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东吴司马迁”的丹阳人韦昭“以茶代酒”的典故就源于他

韦昭（204至273年），字弘嗣，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人。三国吴史学家、散文家。自幼聪明好学，精通史籍，善文字。历仕吴四代帝王，受命“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为中国古代从事史书编纂时间最长的史学家。韦昭一生著述极丰，著有《国语注》22卷、《吴书》55卷、《洞记》4卷以及《孝经解赞》《辨释名》《官职训》《汉书音义》等，涉及历史学、语言文学学、文献学等诸多领域。

后世对韦昭评价颇高。《三国志》作者陈寿称其“笃学好古，博见群籍，有记述之才”；王安石称其“扬雄有前言，韦曜（昭）存往牒”；唐玄宗在《孝经》序中，更不吝赞美地称其为“先儒领袖”。但这样一位饱学之士，却未得善终，令人嗟叹。

韦昭死于吴末帝孙皓之手。然而孙皓在即位之初，对韦昭却是恩宠有加。如每次大宴群臣，孙皓规定每人饮酒必须七升，但韦昭酒量很小，最多只能喝二升，故孙皓常令他少饮，或暗中让人给他杯中添茶，以此蒙混过关。这也是“以茶代酒”典故的由来。

孙皓礼遇韦昭，起因是韦昭曾任过他父亲孙和的侍从——孙和为太子时，韦昭任太子中庶子。当时同在东宫任职的蔡颖喜好围棋，孙和认为此事无益，曾命韦昭作《博弈论》以证。然“成也孙和，败也孙和”，韦昭见恶于孙皓也是因为孙和。

韦昭受命主编吴国官修史书《吴书》时，孙皓有意让他依君主之例为孙和作“纪”，但韦昭坚持孙和未登帝位，只能作“传”记之，由此开罪了孙皓。加上此前多有阿谀之人上言，称屡现祥瑞，孙皓以此问韦昭，韦昭却直言“此人家筐箧中物耳”，不肯趋炎附势。孙皓由此逐渐厌恶韦昭，宴会时不仅不再让人为韦昭“以茶代酒”，相反“更见逼强，辄以为罪”。韦昭对此也有察觉，十分忧惧，以年老为由，欲辞去官职，专心修史，但孙皓不允。

厄运终于还是降临了。孙皓酒宴中喜欢让人出题考问群臣，题目越刁钻、越涉及隐私越好，大臣如答不上来或回答触犯孙皓的忌讳，便被立即收捕下狱以至处死。韦昭对此很有看法，认为“外相毁伤，内长尤恨，使不济济，非佳事耳”，所以轮到他出题时，只考问一些关于经义方面的学问。孙皓非常不满，认为韦昭“不承用诏命，意不忠尽”，新账老账一起算，将韦昭下了大狱。韦昭于狱中上书求免，因年老眼昏，怕书中有谬误之处，所以写完后，用手校读复查，为此卷面难免留下点污之处。孙皓却又以书面不洁为由责怪韦昭无礼，真是让老夫子百口莫辩了。

同修吴书的华覈接连上疏孙皓，为韦昭求情，疏中写道：“今昭在吴，亦汉之史迁也……昭之才学亦汉通之次也。”将韦昭比作前代史家先贤司马迁与叔孙通，祈愿孙皓能起惜才之意，赦免韦昭。但孙皓已然动了杀机，对劝谏充耳不闻，于凤凰二年（273年）下诏诛杀韦昭。韦昭被杀时年已七十。

韦昭博学多才，对音律也颇为精通。《国语·周语下》中曾记录周景王要造编钟，问乐官伶州鸠关于七律一事。韦昭注释认为“七律是指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声”。此注释一直为史学界所争议，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河南贾湖遗址出土“贾湖笛骨”，方证明七声音阶说不假，由此可见韦昭于音律之学识造诣不凡。

吴景帝孙休时，韦昭曾作《鼓吹十二曲》（又名《鼓吹铙歌》），作为皇室祭祀时使用的登歌。《晋书·乐志》云：“吴使韦昭制鼓吹十二曲”；《宋书·卷十九·志第九·乐一》云：“又韦昭为孙休世上《鼓吹铙歌》十二曲”，韦昭还建议要让乐官中善歌者来练习此歌。《鼓吹十二曲》中有一首《伐乌林曲》，此曲凡十八句，记述的是曹操既破荆州，顺流东下，欲来争锋，孙权部将周瑜与程普破曹操于乌林而显功名，曲词为：“曹操北伐，拔柳城。乘胜席卷，遂南征。刘氏不睦，八郡震惊。众既降，操屠荆。舟车十万，扬风声。议者狐疑，虑无成。赖我大皇，发圣明。虎臣雄烈，周与程。破操乌林，显章功名。”

《光绪丹徒县志·关津》“昭关”条有注云：“相传韦昭北伐乌林，凯旋时军士唱乌林曲过此，故名昭关。”此说虽伪（韦昭作乌林曲时距赤壁之战已逾五十年），但足见韦昭及乌林曲之盛名，历千年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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