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斌：“两个时代”的全球贸易逻辑

许斌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吴敬琏经济学讲习教授

以下观点整理自许斌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6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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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了方便描述，本文将以前称为全球化时代，而将现在称为“特朗普时代”

1、全球化时代的全球贸易逻辑是基于纯经济考量。传统贸易理论指出，获取某种商品有两种途径：一是自行生产，二是通过生产其他商品与他国进行交换。贸易能够带来利益，因为通过贸易，人们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获取某种商品，这便是基于比较优势的传统贸易理论。

贸易收益的第二个来源被新贸易理论所揭示。该理论基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形态，尤其是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一国可以专注于生产某一类型的产品，以换取同一产业的其他类型产品，从而获得贸易收益。其基础在于成本：大规模生产能够降低单位成本。

2、无论是传统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存在对偏离自由贸易政策的论述。在比较优势方面，动态比较优势是一个重要议题。如果仅依据静态比较优势，非洲国家可能只能专注于矿产资源开发，这将对其长期发展产生阻碍。制造业具有诸多额外好处，例如通过制造业的发展，国家能够不断实现产业升级，并在生产过程中获得学习收益。相比之下，矿产品生产往往只是重复性劳动，难以带来类似的发展潜力。基于动态比较优势，存在不少理论支持在特定条件下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例如通过关税手段保护幼稚产业等。

3、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形成了支持政府干预的战略贸易政策理论。规模经济理论表明，某些产业（如大型客机制造）由一个国家进行生产是具有经济效率的，其他国家则通过购买这个产品来满足需求。然而，这种生产集中化的国际布局本身也蕴含着重要的经济意义，涉及规模经济所产生的贸易收益由哪个国家获得的问题。

4、在以往的全球化时代，贸易的核心逻辑是通过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然而，进入“特朗普时代”后，贸易逻辑发生了显著变化。这里的“特朗普时代”并非特指特朗普任期，而是指一种新的贸易政策导向，即不再单纯追求经济收益的最大化，而是更加注重地缘政治收益。某些行业或产品对国家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缺乏这些产品可能导致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受制于人。因此，即使面临高昂的经济成本，国家也倾向于增加自身生产，以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若构建“特朗普时代”的贸易模型，其核心将是经济成本与地缘政治收益之间的权衡。具体而言，国家可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承受放弃基于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的贸易收益的经济成本，以换取地缘政治上的收益。这种权衡反映了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率向兼顾国家安全和战略自主性的转变。

这一问题也涉及短期与长期的权衡。例如，特朗普主张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他认为制造业是国家的根本。从全球化自由贸易的逻辑来看，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可能会因失去对制造业的控制而出现产业空心化，进而损害其长期利益，这一观点在理论上也存在支持。因此，对于美国重建制造业的评估，除了看其短期是否划算，还需要考虑从长期来看回归制造业的经济代价是否大到无法抵消所获得的安全和地缘政治方面的收益。

二、对当前中美以及中美之外的经济三角关系的思考框架

1、从美国角度出发

从短期来看，特朗普的全面关税战给美国带来的经济损失不像给其他国家带来的经济损失那么大，这成为特朗普对中国及其他国家采取强硬态度的所谓“经济支撑”。

若从地缘政治收益与经济成本的权衡角度审视特朗普发动全面关税战的决策，至少在短期内，其地缘政治收益并不存在，甚至可能带来负收益。这种短期权衡表明，美国的全面关税举措存在不可持续性。一旦出现某些因素，例如美国通胀率上升，导致政治上出现对特朗普关税战的巨大反弹，进而促使美国政治格局发生有利于民主党、不利于共和党的变化，那么特朗普匆忙结束或大幅退出全面关税战是可以预见的。然而，如果特朗普坚持其政策是为了更长期的利益，并且美国整体政治气候仍允许他继续推进，那么从地缘政治角度，或者用他的话来说，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再工业化角度，特朗普仍可能继续推进相关举措。这是一个涉及长期与短期、政治与经济相互关系的推导。

2、从中国角度出发

在短期内，中国可能会因失去美国市场以及其他相关市场而面临较大的负面经济影响，其经济损失在短期内可能大于美国。然而，从短期经济损失与地缘政治收益的权衡来看，中国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美国发动的全面关税战使得夹在中美之间的经济体在地缘政治上更倾向于远离美国。这些“非中美”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会遭受重大损失，但并未获得相应的地缘政治收益。相反，特朗普以美国为中心的战略导致欧洲在军事上失去了一定的安全感，使其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均遭受损失。因此，无论是东盟还是欧盟，这些夹在中美之间的经济体在心理上都希望恢复到较低的关税水平。尽管它们不愿直接得罪美国，不会像中国那样明确反对，但它们仍会在幕后采取行动。这种隐性博弈不利于美国，而有利于中国。

从短期与长期的权衡来看，中国在短期内的经济损失相对较大。在过去较长时间内，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一直是重要的增长动力，而对美出口更是其中的关键部分。即便在首次贸易战之后中国对美出口面临困难，但通过对外投资以及中国企业“出海”，中国仍然间接地实现了大量商品对美国市场的出口。美国市场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需求端，很难被完全替代。

传统贸易理论中的动态比较优势概念，意味着优势与劣势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在和平稳定的时期，中国可以从美国进口粮食和芯片等产品，而美国则从中国进口各类制造业产品，双方相安无事。然而，在“特朗普时代”，地缘政治和长期安全的考量被赋予了重要权重，这必然导致美国对芯片、人工智能源代码等关键产品实施管制，并对中国实体经济采取所谓的制约措施。中国当然也会进行反制。这里的关键在于，这种制约会导致经济体本身产生内生性反应。在中国方面，美国对华制约措施将推动中国经济从外需向内需转型，以及从技术模仿向技术自主创新转型。美国则受制于中国的稀土供应，因为中国精炼了90%以上的稀土，开采了60%的稀土，其他国家如缅甸开采的稀土也在中国精炼。若美国坚持对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实施严格管制，而中国坚持对向美国出口稀土实施严格管制，其长期经济效应将促使中国发展高端芯片产业，而美国则会更加注重从中国以外获取稀土。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格局会得到确立，中美之间的脱钩程度将进一步加深。

在对经济成本和地缘政治的双重考量下，中国一方面希望与美国达成相互减少制约的共识；另一方面，中国相较于美国更具耐力。美国实施全面关税政策可能引发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化，使其难以承受；而中国经济虽会承受巨大的短期负面影响，但其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仍蕴含着较大的长期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尽管当前消费和投资驱动面临困难，中国仍可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对冲贸易战的压力，因此中国具备更强的承受力，而美国则不然。

然而，美国鉴于中国的崛起，在长期战略上仍可能坚持推动与中国在重要环节上的脱钩。从长期来看，中美脱钩的趋势似乎难以避免，但完全脱钩又是不现实的。

三、总结

当前全球贸易格局中注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新变量，即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对国家安全的考量。对于大国而言，国家规模越大，这一考量就越重要。对于中美这两个超级大国，这是极为重要的考量因素；而对于欧盟、东盟等国家和地区，也会作为部分考量因素。基于此，笔者曾提出一个假说，即全球经济“二区化”。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对于那些处于中美之间的国家和地区，与中美任何一方的经济割裂几乎是不可承受的。然而，中美在诸多领域推动自主独立，对对方实施制约，是必然趋势。因此，全球经济会形成围绕中国和围绕美国的两个大区，由此形成的“二区化”是一种开放型的“二区化”，即中国政府主张的“开放的区域主义”。欧盟、东盟、拉丁美洲等地区既希望在与中美的经贸关系上获益，又不想在地缘政治上得罪中美中的任何一方。尽管“二区化”格局避免了全球经济走向“脱钩断链”，但它绝非是对全球化时代的回归。过去那种单纯基于经济考量的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新的时代。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