支持指控，而辩护律师作为辩方代表却被剥夺同等知情权，严重破坏了诉讼结构的平衡，违背了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

(4)与改革精神背道而驰：

新条例删除“审批”的核心目的，是促进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公开、透明流转与审查。限制律师查阅，是将旧有的“审批门槛”异化为新的“信息壁垒”，是变相抵制司法监督和辩护权保障，完全背离了“依法提供”的立法初衷。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再次强调，“对于依法应当向律师公开的证据材料，不得设置不合理的限制条件”。

因此，任何附加于同步录音录像材料上的、限制辩护律师依法查阅的不合理要求，都必须坚决予以杜绝和纠正。监察机关向司法机关提供录音录像，即意味着该材料已依法进入诉讼程序，其查阅、使用规则应严格遵循《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律师阅卷权的规定。

3深远意义：反腐败法治化的关键一步

3.1监察权接受司法监督的主动性彰显

此次修改与监察法增设“特约监察员监督”“监察人员禁闭措施”等条款形成呼应，共同构建对监察权的立体监督网络。国家监委主动删减审批权限，体现其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接受监督的政治自觉。

这并非权力弱化，而是现代治理智慧的体现。正如修改说明指出：“监察机关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加强沟通协调，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调取同步录音录像……依法办理。”主动接受监督的监察权，反而能获得更坚实的执法正当性。

3.2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关键枢纽

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的衔接质量直接影响反腐败成效。原审批程序导致的证据“黑箱”现象，常成为庭审争议焦点。某地方法官坦言：“我们明知笔录可能存在诱供，但拿不到录音录像，只能作为瑕疵证据补正。”

新条例实施后，同步录音录像成为衔接两大程序的“桥梁”：

这种贯通机制，正是《监察法》要求的“证据审查、案件移送方面加强沟通协调”的具体实现。而确保辩护律师能够依法查阅这些材料，是这座桥梁真正通达、司法审查真正有效的不可或缺环节。

3.3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的制度保障

录音录像的开放调取（并保障律师依法查阅权），推动监察调查从“结果导向”向“过程与结果并重”转型。根据《监察法实施条例》的自查要求，录音录像需覆盖“被调查人从进入讯问室到签字离开的全过程”，搜查过程需“连续无死角”，关键物证提取需“说明+录像”双固定。

当这些规范操作可被司法机关和辩护方直接验证时，将倒逼调查人员：

★杜绝选择性录制

★规范法律文书出示

★完善见证人参与程序

从而避免案件“带病”进入司法程序，提高职务犯罪案件的定罪稳定性与司法公信力。

4实施前景：法治反腐的新篇章与新挑战

新条例实施后，仍需配套机制支撑，并坚决纠正执行中的偏差：

细化操作指引：明确调取范围、格式要求、时限等细则；特别要重申并细化辩护律师依法查阅、复制录音录像的权利和程序，明确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设置法外障碍。

加强技术保障：确保录音录像清晰完整、可追溯防篡改；研究对敏感信息（如国家秘密、他人隐私）进行技术遮蔽处理的规范，该处理不得影响对取证合法性关键环节的审查，且遮蔽范围、理由应记录在案供法庭审查。

完善责任机制：对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者设定追责条款；对设置“仅供司法机关查看，禁止律师查阅”等变相限制的行为，应视为拒不依法提供，同样纳入追责范围。 上级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应加强监督。

强化司法审查：法院在审理中，如发现监察机关违法限制辩护律师查阅录音录像，应依法要求纠正；对于因此导致辩护权受损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依法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程序性裁决。

值得注意的是，同步录音录像的开放调取与依法保障律师查阅权，不意味着无条件公开。《条例》仍要求对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采取保护措施，但保护措施必须依法、合理、透明，并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不能成为剥夺律师依法阅卷权的借口。平衡透明与保密、监督与效率，始终是法治的精妙艺术。

某位资深反贪检察官在首次依据新条例调取录音录像时感慨：“这卷录像带我申请后3小时就拿到了，而去年同样的程序，我等待了17天等来的却是一纸‘不予提供’通知书。” 然而，当辩护律师依据《刑事诉讼法》申请查阅该录像带时，却被告知“仅供公诉机关内部审查使用”。这种新瓶装旧酒的做法，暴露了改革落地最后一公里的梗阻。

从“审批提供”到“依法提供”，两个字的删减背后，是中国反腐败法治化进程的坚实足迹。但“依法提供”的内涵，必须完整包含辩护律师依法查阅、使用的权利。 当监察权不仅主动卸下审批的铠甲，更能坦然接受来自辩护方的审视目光，其行动才真正获得了最深厚的公信力根基。这一变革的最终完成，正如国家监委相关负责人所言：“监督者更要全方位接受监督，这是法治反腐的必然逻辑”。杜绝任何形式的变相限制，让同步录音录像在阳光下接受法律共同体的全面检验，方能铸就经得起历史和实践考验的反腐铁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