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黄巾军爆发的原因,人们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其产生的经济根源,在于严重的土地兼并。地方豪族巧取豪夺,将土地收入囊中,众多失地农民失去了生计,生活陷入困境,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因此流离失所,导致社会动荡不安;
也有人认为和气候环境相关。东汉末年,我国进入了第二次小冰河期,气候陡然变得寒冷干旱,水灾、旱灾、蝗灾交替发生,粮食产出锐减,对此孱弱的东汉朝廷无力采取任何赈灾措施;
此外还可能是张角等人借势炒作。他们利用粮荒之后出现瘟疫的机会,以符水和草药治病救人,收获了一大帮信徒。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还可能有一个深层的原因:皇权衰微,朝廷趋于崩溃。
朝中外戚、宦官、士大夫之间纷争不断,他们毫无忌惮地扩张自身势力,扶持幼小的国君上台并将之培养成为傀儡,这就导致皇权逐步被侵蚀、架空。朝廷日益衰败,而地方势力迅速崛起,局势的失控已成为必然。
这一点,在汉灵帝的艰难亲政之路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士大夫在汉桓帝去世后强势崛起,与外戚势力联手架空汉灵帝。他们随后还不断攻击宦官势力,试图让汉灵帝失去最后的支持力量,彻底听任他们摆布。
这样看来,在汉灵帝即位初期,东汉朝廷就已经展现出亡国之象。
好在汉灵帝力挽狂澜,让大汉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汉灵帝即位之初,朝局已经到了何等危险的境地?在打击士大夫和外戚乱政的过程中,宦官势力发挥了怎样的关键作用?年轻的汉灵帝,如何让接近崩塌的朝局又重回正轨?
汉灵帝真的是荒淫不堪吗?
汉灵帝之所以能够得以坐稳皇位,得益于他对士大夫的反击。
众所周知,东汉末年朝廷的框架主要是“三驾马车”:外戚、宦官、门阀士大夫。
其中外戚的代表人物是何进。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位坏了规矩。汉光武帝刘秀吸取了前朝的教训,对外戚持打压态度。但从汉章帝之后,皇权衰微,大权旁落,外戚势力再度出手掌握了大权。
门阀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便是袁隗袁绍。士大夫群体范围较广,包括官僚也包括学者,他们忠于儒家思想,并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资源,享有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权,发展成为较大的势力,并最终演变为左右朝局的门阀。
外戚时靠谱时不靠谱,而士族体量越来越大有尾大不掉的隐患,对此君主该如何制约平衡呢?
宦官势力便走上了前台。
就这样,外戚、宦官、门阀士大夫彼此制约、相互平衡,共同构成了东汉皇权的基础。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框架开始崩塌。
其原因在于士大夫群体的急剧膨胀。
士大夫是个可以独立于皇权之外的群体,他们一直致力于扩大群体利益。到了东汉中后期,朝中士大夫的主要工作包括两项:使劲地搞人力开发,壮大士族队伍;和外戚、宦官们干仗。
举个例子,周瑜堪称是“二世三公”,他背后的庐江周氏的发迹,和东汉末年士族崛起息息相关,颇为典型。
周荣,也就是周瑜的高祖父,是有名的经学大师。因为学术功底深厚,得到了士族领袖、司徒袁安的提拔重用,成为其心腹。袁安就是袁绍的高祖父。
肃宗时,举明经,辟司徒袁安府。安数与论议,甚器之。
周荣为了得到袁安的信任和重用,便自愿干起了最艰难的工作:挑战外戚窦宪。
这样由周荣充当急先锋,天下士族联手协作,终于支持汉和帝将BOSS级大怪窦宪打倒。
窦宪一垮台,其权力空间自然大部分就被士族所瓜分。因为出力很多,周荣便分到了一块不小的蛋糕,被封为尚书令,后来又被外放,先后出任颍川太守、山阳太守,完成了从士人到世家豪强的跃迁。
周荣的儿子周景开始转型,不再攻击拉仇恨,而是转而开始到处种花,干起了人力开发的工作。
周景一心和士族结交起来。
好贤爱士,其拔才荐善,常恐不及......既而选其父兄子弟,事相优异。
周景拼命地举荐贤能之人,对所举荐之人的家人都颇为厚待。
这样一来,周景就赢得了天下士人的心,其优质人脉网就构建起来了。哪怕是159年梁冀被诛杀,周景虽与梁冀走得近,但因有士族相助而没受什么波及,反而一路上行在四年后被提拔为司空,成为三公之一。
庐江周氏由地方豪强升级为世家大族。
由于周景在天下士人中所具备的强大影响力,周景之子周忠又接替皇甫嵩成为太尉。两代人中都出了三公,庐江周氏再度升级为两世三公的顶级豪门。
从庐江周氏的发迹过程来看,士族不断发展的过程,就是他们不断抱团壮大,然后从外戚、宦官手中夺取权力的过程。
这种优势是巨大的。外戚和宦官的数量毕竟有限,朝中大臣不可能人人都变成外戚或者宦官。
但士大夫就不同了,他们和儒家弟子、地方豪强绑定,其成员遍布天下,登高一呼则应者云集。
这样一来,就对皇权形成了极大的威胁。
周瑜家族因斗倒外戚窦宪而发迹
后来东汉君主对士大夫进行了打压,那便是党锢之祸。
公元166年,汉桓帝刘志宣布大赦天下。南阳太守成瑨竟顶着大赦逮捕了汉桓帝美人的外亲、富商张汎,杀了张汜及其宗族、宾客共达200多人,之后才向汉桓帝上奏。同一时期,汝南太守刘质逮捕了宦官赵津,也不顾朝廷的赦令,将赵津拷打至死后才上奏。
汉桓帝听闻这些事,不禁勃然大怒。在刘志看来,这就是地方官吏公然对抗朝廷。刘志当即下诏,将成瑨、刘质一并逮捕,按律处斩。党锢之祸由此拉开了序幕。
有人认为党锢之祸伤了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东汉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但客观看来,东汉末年党锢之祸的背后,是朝廷有令不行的严重危机。
汉桓帝本对士人还算忍让。但是当时各地的士族门阀已经发展到尾大不掉,藐视朝廷的地步。州郡的长官多为地方望族,他们肆无忌惮地迫胁驱逐朝廷派去的长吏,私自决定改用自己人。以至于汉桓帝不得不下了一道诏书:
壬辰,诏州郡不得迫胁驱逐长吏。长吏臧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二千石以纵避为罪。若有擅相假印绶者,以弃市论。
而像成瑨、刘质这样,公然挑战皇权,杀害皇帝的人,汉桓帝怎能忍得下去?
汉桓帝不得不展开反击。
当年,宦官派人诬告李膺等人蓄养太学生和游士,交结各郡的生员,互相标榜,结成群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 刘志大怒,于是诏令全国,逮捕李膺、陈寔等二百多个“党人”。有的党人逃走,刘志就悬金购赏。一时间,使者四出,相望于道,反宦官的斗争遭到严重挫折。第二年,公元167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共同上表为党人求情,刘志的怒气才稍稍缓解,下诏释放党人们回家,但仍对其实施终身禁锢。并且将党人的名字记录在案。
但刘志打压士大夫却并没能带来皇权的巩固。
167年冬,汉桓帝刘志去世。这里出现了一个天大的麻烦:刘志没有子嗣存活。皇后窦妙为了临朝听政,便寻求父亲窦武的帮助,立窦武指定12岁的刘宏为帝,是为汉灵帝。
无子的窦妙为了树立在朝堂的权威,下手极狠。
汉桓帝灵柩还停在前殿时,窦妙就把贵人田圣给杀了。为了巩固地位,窦妙又想将所有贵人都清除掉。与这些贵人有往来的中常侍宦官管霸、苏康苦劝窦妙,才保住了贵人们的性命。但管霸、苏康也因此次与窦妙作对而被杀。
经过这番较量之后,窦武感到面对宦官,外戚还是有点势单力孤,只好与以陈蕃为首的士大夫群体结盟,共同把控朝政。
可没过多久,士大夫露出了本来面目,继续寻求扩张自身势力。
在陈蕃、窦武的建议下,窦太后下令处死挑起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宦官苏康、管霸。士大夫由此出了一口恶气。
但士大夫并没有就此满足,他们接下来谋划对宦官进行第二波打击。他们认为汉灵帝还小,没有实力保护宦官。正好趁此机会将宦官势力打压直至清除。到时候失去宦官势力支持,被完全架空的汉灵帝,自然而然就会成为外戚和士大夫的傀儡。
陈蕃、窦武的行动被宦官所发觉。负责长乐宫保卫工作的宦官朱瑀决定反戈一击。
瑀发武奏,大怒曰:“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因定计,大呼:“陈蕃、窦武奏白太后废帝,为大逆!”
是啊?假如宦官之中有肆意妄为的害群之马,将之清除就好了,大家都没意见。但是陈蕃、窦武现在是要破坏朝廷权力结构,将宦官连根拔,这是几个意思?
深感危机的朱瑀连夜和曹节、王甫等众多宦官联合起来。他们很快集结队伍,并找到了汉灵帝刘宏。
刘宏反戈一击
刘宏明白这是最后的反抗机会,他拔剑踊跃,下令关闭各个宫门,用刀剑威胁尚书台的官属制作诏板,任命心腹宦官掌控要害部门。
令帝拔剑踊跃,使乳母赵娆等拥卫左右,取棨信,闭诸禁门。
接下来刘宏和心腹以及宦官一道,共同带兵劫持太后窦妙,夺取玉玺,然后下诏宣布窦武等人谋反。
当时护匈奴中郎将张奂被征回洛阳,奉旨率兵协助王甫讨伐窦武。陈蕃、窦武相继败亡。
169年,刘宏终于开始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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