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我在公社当临时秘书时，遇到了一个颇为特殊的“老团长”

那是1969年，我在公社办公室帮忙，算是“临时秘书”。这么叫，是因为我原本是供销社的职工，临时被抽调到公社来帮忙的，不是正式的干部编制。
有一天，公社办公室主任给我派了个活儿，让我去登记一批下放到我们这儿基层锻炼的干部。这批人是从省里、地区、县里三级机关下来的，有二三十个。他们都住在公社中学腾出来的三间教室里。教室地上铺着厚厚的麦秸杆，做成一个大通铺，他们就在那上面休息。
我走进去的时候，屋里挺安静。有人躺着，有人坐着，没人说话。他们原来在省里、地区、县里不同的单位，互相不认识。加上从城里机关一下子到了乡下，生活条件差了不少，心里头估计也不痛快，所以气氛有点闷。
我简单介绍了自己，说明来意：就是要登记一下每个人的基本情况，像原来在哪个单位、叫什么名字、什么文化程度、多大年纪、担任什么职务、每月拿多少工资这些。我手里拿着钢笔和几张登记表，挨个问过去，往表上填。
问到一位五十岁上下的老同志时，他回答：“省商业厅，A某，53岁，工资每月158元。”他这几句话一出口，逗得大伙儿都乐了。一位县里机关的干部站起来说：“老伙计，你弄错了吧？你工资要真有这么多，哪还用跟咱们一块儿挤这草窝铺啊？”另一个也说：“就是，到了这儿可别瞎吹。你这数，要是把前面那个‘1’字去了，还差不多。”
我也愣了一下，看看表上，别人的工资基本都是四十块左右，最高的也就五十六块。我心里也不太信，就没往上写，只是看着这位老同志，等他再说话。他留着平头，嘴唇抿着，显得挺沉稳。忽然，他站起来，一把拿过我手里的钢笔，自己在登记表工资栏里，清清楚楚地写上了“158元”。然后他回到铺上，靠着墙说：“我还没老糊涂，自己挣多少钱还能记不清？”

这下子，满屋子的人都全愣在那儿了，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谁也不敢再吭声。我回去跟办公室主任汇报了这个场面，主任说，听说是有个省里来的副处长，是部队转业的正团级干部。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放心，看来没登记错。
过了一段时间，大家慢慢熟悉了，才知道这位A某同志，确实是个老革命。他1945年参加革命，1946年入党，在打仗的年月里经历过生死，立过战功，当过班长、排长、连长、营长，最后干到团长，是行政14级的干部。从部队转业后，到了省商业厅当副处长。从那以后，大家都不叫他名字了，都叫他“老团长”。
不久，根据上级指示，又从公社抽了几位干部，和这批下放干部合在一起，组成了“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下到各个生产队去，参加劳动，带领群众学习大寨精神，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我也被抽到了工作队里，正好分在“老团长”当组长的工作组，到一个生产队去搞学大寨，跟他一起工作了一年。这一年，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不少老革命的好作风。
当时的要求是“三同”：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要在社员家里搭伙吃饭，在生产队干活，住在农民腾出来的空房子里。还要和队干部一起商量怎么发展农业，自己也得下地干活。
可谁都没想到，“老团长”却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在社员家吃饭行不通。在一次工作队汇报会上，他讲了理由：按照规定，我们每天交给社员家一斤二两粮票和五毛钱，这根本不够吃的。生产队为了招待我们，还得偷偷贴补粮食，这等于占了集体的便宜。不如我们自己置办锅灶做饭，吃多少大家平摊，这样才真正保护了集体利益，才是实事求是。结果，整个工作队，就他们这个组没按“同吃”的要求做。

这事汇报到县里，县革委领导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了他们，要求必须改正。“老团长”挨了批，直接去找县革委领导：“我们在农村干体力活，一顿四两粮票够不够吃？不够吃谁来补？生产队补贴了，是不是占了农民的利益？你们理解的‘同吃’就是在一个锅里搅勺子，那‘同住’是不是还得睡一个炕头？我们认为我们的做法才是实事求是，你们这是教条主义！”县领导知道他的身份和资历，也拿他没办法。后来公社领导为了解决问题，专门跑到他们蹲点的生产队了解情况，最后想了个折中的办法：让“老团长”这个工作组和队里的下乡知青合伙搭伙吃饭，这才算勉强符合了“三同”的要求。
还有一次，“老团长”去公社开农业学大寨工作组长会议，正好碰上一个连队的解放军战士在公社大院里搞野营拉练。他看见有几个战士把吃剩的白米饭，直接倒进了猪食槽里。旁边的公社干部看见了，都在小声议论，说太浪费了。“老团长”看到这情形非常生气，就严肃批评了那几个倒饭的战士。那几个战士看他穿着像个老农民，居然批评他们，就有点不在乎地说：“你没当过兵吧？不知道部队有规定，为了战士身体健康，不能吃剩饭。”“老团长”一听这话就火了，声音一下子拔高了：“你们这几个新兵，一点勤俭节约的观念都没有！当几天兵就忘本了？走，跟我去看看农民兄弟现在吃的啥，还有多少粗粮和红薯！”说着就拉着这几个战士找到他们的连长，说明了情况，对连长说：“我是团长转业的，你带的这几个兵，把我军的优良传统都丢光了，败坏了人民军队的形象！你是怎么教育的？要是我还在部队，早就该处理你们了！”连长一听，赶紧向“老团长”敬礼道歉，恭敬地说：“老首长，是我管教不严，我虚心接受您的批评，马上让他们改正错误！”
“老团长”带着我们工作组，在那个生产队实打实地帮忙搞学大寨，想方设法发展经济。他们和队干部一起商量，根据当地的情况，制定了种植计划，调整了种什么的比例，扩大了棉花的种植面积，好增加收入。组织社员打井挖沟，修水利，深翻土地，积攒肥料。他还专门跑到省里，托熟人想办法，给生产队弄来了化肥，一门心思要提高粮食产量。在他们的努力下，仅仅一年时间，这个生产队的粮食产量和经济作物收入就大大增加了，被评为全公社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工作组也成了典型，受到了县里的通报表扬。
1970年，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的工作结束了，这批下放锻炼的干部都重新分配了工作。“老团长”被安排到县商业局当了副局长。
那年冬天，县里为了防洪防涝，组织全县的劳力去治理一条横穿县境的大河。我被分到公社的挖河指挥部，负责全公社一千多号民工的后勤供应。那时候，东西特别紧缺，从挖河机械用的汽油柴油，到铁锹、铁丝、油毡、手电筒这些东西，都很难弄到。那会儿还是计划经济，这些东西都得由商业部门按计划供应。我就跑到县商业局去找“老团长”，请他帮忙解决困难。他详细地问我，公社出了多少民工，分了多长的河段，需要搭多少帐篷。然后又很认真地看了看我报上去的货单，微笑着说：“治理河道，疏通水路，是防洪防涝的大事。你报的东西，我看没有虚头。你知道我这人讲原则，也抠门，要是为了私事，一颗螺丝钉，一寸铁丝，一斤柴油，我也不会开这个后门。这次是为了水利建设，我一定大力支持你们。”说完，他就叫来一位股长，交代他尽力解决我们需要的这些挖河物资，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保证了挖河任务按时完成。

后来，听说“老团长”又被调回到省商业厅，恢复了他原来的职位。
五十多年过去了，“老团长”当年那股敢讲真话、不怕担责任的劲儿，他坚持实事求是、讲究实际效果的态度，还有他那种不怕苦、不怕累、努力工作的样子，一直牢牢地记在我心里。每当想起这些，就觉得老团长他们那代人留下的好作风，实在难得。他们身上那种坚持原则、勇于担当、不搞形式、一心为民的精神，无论什么时候，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去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