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英烈传记《宋绮云传》第十九章：悼念鲁迅 | 作者 张法民

，中国革命的文化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因病逝世。噩耗传出，全国震悼，上海、北平、九江、南通、无锡、青岛、厦门、漳州、泉州、太原、济南等地，纷纷召开纪念大会，追悼中国文化新军的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共产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连发3份电报，分别发给鲁迅家属、全国同胞和国民党中央。

1936年10月19日

　　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成为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成为民族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神、法西斯，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犀利的笔锋，完美的人格，政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不断地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

　　宋绮云和鲁迅先生从未谋面，但却有一次书信交往。宋绮云喜欢研究中医，孙中山先生、鲁迅先生都是学习西医的，对中医几千年来的医世之功缺乏正确评价，孙先生认为中药是病人的一种安慰剂，鲁迅先生在杂文中做了一定嘲讽，诸如“人血馒头”和用“原配蟋蟀做中药引子”等。宋绮云认为意见欠妥，便上书鲁迅商榷。言及祖国医学的糟粕，但其精华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繁衍所证实。没有想到鲁迅先生回了信，还附寄来金华火腿两支。宋绮云从来信字里行间，体会到先生的坦率，平易近人和胸怀若谷，虚心接受意见的高尚人格，深受感动和鼓励。尔后，通过自己的战友和鲁迅先生有过交往的徐文雅以鲁迅先生名义把两支火腿送往陕北。交到叶剑英处。

　　西安学联决定于，在西安革命公园广场举行追悼大会。会前各校学生夜以继日的准备，制作花圈、编写挽联、书写标语、布置会场等，充分表示了青年学生对鲁迅先生的无限敬仰和哀悼。

10月24日

24日，正当学生们准备开会之时，会场突然被包围。西安公安局长马志超、陕西省肃反专员彭振寰。率领几百个武装警察占据了大会主席台（革命亭）。马志超站在亭内向学生们宣布：“奉上级命令，今天不准在此开会，请同学们原谅。其实，兄弟们对鲁迅先生也是非常崇拜的，可是……”

　　不允许开会，这是学生们所不能容忍的。当然不能让马志超继续讲下去，学生们便纷纷高呼：“鲁迅先生不姓鲁，姓高，你知道吧，中国的高尔基！

　　学生们拥向革命亭，把主席台来了个反包围。一个主席团的学生质问马志超：“你兄弟既然崇拜鲁迅先生，又为什么不准纪念鲁迅先生呢？”

　　“这是上级的命令呀！”

　　你的上级是个什么东西，难道不讲理吗？”

　　“不准纪念学生自己的导师，看来就不是个好东西。一番唇枪舌剑，斗得马志超无言回答，呆若木鸡。

　　“就是不准你们在这里开会，你们敢怎么样！”CC特务彭振寰大叫大嚷地跳了出来。

　　学生们看到这个猖狂的家伙揎拳捋袖地狰狞相更为恼火，便异口同声地高呼：“你要打架吗，打、打、打、打、打倒彭振寰！”

　　“你们打不倒我彭振寰。”彭振寰两手叉腰，摇头晃脑，现出一副十足的流氓相。

　　“哄、哄……学生们怒喊着。

　　“哄不走！”彭振寰嚣张地叫嚷着。

　　“扣、扣、扣！”学生们怒骂着。

　　彭振寰是江西人，他不懂陕西骂人的土话，也不知该怎样回答，只见他狂呼乱叫地和学生对骂起来。一时台上台下唇枪舌剑，听得一片骂声。

　　警察们没有动武，但会议被他们破坏了。忽然一位学生建议：“我们就在这广场的中央，高举鲁迅先生的遗像和标语牌，作为临时主席台，不是一样可以开会吗！”

　　大家赞成这个建议，很快便把临时主席台布置好了。会议按预定的程序，庄严隆重的举行了。马、彭之流只得远远地呆立在原来的主席台上，无可奈何地看着学生开会。

　　西安这座古城，从1930年到1936年，由于杨部的管辖，特务机构还不敢像其他蒋管区那样乱来。学生们在激烈的斗争中，胜利地举行对鲁迅先生的追悼仪式。会毕，学生们高举着“追悼中国高尔基鲁迅先生大会”的横幅，举着校旗和标语牌，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胜利的返回学校。

　　宋绮云对这次追悼会被特务干扰、破坏，甚为气愤，便召集教育界骨干研究对策，一定要粉碎特务们的破坏，支持学生们的正义斗争。

1936年春，接受了我党团结抗日主张的张学良，就曾告诫过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不要压迫学生的爱国运动”

　　邵力子当时是蒋介石的亲信，但在各界舆论的谴责下，不得不表示一个似是而非的态度，他对他的一些老朋友说：“鲁迅先生是个无党派的革命文学家，学生追悼鲁迅无可厚非，不必大惊小怪，禁止召开追悼鲁迅大会是他的命令。”

　　学生追悼鲁迅大会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受到群众团体的一致谴责。他们为了把纪念鲁迅的广大群众活动引入歧途，便别有用心地拼凑了一伙人，以陕西教育界的名义在陕西易俗社剧场，召开第二次西安市追悼鲁迅先生大会。

　　他们开会的真正目的虽未宣布，但动机是很清楚的。首先他们不是由于崇拜鲁迅而追悼鲁迅，只是借此来掩饰前次禁止追悼鲁迅先生的那桩罪行。同时，借此显示，只有他们国民党才有权召集群众大会，他们是西安的主宰。可是群众对他们卑劣的意图，拙劣的表演洞若观火，各救亡团体从积极一变而为抵制。开会那天，去参加会议的人只有教育界的一小撮党棍。台下的人没有台上的多，会议推迟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仍然门可罗雀，无可奈何，会议主席只好解嘲似地宣布：“今天算是开的筹备会，大会改日举行……”

　　宋绮云认为上次追悼大会不成功，挫伤了群众团体的积极性，也长了敌人的反革命气焰。这次对会议的抵制，只是小挫了。敌特的锋芒，应当乘胜追击，进一步发动群众、教育群众，这是充分显示群众威力、开展救亡运动的极好机会。于是，建议特支研究，召开第三次追悼鲁迅先生大会。

　　西北特支同意了宋绮云的建议，并委托他负责筹备。宋绮云首先登门造访了邵力子主席的好友缪石遗、吴召侠两位老先生，请他们向邵说，西安学生界、教育界都召开了鲁迅先生追悼大会，文化界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来召开追悼鲁迅大会。

　　经过缪、吴的疏通，邵力子知道全国各大城市都召开了鲁迅追悼大会，当局都以温和态度处理，便也欣然应允。据缪老先生讲，邵主席对文化界纪念鲁迅一事表示非常欢迎，对此仲辉（邵力子字）很自豪，他说鲁迅是他绍兴同乡，又是留日同学，彼此私交也是好的。

　　西安第三次追悼鲁迅先生大会是在西北特支的主持下，以西安文化界名义召开的。会前经过充分准备，以防发生意外。主席团有中共西北特支领导以及民主人士组成，会场借用陕西省民众教育馆礼堂，正中悬挂着鲁迅先生遗像。邵力子送的花圈，突出地放在遗像的前面，花圈上的挽联，上联是“佳作尤称孔乙己”，下联是“大名堪配高尔基”。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花圈放在两边，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到会的群众主要是各学校师生代表、救国会代表及新闻记者五六百人，礼堂里座无虚席。

　　主席团为了使会议表现得灰色些，还请来了西安各学校师生代表和各界知名人士，并敦请缪石遗、吴召侠两个老官僚担任主祭和襄祭。他们都穿着长袍马褂，庄重严肃地领导全体向鲁迅先生的遗像鞠躬致敬，静肃默悼。继由陕西实验小学学生奏挽歌，声调沉郁而悲壮，群众沉浸在悲痛穆静中。

　　“不许动！”宪特们荷枪实弹的冲进了会场。气氛异常紧张，一个营的宪兵包围了民众教育馆。

　　宪特们冲进会场一看，都愣住了。台上坐的大都是穿长袍马褂的老绅士，当中竟是省主席的两个密友。台前放着邵力子和张学良、杨虎城送的花圈，。弄得特务们莫名其妙。学生们高呼口号，要求特务、宪兵迅速离开会场，不要妨碍开会。结果，特务们只好灰溜溜地连道“误会、误会”退出了会场。

　　大会正式开始，宋绮云代表主席团致挽祠：

　　……有些人说鲁迅先生是无党无派的革命文学家，这话自然也是相当正确的。不过我们应该加以补充，鲁迅先生虽然是无党无派的，但他不是超然于各党各派的超然派。鲁迅先生是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的，因而他强烈地同情站在中国人民立场的革命政党。这用鲁迅先生自己的话可以证明，他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民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己为光荣的。”鲁迅先生由于他真正站在人民立场，强烈地反对日本侵略者，因而强烈的痛恨向日寇屈膝投降的汉奸卖国贼。鲁迅从来反对空喊革命的空头革命家，他近年来，以病危之身，垂暮之年，就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号召同胞们拥护革命政党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呼吁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是对于国家、民族、无限忠诚的表现。同志们不妨设想一下，假使我们同胞仍然互相火并，互相残杀，那不就等于让日寇长驱直入占领我国吗？现在东三省早已沦亡了，华北已经变色了，这难道不是惊心动魄的事情吗？

　　同志们，在我们民族、国家这样危机的关头，鲁迅先生溘然与世长辞，自然要引起所有的爱国的人民万分悲痛。但我们必须化悲痛为救国的力量，无负于鲁迅先生对我们的希望。鲁迅先生同过去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当他生命还有光和热的时候，他要尽量发挥他的光、他的热，与一切反动的邪恶的势力勇敢坚决的斗争。当他的生命将要熄灭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悲哀沮丧，他只希望他的事业继承有人！鲁迅先生在1935年冬，到今天正好1周年，给革命者留下了一个遗言，提出他的希望：“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鲁迅先生对革命者的期望和鼓励是何等殷切呀。这个遗言是鲁迅先生对历史的预言，将来必然要为历史所证实，这当然还有赖于革命者百折不回，艰苦奋斗。

　　宋绮云的讲话受到了大会群众的热烈欢迎，鼓掌声经久不息。各方群众代表也纷纷发言，激昂慷慨，感人肺腑。最后通过大会通电。会后在南院门游行。到会的同志怀着悲痛激忿的心情离开了会场。

　　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它给西安各救亡团体一个巨大的鼓舞。宋绮云在大会上所作的讲话，以及他为《西北文化日报》所写的《敬悼鲁迅先生》的社论，对鲁迅先生评价的正确，感情之真挚，今天读来，仍然感到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

10月21日

　　追悼会的成功，给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军统西北区、西安警察局一个很大的打击，他们恼羞成怒，穷凶极恶，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安的特务统治。

　　会后10余日，主祭缪石遗寄来一首五言诗，要求《西北文化日报》予以发表。宋绮云为了照顾此公的处境，便同意把诗发表了。题目是《南阳道上》。诗序云：“某年途经南阳，泥泞载道，骄阳当头，停车后，远近雷声殷殷，忧晴忧雨，此心惴惴，遥望道旁古寺，僧人背手闲立，益感行役之苦。”诗云：“赤日当头炙，黑泥没踝深；山僧门外立，晴雨不关心。”

　　该诗说明了此公“此心惴惴”的心境和僧人“晴雨不关心”的态度，也说明了西安特务机关的炙手可热，连一个省主席的好友，形将就木的老者，也受到了威胁。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愈凶，反抗得越强烈。西北抗日运动，在西北特支领导下，一浪高过一浪，它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着西安古城，一场新的暴风雨将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