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进步文化“产业链”，靠什么支撑？老股票里玄机四伏

文│羊有城

故纸流年，鉴“股”观“金”。自清朝末年开始，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大约有数千家机构发行了大约上万种的股票，可是与革命事业相关的股票却吉光片羽，寥若晨星。其中，1933年方志敏在闽浙赣省苏区成功地发行了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股票，堪称是红色政权发行股票的第一次尝试。形形色色的老股票，图案迥异，面值纷杂，蕴含着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丰沛信息，也跃动着生生不息的红色基因。形形色色的老股票，图案迥异，面值纷杂，蕴含着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丰沛信息，也跃动着生生不息的红色基因。

新声·商务印书馆股票

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总公司及印刷制造厂全景

股票是舶来品，通过向社会发行股票来募资创办企业，由近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入中国。创办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馆内成为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点之一，也是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策源地，茅盾、陈云、郑振铎、叶圣陶等一批中共党员从这里走出。

这家中国近代出版界的龙头企业从诞生到初期的发展，外来技术、资金乃至文化一直是其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一二八事变”企业遭日寇轰炸，其资本从启动时不足4000元，经多次增资、扩股后逐步增加到500万元；1931年实现当年出版种数近800种，营业收入创出历史新高，达329万元；数十家分、支馆店遍布神州乃至新加坡。建馆10周年时，包含编译所和4个印刷所的新大楼在上海闸北占地80亩的宝山路厂区落成。至1931年，商务印书馆已发展成为一家拥有3700多名员工、300多人的编译团队和一流印刷设备的出版企业“巨无霸”。这一切，当然也离不开金融杠杆的撬动。

商务印书馆老股票上的“董事张元济”，人称“出版巨子”，自从他1902年加盟以来，商务印书馆从一家小印刷厂起步，逐渐发展成全国首屈一指的教科书“出版大户”和传播新知新学的重镇，除了出版《辞源》《四部丛刊》等大型工具书，还先后创办《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英语周刊》等数十种刊物。

中共创始人当中，张元济与陈独秀的渊源最深。早在1902年，商务馆就出版了他的处女作《小学万国地理新编》，那时陈独秀还在东京留学。1920年，陈独秀由北京回到上海，张元济即邀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陈（独秀）表示月薪不必多，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因为他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的名誉编辑不过是为维持生活。结果说定：月薪三百元，编辑事务不像其他名誉编辑要给商务审阅稿件，而只要每年写一本小册子，题目由陈自己决定。”每月300元，一年只需写一本小册子，且选题及内容自定，足见张元济对陈独秀信任至诚。

透过微微泛黄的老股票，商务印书馆筚路蓝缕开垦的进步文化“产业链”，以及谋求商业效益与文化理想的平衡运营思路，殷殷可鉴，跃然纸上。

先声·创造社出版部股票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年，在上海郁达夫的寓所，会同郭沫若、田汉等几位年轻人一起，创立了新文学运动团体“创造社”，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主张影响下，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编辑出版《创造周刊》《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思想》《洪水》等刊物。1926年，为了补强出版能力，创造社出版部破土而出。筹备人之一、作家叶灵凤在《记〈洪水〉和出版部的诞生》中叙述：“创造社出版部在上海开始筹备，是一九二六年的事。招股筹备期间的办事处，设在南市阜民路（今光启南路）周全平的家里。那是一座两下两上上海弄堂式的房屋，不过却没有弄堂而是临街的。全平的家人住在楼下的统厢房，另外租了楼上的亭子间。那里就是出版部的筹备处。同时也是《洪水》半月刊的编辑部。”

创造社出版部至1929年被国民党查封，遗存的文物凤毛麟角，所以由它发行的股票更显弥足珍贵。当时，每股5元的招股信息一经发布，反响甚为热烈，古道热肠的认股者纷至沓来，大多为爱好新文艺的青年，有的还通过附有5元邮政汇款的挂号信寄来。“众人拾柴火焰高”，没过多久便募集到了足额股本。

有了资金，何处安营扎寨？出版部四处找房，终于落址闸北宝山路三德里11号。在这条小弄堂里，世界语学会、中国农学会、中国济难会等挤挤插插，这些都属当时的革命外围组织。据叶灵凤回忆，国民党特务对进步团体“一个一个遭搜查和封闭，最后也轮到我们头上，出版部也第一次受到搜查，接着就来封闭，并且拘捕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小伙计。”

清声·文汇报社股票

淞沪会战后，沪上各大报纸相继停刊，上海急需一份宣传抗战、鼓舞市民斗志的报纸，沪宁铁路局高级职员严宝礼筹集7000元资金，请出报人徐铸成，酝酿成立《文汇报》。报纸面世，销量直线上升，但因发表抗日言论被勒令停刊。

抗战大捷，《文汇报》复刊，徐铸成重出江湖，他和投资人严宝礼约法三章，其中一条即是“报社不接受任何政治性的投资，报馆或记者不得接受任何津贴”。为此，《文汇报》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招募民间股款，并以“争取民主，反对内战和独裁，代表人民利益说话”的崭新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这一办报立场，无疑触动了国民党政权的神经，于是采取各种手段干预报社，甚至转给严宝礼和徐铸成一张中央银行的空白支票，要他们随便填数，接受政府投资。所有招术均告无功而返，便使出“杀手锏”——《文汇报》再度停刊。

在同香港共产党方面的负责人接触之后，徐铸成决计转战港岛创办《文汇报》，获得夏衍 、 沈钧儒 、 李济深 、 郭沫若 、 章伯钧 等在港民主人士的支持。虽然头寸拮据，募得股款仅有四五万元，与当初约定的启动资金 10 万元相距甚远，但大家在寸土寸金的香港 “螺蛳壳里做道场” ，编辑、排字、印刷、发行、食宿都挤在一栋小楼里，与申城桴鼓相应的香港《文汇报》终于出炉了……

回声·孟渊旅社振兴有限公司股票

说到孟渊旅社，颇具传奇色彩。当年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莅沪开会，外出时疑心有人跟踪，连忙叫了一辆黄包车，不问价钱就跨上车说声“去三马路孟渊旅社”，而后沿着三马路（今汉口路）至西藏路步行兜了一个圈子，才算甩掉“尾巴”。上海解放前夕，孟渊旅社还是红色报刊、宣传资料的秘密发行站，许多通讯员赶到这里领取宣传品后四处投送。而且，孟渊旅社及其周边形成的“旅馆弄”，曾经留下了中共“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机关、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等旧址，以及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立三、李维汉、任弼时、李富春、陈毅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作和生活的足迹。

更为重要的是，“顾正红事件”发生后，中共地下组织秘密指挥部就设在孟渊旅社3楼14号房间。 5 月 28 日 ，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恽代英、蔡和森、李立三等在会上决议将工人罢工扩大为国民革命运动。两天后，上海各校学生和工人涌向租界开展演讲示威活动，召开悼念顾正红的群众大会，党组织派专人在此坐镇指挥，恽代英任总指挥。

孟渊旅社振兴有限公司股票印有“董事长徐孟园”字样，此君系江苏无锡人，年轻时来沪以做漆匠、鞋帮谋生，1910年在福建路开设吉升客栈，之后合股创办孟渊旅社，在同业中颇有声望，曾被推举为上海市旅社业同业公会理事长。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