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写隶书的怪人

郑簠[fǔ]（1622～1693）清代书法家

1、为学汉碑，散尽家财

阎若璩称郑簠是书坛“圣人”，把他与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并列。郑簠少时便立志习隶，学汉碑达三十余年，为访河北、山东一带的汉碑，倾尽家产，家藏碑刻拓片四大橱！可以说，郑簠对于隶书的热爱，是骨子里的。

郑簠虽是一介布衣，但 “无论识与不识，皆知白下有谷口先生者”。他结交友人就是通过他的隶书，学者朱彝尊对郑簠的隶书倾心不已，他认为郑氏能做他的老师，更将他视为本朝第一。就连他的“曝书亭”也到处悬挂郑簠用隶书所写的匾额、楹联等。这样的待遇，在整个书法史上，郑簠可能都是第一人。

郑簠擅长隶书，也精行草书，还善长篆刻。他的隶书初学明末清初的宋珏，后来改学汉碑，《史晨碑》和《曹全碑》对他影响颇深。郑簠所写的字大小虽相近，但粗细、疏密却富有变化，规整多姿，既有《曹全碑》的特点，又有飘逸奇宕的新意，世人谓之“草隶”。对同时代及以后的书家都有相当的影响，承袭其面貌的书家约有10多人，他因此成为后代谈论清初隶书的标杆。

2、身份特殊，怪癖多多

郑簠一生只写隶书，可见其执着。他的书风飘逸、优美，个性很强。郑簠的个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是一生不入仕途，以行医为生。

郑簠一生不曾出仕，他是名医郑之彦次子，深得家传医学以行医为业，医术在当地相当出名，直到晚年仍每天“以医道应酬”。有段时间因为生病的人很多，还使得他萌生了逃避当医生的念头，好友李渔为此作诗讽劝过他。

二是他作书不仅要喝酒，还要燃爆竹。

靳治荆称郑簠的隶书为“草隶”，与赵宧光的“草篆”一样，都是独步一时。他曾经亲自观郑簠作书：“常见酒酣起舞，白雪在窗，红烛在几，墨池鱼龙，跃跃欲飞，更发爆竹数声以作其气，然后攘袖濡毫，对客谈笑，挥洒所积大小若干幅立尽，犹盘礴有余勇，坐客叹服。”

书法家酒酣作书的人，历史上很多，但而作书时还需要燃放爆竹来振奋其气的，除了郑簠，恐怕找不出第二人。

作为一生只写隶书的怪人，郑簠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关于汉碑与隶书创作的心得。首先是学习隶书必须取法汉碑。他曾长时间学习宋珏的隶书，最终发现去古愈远，于是深悔从前，开始向汉碑学习，还劝勉那些学习书法的人，不要走弯路，要“朴而自古，拙而自奇”，不要把追求矜奇为目标。不过，他认为只有兼备法度的碑刻才具有取法的价值，尤其是对于初学隶书的人来说。从方整平正的汉碑中，才可见隶书的精髓。

他写隶书的第二个观点就是写隶书要讲究法度，也要不拘泥于法度，不然就会丧失生动。汉碑是古雅之中饶有生动之趣，如果一味方整，则会少于风致。他特别推崇《礼器碑》，认为它笔力瘦劲，自成一家。因此在汉碑临习与隶书创作中，保持结字方正朴质的同时，他还会通过用笔、速度、节奏的变化，获得奇怪之姿与飞动之势，让作品更有“神气”。

宋琬这样形容他作书时的场景：“泼墨淋漓四座惊，咫尺苍茫风雨至。” 孔尚任说他能让群观者耳目精神。方朔还曾以“沉着而兼飞舞”来形容郑簠的隶书风格。足见郑簋的书写过程，极具感染力与表现色彩。

第三个心得是始终将“书写性”视为隶书的魂灵，讲究用笔中的起落、筋骨与呼应。郑簠隶书最强调书写性与写意性：“世人作字只是写得皮毛，作字用笔，固有起落，然上下四旁之间，必有脊骨，必有筋力，必有首尾，方有神气，不然终不成家。”

郑簠的隶书飞动，影响的书家有扬州八怪中的金农等人，碑学巨擘邓石如学习隶书也从郑簠入手。人们在讨论其他隶书家的成就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其与郑簠进行比较。但从康熙后期开始，自己却遭到陈奕禧、王澍等人的严厉批评，甚至是嘲弄。那时书坛上崇尚以伊秉绶为代表的简静、朴拙的隶书风格，打破元明以来隶书的刻板气的郑氏，从曾饱受赞扬的“飞动”被诋为机巧与不古。对郑簠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乾嘉以来学者的当代趣味所致。

身后遭到如此激烈的批评，是当时如日中天的郑簠所不能预见的。郑簠隶书强调书写性与写意性正是其可贵之处。毕竟和大多数庸庸碌碌，只会走前人老路的书法家来说，能创造出自己的独特书风，真是太珍贵了。

3、取法汉隶，高古浑穆

郑簠擅隶书，亦精行草书，兼工篆刻。初师宋珏，后改学汉碑，主要有《郑固碑》《夏承碑》《史晨碑》和曹全碑》，尤得力于《曹全碑》。所书字大小相近，粗细、疏密却富有变化，多姿又规整，既保持了《曹全碑》的特点，又具有飘逸奇宕的新意，世人谓之“草隶”。

我们一起从郑簠的作品中品味其取法古意，高古浑穆之意。《浣溪沙词轴》是郑簠隶书代表作，个人风貌已经形成。《浣溪沙词轴》具有比较浓厚的篆书意味，书中有篆书的古厚、婉转、苍朴，这使人想到周代鼎文的凝重古意，尽管看不出是哪一家的篆书风格，但是字内的篆意则是可以感知的。郑簠将篆书的沉雄高古融入隶书中，自然让隶书显得不同凡响。

章法上，采取字距宽疏、行距紧密的排列规律，这正是汉代隶书的重要特征。字形上，未见别体怪字，字形比较规范使得作品端庄大方，具有书卷气息。用笔上，郑簠将篆书法融入了隶书之中，这就使得隶书有了篆书的古朴大气，端庄凝重，沉稳雄强之意，著名书法家朱以撒先生说道：“篆书入隶增强了隶书的‘味道’，使味更为耐品”。可见，郑簠的隶书融入了篆书笔法之后将隶书提上了一个档次，更具有格调，作品更加的耐品。

4、行草笔法入隶，显灵动之趣

梁巘《评书帖》：“郑簠领八分书，学汉人间参草书，为一时名手，琅常不及也。”从梁巘《评书帖》对郑簠的评论中，不难发现郑簠的隶书放入了草书笔意，并且运用得当，在当时成为一时名手。

在《隶书五言诗》中充分体现了郑簠隶书掺入了行草笔意，《隶书五言诗》是其晚年精心的作品，显示了郑簠在隶书取得的成就。其结体上端庄方正，偏旁结构大多自汉隶，却没有当时俗隶的弊端。观察郑簠的字，字势都是出于一种飞动状态，尽显灵动的趣味。再有笔法独具特色，放入了行草笔法，起笔的地方多用重顿，形成一个大圆点，横画多平衡运行。长横往往提按分明、运至磔脚再向下按，逐渐提锋。而且在撇、捺与戈、挑笔画的转折重按处也显出此类的节奏变化，使得顿按地方圆润浑厚，提行处敏捷俊爽，出锋犀利而峻拔。虽没有游丝映带，却能令笔画在起收转折处产生笔断意连的效果，蕴含流动飞舞之韵，形成其“绵如烟云飞欲去，屹如柱础立不移”的“草隶”笔法形式。

正如清初朱彝尊所形容郑簠隶书：“簠也下笔兼轻奇，绵如烟云飞欲去，屹如柱础立不移，或如鸟惊堕羽翮，或如龙怒撑之而箕张。昂萃各异状，屏幛大小从所施”。郑簠将行草笔法放入隶书之中，增添隶书灵动，活波之趣，让汉隶都不具有像郑簠作品中的横、撇、捺、点、长横在运动的速度。这些笔画带有飞快的意趣，轻巧而机灵前行，和隶书中篆意的凝重、浑厚形成一种对比。静与动，正与奇，重与轻，相互交替，气韵生动，趣味十足。

打个比喻，郑簠把行草笔法放入庄重的隶书之中，就如同给隶书增添了新的表情，因此，在郑簠隶书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其隶书庄重而不乏灵动的趣味，使人赏之又赏，回味无穷。

5、端庄稳健中显奇气

在郑簠隶书作品中很难发现一些来路不明的别字与怪字，其隶书字形结构比较规范、淳朴，使得作品不失从容大方、端庄稳健，富有书卷气息。但是郑簠隶书在用笔上加强了飞动的技巧，有些笔画的变化是汉代隶书中没有的，机灵巧妙，洒脱放逸，已经超出了汉隶的范畴，颇有奇气。

张在辛认为郑簠晚年成熟期的风格是“醇而后肆”，如果没有早年对《曹全碑》那样中规中矩的范本的悉心学习，郑簠晚年的“变奇”根本无从谈起。郑簠曾自言：“《曹全碑》一字一法，一画一法，方长大小，全无定体。非十年功夫不能穷其奥旨”。正因为郑簠借《曹全碑》直入汉碑堂奥，所以他才得以如此自信。与早期临摹汉碑字形、亦步亦趋的作品相较，这时郑簠注重字形的避让、腾挪，注重书写的顿挫、节奏，恣肆挥洒的同时，也着实透露出了几分诙谐与稚拙来，这或许可以看作是郑簠审美思想中的“奇古”。

在郑簠《浣溪沙词轴》中充分体现了端庄稳健与奇气两部分。这幅作品是郑簠六十六岁所作，可以说它完全可以体现了郑簠的个人面貌风格。《浣溪沙词轴》一方面运用篆隶笔意，用笔提按分明，笔笔送到位，速度缓和，笔力沉着。这些用笔体现了郑簠隶书的端庄稳健与凝重。另一方面则是用笔带有轻松灵巧，快笔点染的率性，在撇、捺之中，不时可以见到急急而过的动作，是不需要认真的、郑重其事的，只是弹指一挥间的过程，然而趣味和奇气就是来源于此。

奇气是作品的生机，清代人刘大魁说：“奇者，于一气行走中，时时提起”，可见奇气经常于字里横间萦绕，才使观者不时有新奇感。郑簠也自述：“初学隶，是学闽中宋比玉，见其奇而悦之。学二十年，日就支离，去古渐远，深悔从前不求原本。乃学汉碑，始知朴而自古，拙而自奇。沉酣其中三十余年，溯流穷源，久而久之，自得真古拙，真奇怪之妙。”郑簠最初正是觉得宋比玉的字奇才开始学习，后面学之越久才发现离古法甚远，乃转向学习汉隶，才知道古而朴，拙而自奇。

郑簠因在隶书上的实践以及搜访摹拓的活动，被誉为清代碑学运动的先驱，从其流传的作品中体现其在取法汉碑之后的风格与成就以及对清代隶书中兴的极大贡献。其隶书为当时的隶书在取法上以及创作上提供了新的途径，也给了后来学习隶书者提供了新的发展思维与空间，并影响了一批书家。

在当时，郑簠的隶书获得了知名文士的集体追捧，他们投赠郑簠的“八分书歌”今天能读到的还有17首之多。王弘撰推其为“近代第一手”，阎若璩则尊他为书坛“圣人”，与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并而列之。无论是集中歌咏一位书法家的隶书，还是将一位在世隶书家尊奉为“圣人”,在书法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郑簠对康熙至乾隆朝的隶书家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通过文献钩稽与传世作品风格比照，我们发现承袭其面貌的书法家有数十人之多，这构成了以郑簠为核心的隶书流派，而这一流派向为清代书法史研究者所忽视。

郑簠隶书在清前期影响至大。在当时人的评价中，无论是北方的郭宗昌、王铎、傅山，还是南方的程邃、顾苓、陈恭尹，其隶书成就及影响皆不能望其项背。郑簠的友人主要分布于南京、扬州、徽州、山东、浙江、福建等地，师法其隶书者也主要集中于这些区域。

郑簠的及门弟子并不多，文献所载只有四位，分别为：张在辛、万经、吴瞻澳、金磐北。

张在辛字卯君，一字兔公，号柏庭，又号予舆，山东安丘人。他是篆刻家张贞的长子。周亮工为官山东时与张贞交情甚契，或许是在周氏的介绍下，数次南下访友的张贞在南京与郑簠相见。他拜谒郑簠时，郑已70高龄，二人应该相处了一段时间，所以张氏自称“在门墙日久”。

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仅与郑簠谈碑论书，还观摩郑氏写字，听他讲授运笔要领及学习书法的经历，并在他的指导下执笔作字，纠谬去失。张氏所著《隶法琐言》是我们今天了解郑簠艺术观点及其风格形成的极为重要的资料。郑簠的书法后来得以在山东地区产生很大影响，与张在辛不无关系，颇传郑簠衣钵的高凤翰、朱文震等人都是张在辛友人。

万经字授一，号九沙，浙江鄞县人。万斯大之子，清代著名学者。康熙癸未进士，曾出督贵州学政。万经善隶书，据全祖望《九沙万公神道碑铭》云：“公又叩性理之学于应征士嗣寅，求汉隶原委于郑君谷口，参考通鉴地理笺释于阎徵士百诗，其博且精也。”由此可知万经曾从郑簠学汉隶，但二人直接交往的资料今日已不可得见。万经留下大量的对联、立轴与题画引首作品，风格不出郑簠藩篱。钱林称万经隶书“得郑谷口之妙”。

歙县吴苑，字楞香，又字鳞潭，号北黟山人，安徽歙县人。康熙二十年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他曾经说，蔡邕以来的两千年间，隶书之法失传，直到郑簠出，始得汉隶真原。吴苑记载郑簠嗜痂成癖，曾剔碑嵩华，穷搜残碣于岣嵝、峄山之巅。在他的几案上，罗列着成百上千的金石拓片，除此之外，蜼彝古器、汉代铜玉印也很多，对于这些金石文字，郑簠详加考订，故积学通神，书能去俗。他希望长子吴瞻澳能忘笔忘手，以意相师。吴瞻澳在一首和父韵的诗中道：

“……子真谷口亦曾到，粗学隶书心茫然。髯公教我考金石，入手《孔宙》与《曹全》。泼墨欲颤成屋漏，俗人戏笑有真传。……终成唐隶乏古法，取法乎上得中焉。《桐柏观记》《剑阁铭》,既弃不岚抉其源。吾师谷口溯先代，秦隶真古汉隶圆。策掠啄磔亦人力，孰谓用笔归诸天。”

可知郑簠教他写隶书，以《孔宙碑》与《曹全碑》为范本，他因行笔不够肯定，而有抖颤之病，但不懂行的人却认为他得了“屋漏痕”的真传。他颇恨自己虽取法汉碑却只能写出唐隶的样式，于古法有亏，因此决心循流探源，像自己的老师那样，达到“秦隶真古汉隶圆”的境界。郑簠高倡汉法，从他教授学生的取径亦可见一斑。

广东诗人屈大均盛赞郑氏隶书当时无人可及。在他的诗中，曾提到一位郑氏弟子金磐北。金磐北，芜湖人，与郑簠老友汤燕生比邻而居。在屈大均眼中，汤燕生是位高逸之人，亦是有成就的书家，所谓“鸠兹称二篆，虿尾更三真”。金磐北既与之邻，故时常前趋叩教。但他最喜欢的不是汤氏所擅长的篆书，而是隶书，所以又私淑郑簠。他的隶书在当地颇为知名，求字的人很多。但他自觉未能精研其奥妙，或许是在汤燕生的介绍下，他来到南京向郑簠请教习隶之法。

《赠金磐北》其一云：“隶书师郑叟，惊绝已知名。求写无缣素，飞毫忆老成。一生耽墨妙，三体未研精。谷口能模楷，从君至旧京。”自注：“郑叟名簠，字汝器，号谷口，南京处士，磐北师之。”屈大均在诗中自称垂老之际雅好临池，对于金磐北能得郑口传手授，他竟然生出歆羡之心。

作为清初最重要的参与访碑活动并肆力学习汉碑的书法家，郑簠无论是临摹汉碑的种类，还是流传隶书作品的数量，在有清一代都是屈指可数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信札之外，他所有的传世作品几乎都是隶书，尽管他同样擅长楷书与行草书。这不仅表现出他对自己隶书的自信，亦透露出专门以隶书鸣世的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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