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冒死助红军过大渡河，为躲避抓捕沦为奴隶，解放后中央点名找他

1952年，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在大凉山深处纠结了一帮土匪，危害乡里，企图与人民政府对抗。中央得知后，派西康军区副政委鲁瑞林带军队到大凉山剿匪，并组成民族工作队展开土改工作。

经过几场战斗，占据着嘎基彝族部落的反动派和土匪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跑的跑，逃的逃。部落里只剩下了一些老弱病残，大多是大凉山地区大家族的奴隶。工作队进驻后，对这些人进行了登记，但由于语言不通，需要找一个能懂汉语的翻译。

这时候，一个左眼失明的奴隶，走过来说，他是汉人，可以给工作队翻译。工作队的人很好奇，为什么一个全部是彝族部落的地方，会有一个汉人奴隶？

这个奴隶告诉工作队，他以前逃难到这里来的，名叫帅仕高，这十多年来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不知时局和战争变幻成了什么样。帅仕高和工作队接触了几日后，对解放军的纪律十分佩服，对着一起工作的战士说：“解放军的纪律真的好，跟红军一样好！”

工作队的战士听到这句话后，问帅仕高：“解放军就是以前的红军啊，你见过红军？”

得知眼前的队伍就是当年的红军，帅仕高有些激动，“没想到我还能再见到红军！”

接着，帅仕高讲起了他与红军的经历，“十七年前，我是安顺场渡口的船工，是我撑船送红军渡河的。”

帅仕高的这一经历，让工作队大吃一惊，一位随队记者随后将他的事迹写下来，并上报给了军区，鲁瑞林看到这篇文章后，高呼一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因为党中央之前一直在寻找这位叫帅仕高的船工，只是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帅仕高到底有什么特殊经历，能让中央对他格外关照呢？他又为何沦为奴隶呢？这还得从1935年的强渡大渡河说起。

1934年10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开始战略性转移，拉开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之路。

一路上，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围追堵截，红军在突破敌人重重封锁线后，在遵义确立了以伟人为核心的领导层。

但敌人的“围剿”并未松懈，红军在新领导层的带领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巧妙地躲过敌人的各种包围和追击，于1935年5月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

当时蒋介石调集了四个军20万人，大渡河前有阻击，后有追兵，准备将红军包围在大渡河南岸，甚至还放出狂言，要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这并非妄言，当年石达开就是在这里全军覆没。作为太平天国杰出的军事将领，翼王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发生内讧后，率领十万将士西征，想为太平军留下一脉。1863年4月，经过一路拼杀，石达开的十万军队只剩四万，他们渡过金沙江，并于5月来到大渡河边。

在大渡河边，石达开命令将士造船筏渡河，但多日的暴雨让计划没能按时完成，三天后清军杀到。错失了渡河最佳时机的石达开，多次强渡未成，只能向后与清军拼杀，终因粮草耗尽，战损严重而陷入绝境。

无奈之下，石达开不得不与清军谈判，按清军要求，石达开只能带2000人到清军兵营投降，而当时他们还剩6000余人。石达开最终遣散4000人后，带2000人马投降。但清军并没有遵照约定，而是将石达开及2000将士全部杀害。

石达开军队折戟于此后，大渡河成为中国战争史中一个悲情之地。

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地势陡峭，两岸都是崇山峻岭，水流湍急，平时河面宽度达300多米，汛期可达500米。有了石达开的前车之鉴，国民党高层都认为，红军即便是能过得了金沙江，但大渡河绝对是无法逾越的鸿沟。

更何况，当时红军面临的情况，与72年前的石达开面临的何其相似。首先，两支部队都是5月份汛期时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这也算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其次，两支部队都面临敌人的各种“围剿”，当年石达开军队到此时只剩4万，而中央红军，仅剩2万余人。在敌人数量方面，红军比石达开军队承受的压力更大，当时国民党在大渡河周围部署了近20万兵力。

一直视曾国藩为榜样的蒋介石，誓将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而面对重重困难，伟人则预言：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

因为客观条件只是战争输赢的影响因素，真正决定战场胜负的关键因素，还是人。

1935年5月24日，后方紧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越来越近，为了避免陷入敌人的包围圈，红军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强渡大渡河。

对于这一步，国民党也早就考虑到了，他们之前就将安顺场的船只和船夫、粮食等运到了北岸，让红军无船可用，无粮可食。这些行动，都是由一个当地名叫赖子忠的大地主负责实施。

当时，赖子忠还接到命令，要他把南岸的房屋全部放火烧了，但他的家产大多也在南岸，舍不得将祖宅付之一炬的他，花钱买通了国军官员，给自己留了一艘渡船在南岸。

赖子忠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如果红军不从这过，那他的房子都能保留了。如果红军来了，那他马上放火，然后坐船跑到北岸。赖子忠自认为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但他万万没想到，5月24日晚，红军先遣队红一团急行军80里，马上击败驻守在镇上的两个连，占领了安顺场渡口，这场战斗仅仅20分钟就结束，赖子忠还没来得及逃跑，就在船上被红军俘虏。这艘船也成了当时大渡河南岸唯一的船只。

虽然缴获了一艘可搭载20多人的船只，但大渡河水流湍急，河面宽广，暗流涌动，礁石险滩众多，如果不是当地有经验的船工掌舵，很难驾驭船只渡河。

经过向当地老乡的打听，红军得知大部分有经验的老船工，都被抓到北岸了。不过有位技术很好的年轻船工，没有被抓走，还在南岸。这名船工，名叫帅仕高，时年24岁。

红军马上派人到帅仕高家里求助，但战士敲了好久的门，帅仕高却不敢开门。主要是因为之前国民党宣传中，红军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还有一个原因，是平时被穿军装的欺负怕了，见了都得躲着走，何况还是找上门来的。

红军战士敲了门后见没人来开，便对着里边喊：“老板，不用紧张，我们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我们这些人也都是农民出身。”

听了这几句话，帅仕高打开了一条门缝，打量着眼前的红军战士。他最大的发现，就是从穿着上看，这些当兵的真的挺穷的。眼前的几个红军，衣服都打着补丁，脚上穿的是草鞋，并不比一般老百姓好，再联想到之前见过的国民党当兵的穿着，帅仕高对眼前的红军产生了天然的好感。

帅仕高将红军战士请进了屋里，对于战士们来的用意，他已经猜到了几分。“老板，我们是想请你帮我们渡河，你放心，我们会给钱的。”红军战士说出了来意。

“船不都被人拉到北岸了吗？现在渡河南岸没有船了！”帅仕高对于现状还是很了解。

战士听后，解释说：“我们缴获了一艘，但在撑船掌舵方面，我们不行，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你是这方面的行家，所以来找你帮忙……”

帅仕高听后，“哦”了一声后陷入沉默。他顾虑的是，当时国民党在北岸驻扎了一个营的兵力，如果他带红军渡河，对面的国民党肯定会开枪射击，说不定一个不小心就中弹丢了性命。

经过红军的动员，帅仕高一番深思熟虑后，终于答应红军的请求，但有条件，那就是必须吃顿好的。还有，他一个人撑船不行，还得找几个帮手。

在红军答应后，帅仕高找来了郑有伦、减仕华、汪有伦等相熟的几位船工。在岸边的棚子里，红军战士把筹借来的大米做成白米饭，满足了帅仕高等人“吃顿好的”要求。看着几人狼吞虎咽地放开肚皮的吃相，战士们都有些害怕，帅仕高一人就吃了三大碗白米饭。

而帅仕高这边，要求吃顿好的，其实也是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前方凶险，不知道子弹什么时候就射来，既然是送命的活，那“不做饿死鬼”也是人之常情。其二是就算生命无忧，撑船也是个体力活，而且当时只有一艘船，肯定需要往返好多趟，对船工的体力也是个极大的考验。

5月25日凌晨，红军首长亲临渡口指挥，经过商讨，决定由红1团1营的17名勇士作为先锋队，登上帅仕高等四名船工撑船的船只，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开始渡河。

头一天刚下了雨，河水开始涨起来，在当地有“五月涨水不渡船”的说法，但帅仕高和同伴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他们合力将船只往河心划去，没过多久，敌人就发现了几百米宽的河面上的这一叶扁舟，马上用机枪朝这艘船射击。“老板，到后头去！”面对敌人的枪炮，红军战士担心船工的安全。

帅仕高等人用力地划起船桨，子弹从耳边嗖嗖地飞过，在湍急的河流中，船只左右摇摆。当船只来到河心位置后，帅仕高凭借经验，找到了被涨水覆盖得只剩一个头的一块礁石，船只离礁石越来越近，要是撞上那就整船都完蛋了。而这个地方，也是敌人火力覆盖的射程之内。

好在这时，在南岸的红军，看到先锋队进入敌人射程，调集了重火力，用炮向对岸打去，掩护船上的勇士们。帅仕高和三名船工，在身上绑起绳子，争分夺秒地跳下船，用肩膀将船向外推，终于使航向避开了礁石。

离开礁石后，船只快速向北岸渡口驶去，渡口的敌人刚准备反击，就被南岸的炮弹击中，船上的先锋队马上登陆，将渡口控制住。

红军控制住北岸渡口后，帅仕高和同伴也找到几条之前被拉过来的船只，他们当即撑着四条船回到南岸，将更多的红军运往对岸。往返了好几趟后，红军终于将北岸守敌击溃，占领了阵地。

被抓去北岸的船工们，也全部获救，他们回来后，看着红军的衣着和行动，根本不像宣传的那样“土匪”，再加上在帅仕高等人的劝说下，组成了一个77人的船工队伍，大家分成四个组，日夜不停地摆渡。但由于船只小，再加上红军两万多人的体量，经过7天7夜的强渡，依然只有7000余人渡过了大渡河。

这个速度让首长很焦虑，要是敌人再次集结起来，那河两岸的红军就会被迫兵分两路，很容易被敌人分而围之。

关键时刻，一位86岁的当地老秀才宋大顺献计，让红军大部队沿河而上300里，从泸定桥渡河。伟人在听后，马上与军委其他领导商议后决定，用过河的7000人，在北岸牵制住国民党军队，而南岸还未渡河的红1师轻装上阵，急行军沿河而上，于29日飞夺泸定桥，让南岸的红军主力顺利通过大渡河这个天堑。

虽然后面一万多的红军，是从泸定桥过河的，但帅仕高和同伴摆渡到北岸的7000多名战士，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避免了“石达开第二”的悲剧。摆渡完红军后，一位红军首长来到渡口，问候了帅仕高，并给了他8块大洋作为酬谢。

红军枪毙了大地主赖子忠，告别了帅仕高等人，继续北上。而在红军走后，国民党军队再度占领了安顺场。之前帮助过红军的船工们，一个个都成了“通匪”的“罪人”。其中贡献最大的帅仕高，在抓捕名单的第一位，而他自己却并不知道。

一天早晨，还在睡觉的帅仕高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是一个亲戚，还没来得及问候，那位亲戚就说：“仕高，你快跑，国民党要来抓你了。”

帅仕高一听，瞌睡都被吓醒了，“真的？”

“当然是真的，你帮红军渡河，他们抓到你肯定枪毙啊。你赶紧逃吧！”听了亲戚的话，帅仕高马上收拾了几件衣服，就逃出了安顺场。

在亲戚的通风报信下，另外几位船工也赶到了邻村，跟帅仕高汇合。起初他们都觉得，只要隔几天等风头过了就可以回家，但没想到国民党一直追捕他们，完全没有息事宁人的意思。

由于找不到帅仕高，他的父亲，哥哥和嫂嫂，都被关了起来，受尽了各种折磨，父亲最终惨死在狱中。帅仕高和伙伴，只得隐姓埋名，在深山中呆了一段时间后，只得到异地给人当短工，靠挖矿、跑马帮等活谋生。

最终，实在走投无路的帅仕高，来到大凉山彝族地区，卖身为奴，成了一个嘎基彝族大地主的奴隶，专门给地主家养马放牛。

作为一个奴隶，帅仕高毫无尊严可言，他吃住都在牛棚里，牛棚本来就不干净，牛马的屎尿，伴随着吃剩的杂草，沤在一起后，味道难闻不说，还有各种病菌传染，每天住在牛棚的帅仕高，久而久之眼睛被感染了，最终左眼完全失明。

一位为红军强渡大渡河做出巨大贡献的船工，就这样为逃避国民党的抓捕，像牛马牲口一样过了10多年暗无天日的生活。

1950年初，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来到安顺场考察，得知帅仕高和船工因为当年帮助红军渡河而流落他乡，马上让当地组织寻找这些红军的“功臣”。好几位还活着的船工都回家了，但一直没有帅仕高的消息，生死未知。

后来，彭老总得知帅仕高生死未卜及他的家人受的难后，向中央提出，要求当地西康省要发动一切力量，寻找这位红军的恩人。接到中央的命令后，西康省政府成立了工作组，到处收集线索，寻找帅仕高，但一直没有消息。

直到1952年，解放军在大凉山剿匪时，才在一个彝族村寨里，发现了“独眼”汉族奴隶就是中央一直在寻找的红军恩人帅仕高。

帅仕高被找到的消息传到中央后，由于当时刘帅在忙着筹建军事学院，彭老总在朝鲜战场，所以中央回电只要求西康省妥善安排和照顾好帅仕高的生活问题。

当地政府将帅仕高迎回家，分到了三间房屋和土地，已经40多岁的他，也娶上了老婆生了孩子。

1955年，是红军强渡大渡河二十周年，中央决定举行纪念活动。彭老总特意派人将帅仕高接到了北京，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但这次北京之行，帅仕高并没有见到忙碌的彭老总。

1965年，彭老总出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在石棉矿考察的时候，听说帅仕高在石棉县的矿区医院里治疗眼疾，立马决定要去见一见这位故人。

来到医院后，彭老总握着帅仕高的手说：“你是帅仕高吗？我们是老朋友了，早就想到安顺场去看看你们啊。”

时隔30年后，帅仕高已经认不出眼前的这位首长，问道：“首长，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我不光知道你的名字，我还知道你为红军吃了不少苦，30年前，红军离开安顺场的那天，我们是在船上告别的嘛。”听了彭老总的话，帅仕高有些不敢相信，问道：“首长，你叫什么名字？”

旁边陪同的人员说道：“这是彭总，彭德怀！”

张震将军与帅仕高合影

帅仕高一听，马上拉住彭老总的手说，“我知道了，你是30年前告别时给了我8块大洋的首长，1955年也是你派人接我去北京的！”

两人拉着手聊了很久，之后彭老总掏出30块钱，塞给帅仕高，说是一个老红军对“恩人”的一点心意。帅仕高起初不愿收，但耐不住彭老总的劝说，收下了钱。之后彭老总还派人送来一部收音机，让帅仕高有空听一听。

改革开放后，当年参加过强渡大渡河的开国上将杨得志也到安顺场看望了帅仕高。此后，帅仕高成了当地的红色名片，所有来参观强渡大渡河的人，都会从导游那里听说帅仕高和红军的故事。

1995年，生在大渡河边，给人当了10多年奴隶的帅仕高，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享年84岁。

帅仕高虽然走了，但人们一直没有忘记他。在关于红军强渡大渡河，关于军民鱼水情的史诗篇章中，总会提到他的名字。他和几位船工的照片，也一直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的纪念馆里被珍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