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政府是如何在家属都在日本的情况下教育民众爱国的？

近代史中，汪伪政府可谓是臭名昭著，在中华大地被日寇不断侵蚀践踏的时候，汪伪政府逢迎日寇，甚至制定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方略；后来看来，这就是一套完整的奴化教育政策。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汪伪政府想要教育民众“爱国”，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此事件就是痴人说梦。

一张精心编织的奴化网络

抗战爆发后，在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的抗争始终是时代主流，不可否认的是，也有选择妥协投降的逆流。

汪精卫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他身为国民党二号人物位高权重，却选择投敌叛国，为日寇充当傀儡政府的头目，给华夏大地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深重伤害。

当年在辛亥革命中，他也曾行刺过摄政王，一度扮演过“美男子斗士”的角色，但随着他通敌叛国，过去的一切就不再重要了，因为他已经触碰了中华民族的底线，从此成为臭名昭著的卖国贼。

一个非常具体的表现就是在于教育，一旦一个民族失去了灵魂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因此也说汪伪政权带来的伤害更大。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教育事业遭到重创，仅是在当年8月，上海的大型学校就受到严重损失，大名鼎鼎的同济大学被日寇全部摧毁、沪江大学也被日寇所占领，沦陷区教育瞬间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

短短几年后，汪伪政权正式建立，汪精卫本人就在日寇的扶植下堂而皇之上位，不久后他就着手于恢复沦陷区的教育体系，所谓的教育根本就不同于过去的传道授业解惑，而是为了配合日寇，把学生们朴素的民族意识剥削干净。

汪伪政府高层人员的家属很多都被送到了日本，在这样的情况下，让留下来的这些大汉奸去教育民众如何“爱国”，本身就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为了隐蔽性，汪伪政权的教育体系主要有几个明显特点。

其一，沿用过往国民政府的教育组织建构；其二，重新修建了一批小学、中学和大学，并强制勒令所有学校全部开学；其三，与官方教育体制相互配合。

看似这一套体制并无大碍，但教育工作的本质根本不在于形式，而是在于内容。

比如在小学历史教材中，抗战前的小朋友都知道戚继光平定闽浙倭寇的故事，但在汪伪政权的操作下，“倭寇”的相关内容被全部删除了，还在毫无查证的情况下表示：查明后发现，所称倭寇其实是中国海盗。

还有包括“济南惨案”等历史被特别加工，旨在淡化学生民族意识，缓解对日寇政权的敌对情绪。

汪伪政府高层人士也很清楚，想要灌输殖民理论，就必须得配合一批听话的教师，奴化教育针对学生之前就得先针对教师，学生中很多还没有独立思考意识，教师就不那么好糊弄了。

其实在1939年伪上海市教育局就对上海地区的小学教师进行了“思想智力测试”，这些教师在参与测试后也发现试卷上的内容多与现实政治有关，明显是被歪曲的内容。

明明是抗日战争，在试卷中却被概括为“日本与中国的战争”，给出的“答案”竟然是“永奠东亚和平”；此外，汪伪政权甚至把打击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列入“输入儿童脑海”的内容。

很多教师心中是非常清楚真实情况的，汪伪政权则以“妨碍邦交”为名，对一些教师采取严厉制裁，甚至有些教师仅仅是对本国地理“加以解释”，马上就会被汪伪政权的宪兵队投入监狱，一关就是好几个月。

在汪伪政府“思想教育”学生的总体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群体，那便是赴日留学生。

汪精卫自己都曾在日本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对他日后投敌叛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早在1909年他就曾在日本出任《民报》主编；自认为系统了解日本后，他被恐日情绪所围困，更被日寇淫威所压倒，只看到日本军事实力的迅速增强，却没看到中国得道多助的优势。

投敌之后，汪伪政府在1940年7月推动了一次考选留日公费生选拔，从考试的内容来看，他们所选拔的主要是技术实用型人才，这只是一个方面，他们更加需要的是培养有关思想方面的，希望留学生能够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日本的同化。

1941年汪精卫本人访日，他在一次演讲中这么说：“长兄打了兄弟，但并非要将其打死，仍要和他同心协力复兴家道。”

因为选拔了一批学生去日本留学，因此汪伪政府就能堂而皇之地开办一批日语学校，给出的解释就是“让学生在出国之前能够熟悉日语”；随着这些学生东渡，还产生了一个令汪伪政府十分看重的象征性作用，那就是所谓“中日亲善”。

因此，汪伪政府对这批留学生的控制也是相当严厉。

倒不能说这些学生的选择是错误的，很多年轻人在当时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未来，尽管汪伪政权再怎么控制学生思想，但他们中绝大多数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爱国之心也从未泯灭。

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反倒更加激发起这些留日学生振兴祖国的决心，还有一些留学生会偷偷集会、参与各种反战活动，日寇还侦知了几起有关“案件”，但没有一例是中国同胞出卖导致的。

这就是令汪伪政府出力不讨好的一次典型了，因为那些被送出去的留学生，大多都成为“反奴化”思想的来源，作为“大时代”中陷入颠沛的一份子，他们的苦闷、欢欣是紧紧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更是一群合格的留学生。

注定失败的“教育”

汪伪政权所推动的奴化教育不仅只针对适龄在校学生，同时还试图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强化对沦陷区内民众的思想控制。

1941年是他们最为猖獗的一年，那年所开启的“清乡运动”与“新国民运动”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清乡运动”覆盖面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等多个省份，分为四个具体组成部分，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

前三者就是针对新四军的，但“思想战”则主要针对沦陷区的民众，汪精卫把这件事想得非常简单，认为通过宣传和教育就能增强国民对他们政府的信仰。

为了能快速达成目标，汪伪政权同样是采取着相同的套路，把矛头率先瞄准了沦陷区的中小学教师，逼迫他们去接受短期教育训练；考虑到不利于管控的原因，他们还将私人学校、私塾等方式全部给取缔了，只允许以学校的方式投入教育。

因为这些学校在汪伪政权的淫威下被迫开始使用有毒教材，光听名字就能窥见一二，如《大东亚主义》、《领袖言论》等等。

另一个“新国民运动”看似是在1941年才推动的，实际上与此前蒋介石在十几年前推动的“新生活运动”有着很多雷同之处，主要作用就是在强调“领袖至上”，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领袖的不同。

汪精卫非常希望能通过这项运动来强化个人权威，进而增强沦陷区普通民众对其政权的认同感。

当然，“新国民运动”因为与“清乡运动”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因此一项重点就是对青少年学生的训育，苏州还曾于1942年举办过一次中学以上学校训育人员会议，强调“训练学生生活一致、思想一致、行动一致”，并仿照德国、日本的模式在青少年中建立军事性学生团体。

汪伪政权下有个“童子军”的概念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出现的，该团体完全实行的是军事编制，还把汪精卫推崇为“最高统帅”，这同样也是汪伪政府变相搞洗脑工程的一种体现。

由于很多孩子年龄还很小，他们分不清是非善恶，不少听到“汪精卫”三个字马上就站直了；汪精卫对这种教育手段非常满意，还逐步把这样的做法推向了整个沦陷区。

种种奴化教育的方式，对沦陷区爱国师生们的打击是很大的，那时汪伪政府背靠杀人不眨眼的日寇，就像是一片片遮天蔽日的乌云。

仁人志士是不会因为暂时的失利而放弃抵抗的，大家都在用各种方式进行抗争，汪伪政府从一开始，结局就是注定的。

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武装所歼灭的伪军数量就接近120万，日寇投降时，还有146万伪军、40多万伪警，如果再加上东北伪满洲国军等，总数甚至比侵华日寇数量还要多。

汉奸的危害是全方位、深层次的，用祸国殃民来形容他们也丝毫不为过，若是没有这些伪政权、伪军的支持，日寇是不可能在中国横行霸道这么多年。

遗憾的是，正义并没来得及审判汪精卫，他就先一步死去了。

1943年底，因为当年批准卖国条约而遇刺，导致他的体内一直残留一枚子弹，为了能赶紧取出这枚子弹，他接连进行了多次手术，这些手术并没能拯救汪精卫，因为胸椎骨严重变形、骨膜发炎，临死之前的汪精卫就像是一具枯尸。

死后，汪精卫被葬在南京郊区，待到抗战胜利后，他的墓穴则被炸开，尸骨也被挫骨扬灰。

汪精卫麾下的重要人物、大汉奸陈公博就连逃到日本都没能逃脱审判，已经投降的日本还对外谎称“陈公博已经自裁”，蒋介石不愿相信，并向日本要求“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眼见无法瞒天过海，日方就把陈公博送了回来。

回国后的陈公博很快被判处死刑，他的家属偷偷把尸体送到了上海，连一块墓碑都不敢立出来，这就是大汉奸的下场。

在全国范围内惩治汉奸的浪潮兴起后，那批当年赴日留学的学生也再度受到关注，不过当国民党教育部经过严格审查后，也确认这批学生都是爱国的，他们全部通过了审查，名分也由此尘埃落定。

历史一再证明，汪精卫政府想要靠着日寇淫威折服学生乃至全体民众的做法根本就是走不通的，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挣扎，他们注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参考资料

1.汪伪政权的“奴化教育” 黄骏 民国档案

2.【胜利回响】汪精卫叛国投敌 央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