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著名的非著名演员

见到潘斌龙之前，他团队的人说：“等下的问题可以尖锐一些，不用客气。”

很少有人主动提出这样的要求，尤其是艺人，通常会被身边的人重重保护起来，恨不得把跟外界的一切接触都控制在看似友善、安全的舒适范围内。到了潘斌龙这里，情况完全相反，团队希望给予他的是触动，是打开，是直面，哪怕带有一点刺痛。

在他们看来，潘斌龙身上有一层很厚的壳，小心翼翼地包裹着自己。他害怕锋利，害怕张扬。“他老是想当老好人。”在生活里，这样的性格也许并不打紧，但作为演员则是一种阻碍：“老好人是当不了影帝的。一个成功的艺人应该有一以贯之的内核，但大潘的内核还不够稳、不够明显。”

潘斌龙其实不算一个失败的演员。他不缺戏，每年参与的影视项目一只手数不过来。今年尚未过半，他就有7部作品播映，算上4月份北影节上的《如意饭店》和《好好的》，待播列表中还有长长的一串名字。可观的作品数量也为他积累了一定的观众基础，只要出场就会有人认得出来。在纷繁易变的娱乐圈里，这已经实属难得了。

但团队觉得，这样的现状并非长久之计，它在过去的阶段里固然是一份成绩，对于未来却可能意味着瓶颈。“他现在有点像是站在路口，需要选择往左还是往右，要么足够快乐成为一个笑星，要么足够严肃成为一个艺术家。如果一直就在原地，两头儿都占不上，一旦行业进步就会被落下，除非大家都停滞不前，那样不会往下掉，但也不会再升。”

恐惧

如今的潘斌龙，的确处于某种尴尬的状态。

去年，他总共推出了13部作品，既有《刺猬》这样的文艺小品，也有《上甘岭》这样的主旋律史诗，更不乏《第二十条》《南来北往》《凡人歌》等大热作品。随便拎出其中任何一部，都堪称国产影视里的中上品，从导演到演员，从剧本到制作，无一不是顶级的配置。

不过提起它们，恐怕很少有人会立刻想起潘斌龙。他不是那些故事的核心人物，有些时候连关键角色都算不上。他更像锦上添花的点缀，用来增添一点额外的惊喜，而如果需要，也可以随时被替代，或者直接略去。

他太边缘，演员表的“番位”里经常连前五乃至前十都排不进去。就像其所扮演的小人物一样，他也总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一些低成本喜剧电影才会给到更高的位置和更重的戏份，他本就是这个赛道里脱颖而出的，相同分量的演员来来去去就那么几个。然而有些喜剧又是流于粗制滥造的快销品，难以提供多少加持。他去年唯一担当男主的一部电影，上映首日的票房连四万都不到，没几天便草草上线了网络平台，豆瓣开分也只有4.1，市场和口碑双线崩盘。有篇影评怒斥其为烂片典范，标题直接就是“潘斌龙不尊重自己的演技”。

“找我的都是类似的，确实没有办法。”潘斌龙也苦恼。没有哪个演员不想多面发展，更没有谁不想当主角，他也一样。但这需要运气、需要实力，也需要一些主动的筛选和明确的等待。

运气这东西玄妙，有没有或者有多少都不好说。实力，潘斌龙肯定是有的，否则张艺谋、刘伟强这样资源丰厚的老牌导演也不会一次又一次找他合作。

但对于筛选和等待，他却有些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他害怕拒绝。随便谁需要帮忙，只要言语一声，他有求必应，很多只露一面的角色都是这么来的。有时实在分不开身，不得不推掉，心里也要别扭很久：前段时间刚见过一个朋友，对方曾有戏相邀，他没去成，人家早就忘了这茬，他却还是一个劲儿地喝酒赔罪。“好像拒绝了之后总觉得特别愧疚。”他说。

甚至，要引起他的愧疚，有时连真的人情往来都用不着。“你只需要跟他讲，那天我想找你，但是听说你很忙就没找，这个东西便进到他脑子里了。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他也会当回事，谁都能牵动他的情绪。”潘斌龙团队的工作人员说。

他们劝过潘斌龙，要区分有效社交和无效社交。别人也劝，要学会拒绝。他尝试过，做不到，没法说服自己。他天生如此，加上爹妈也都是抹不开面儿的人，一件事办得稍不妥帖就能念叨好久，耳濡目染的，他更谨小慎微。

越是好说话，找来的人就越多，客串的戏拼拼凑凑便占了不少档期。潘斌龙的行程总是密不透风，连碎片的时间都被填得满满当当。他只能给自己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一套自洽的逻辑：“我是一个挺没有自我的人，啥事儿绝对不会第一时间考虑自己，反正不至于到完全干不了的地步，身体累永远比心里累好一点。”

其实说到底，他也享受这种被需要、被填满的感觉。他闲不下来，喘口气的放松都会发慌，只有马不停蹄地一直奔走才踏实。偶尔有些短暂的空白出现，他就催促团队赶紧给自己找活，哪怕只是约上几场跟圈里人的饭局，也能安心许多。对他来说，宁缺毋滥地守候一个珍稀的机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他必须让自己时刻待在人堆儿里。”团队的人说，“他一年要工作350天，靠着巨大的工作量来消解自己的焦虑。”

惯性

潘斌龙的焦虑是根深蒂固的。他的内心始终笼罩着危机感，如同一片阴霾，从昔日的窘迫里散开，一直弥漫到现在。

在演员这条路上，潘斌龙出发得晚，起点也不高。他27岁才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而且只是成人教育的相声班，加上长相不算出众，想在竞争激烈的行业里立足并非容易的事。毕业后很久，他都只是相声、小品舞台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透明。

事业没有起色，生活也便举步维艰。最难的时候，他和妻子租住在不到十平方米的房子里，一张床就占去了大半，局促的空间转个身都要互相让着点。更要命的是没有厕所，只能出去上公用的，夏天还好，冬天起个夜得耗掉全身的热量，等回来时被子也凉透了，哆哆嗦嗦地躺下，睡意早就无影无踪。

为了养家糊口，那些年潘斌龙什么都干，当婚礼司仪、主持商业活动、给中小学生排练合唱。现实由不得精挑细捡和从容不迫，有活可接已是最好的状态。他没有选择，就连被选择的机会都少之又少——他去跑组，简历经常是前脚才送出去，后脚就进了垃圾桶。

他还做过副导演，听着好听，实际就是打杂，谁都可以呼来喝去地支使，连负责群众演员的群头也欺负他。导演那里更是不敢怠慢，稍有迟缓就会招来破口大骂，最难听的一句，导演说他就是自己的一只猎犬。

情况过了很长时间才改变。33岁那年，他通过一档名为《爱笑会议室》的节目崭露头角，就此有了“大潘”的昵称，开始被人认识和熟悉。他有了一些戏约，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综艺之中，直至2016年《欢乐喜剧人2》播出，总算闯出了一点名堂：“我发现我上街得戴口罩了，要不然容易被认出来，后来戴口罩戴帽子都能被认出来。”

无人问津的日子渐成往事，尤其在电影《无名之辈》和综艺《我就是演员3》之后，潘斌龙甚至摆脱了喜剧标签，获得更为多元的认可。各种邀请纷至沓来，生计终于不再是首要问题。倘若换作旁人，应该可以掌握主动，适当地做出一些取舍了，但他却还是一如从前，来者不拒、照单全收。

尽管潘斌龙说自己拥有一种能力，总会把所有的糟心事从记忆里剔除。然而曾经的困顿已然内化为本能，就像经历过匮乏的人见到所有东西都想囤积起来一样，他不敢让任何一个机会从手边划过，这无异于忘乎所以的挥霍，也容易在别人眼中产生自鸣得意的嫌疑。

他不是没有过膨胀的时刻，那是2008年，他跟着相声班的老师冯巩登上了央视春晚。在那个万人瞩目的舞台上，他以为自己可以一炮而红，还为此推掉了《我的团长我的团》的邀约——一个有足足40场戏的角色。结果却未能如愿，节目火了，剧也火了，只有他被落下了，仍旧默默无闻。“可能我真的不会一夜成名吧。”现实的巴掌太狠，打碎了他的张狂和憧憬，“我只能一点一点，不断努力地制造出我的运气。”

也是那段时间，有人介绍他参演了几部话剧，林兆华的小剧场作品。媒体过来采访，问“大导”有什么给年轻演员的建议，林兆华只说了一句“多演就对了”。就是这五个字，被他听到了也记住了，于是更加认准广撒网多敛鱼的理儿：“哪片云彩不下雨，稍微累一点是不是就有更多的可能性？”

“因为机会得来不易，所以患得患失。”在这一点上，团队的同事们其实挺能理解潘斌龙。只是他们并不觉得多劳一定多得，反而可能是一种无谓的消耗：“你的作品参差不齐，别人对你的评价就参差不齐，它会模糊掉你的能力和高光。”

逃避

早年说相声那会儿，潘斌龙有过一个念头。他想弄个作品，塑造一个生怕出事、处处小心的人物形象：“上来就‘大家好，大家好’，这边鞠完躬，那边鞠躬，各个方向都得顾上。”既是讽刺，也是自嘲。

“人都会有这种阶段，但是我一直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我确实是一个老好人，凡事尽量做到稳妥，这可能是我一直成不了事儿的主要原因。”对于自己的问题，潘斌龙是清醒的。可认知归认知，一旦到了行动上，他会习惯性地藏起个性、咽下想法，或者干脆后退一步，让出自己。

前两年，他拍过一部《无价之宝》，跟张译搭档，联袂主演。两个人都是黑龙江长大的，都当过兵，也都体会过无戏可演、到处找活的辛酸，方方面面诸多相似。但在片场，团队的人却从他们身上见到了完全不同的样子：“译哥进组的时候已经把剧本吃透了，然后不只告诉你那个角色怎么怎么样，还告诉你整个剧本有什么问题。但大潘不是，他即便有一些想法也不太会去跟导演沟通，他总是想顾全局，总是想别人会不会觉得他在争戏抢戏。”

“都是一片土地上长大的，那些东西难道译哥不懂吗？他为什么敢？因为他的目标大于别人对他的评价。”在他们看来，尽管潘斌龙经历过许多，但依然不够通透，至少缺乏真正处理好人情世故与自我追求之间关系的能力和勇气。他的看似稳妥，本质上也是一种懒惰，逃避矛盾，逃避尴尬，逃避困难。

很多时候，潘斌龙的确在逃避，甚至就连对自己的肯定都怯于面对。比如谈起演过的角色，他尤其珍视《上甘岭》里的指导员胡满仓，脱口而出“成功”二字，随即赶忙改称为“不错”，同时强调“凝结的是所有人的智慧和力量”。

“这就是我觉得他让自己难受的地方。别看他不小了，马上到知天命的年纪了，他现在还做不到坦然。你骂他，他不敢还嘴，你夸他，他也不敢接。”团队同事说。

他们常常因此而心疼潘斌龙。从团队的角度，他们当然想帮他发展得更好，但从朋友的角度却更希望他能轻松一点：“我们宁愿他接下来拍一些俗烂喜剧，然后买别墅、买豪车，快乐过一生。因为他前半生过得有点苦，他值得。”

但他们清楚这不可能。共事多年，他们了解潘斌龙。他知道最高的舞台在哪儿，他要成为一个深刻的演员，即使最落寞的那些年，这个梦想也从未动摇过、改变过，他有他的执着。“其实我内心还挺傲的，当兵的时候副连长就看出来了，现在傲气没有了，傲骨还在。”他承认。

就像从前不满足局限在喜剧领域，如今的潘斌龙同样不安于在小人物里打转。他想挑战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演一把“狠人”，在镜头前谈次恋爱。他还想尝试当导演，当初一起在《爱笑会议室》打拼的崔志佳、张子栋都有了作品，也是喜剧演员出身的大鹏一部接一部，同样师从冯巩的贾玲则创出了票房神话，他觉得应该做点自己要表达的东西了。

不过一切的前提都在于他是否能够直面自己、突破自己，如同团队所期待的那样，再开放一些、明确一些、勇敢一些。这无疑将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就在不久之前，他还为了两个邀约角色摇摆不定，悬而未决地又一次逃避了，把选择权完全扔给团队——

“怎么办呢？我选左边，右边就得系个结，选右边，左边系个结，都会很难受，无法原谅自己。这怎么说？算有病？心理疾病？”他说。

发于2025.6.9总第1190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老好人”潘斌龙

记者：徐鹏远

编辑：杨时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