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天才少年，叶落英国剑桥

芬利全名摩西·芬利，生于1912年。摩西这个名字自然让我们联想到，他是个犹太人。事实也是如此。作为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他接受过正规的教育。这人是个神童，神到在我们还刚刚小学毕业的十二三岁的年纪，他便考进了美国著名的叙拉古大学，而且学的是心理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初中生的孩子，居然在大学中学习心理学，而且人家还非常优秀。1927年，他刚过15岁生日，便以优异成绩从叙拉古大学毕业。他最初的意图是从事法律工作，大学毕业当年就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习公法，两年后，他刚刚17岁，就获得了硕士学位。在和他那时差不多大的年纪，我才刚进大学，还不知道有研究生这回事！

芬利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业表现显然也相当优秀，毕业后就进了一个大公司的法律部门。但是他很快就发现，法律不是自己喜欢的工作，于是他放弃了高薪的工作，转而参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编写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转向社会学、经济学，并且广泛阅读了马克思、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以及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洛赫等人的著作，从此确立了他对社会经济史的兴趣，以及研究方法上重视社会科学理论的取向。他的外语应该也非常不错，至少法语和德语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就在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做编辑期间，他申请到哥伦比亚大学古希腊罗马史的博士研究生项目，师从著名的古史学家威斯特尔曼。正是在读博士期间，他遇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玛丽。两人都是古希腊罗马史专业，估计是上课或研讨班期间认识的，1932年结婚，从此恩爱一生。不过他和导师的关系似乎不太融洽，问题应当是出在两个人治学的路径差异上。威斯特尔曼以研究莎草纸文献见长，主张详尽研究古代有关史料，从中爬梳出有用的史实。芬利则认为，这类钻故纸堆的工作意义有限，缺乏真正的理论思考，而且难以综合众多的基本问题。或许因为两人理论和方法上的差异，当芬利急需帮助时，威斯特尔曼并未施以援手。芬利也不免对导师不太满意，甚至称后者的《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这本著作为“学术上的灾难”。

芬利年轻时还是个社会活动家。20 世纪 30年代德国法西斯上台，美国也不免受到法西斯运动的影响。这引起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的警觉。他们发起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运动，争取学术自由。这场运动中，著名的人类学家博厄斯，还有美国共产党都有所参与，芬利当时作为博厄斯的助手，多次负责组织相关的游行和反对法西斯的集会。在此期间，他研习马克思主义，并与左派知识分子接触密切，甚至可能参与了美国共产党的活动。二战期间，他放弃了自己的学术工作，投身反法西斯活动。这多少影响了他的学术产出，但对政治活动的参与，也让他积累了不少政治经验。

战争结束后，芬利在罗格斯大学任教。但因为他 1930年代的活动，在19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的高潮中，芬利和他的众多同学、同事一道受到调查，妻子玛丽也受到牵连。指控他的人中，包括《东方专制主义》的作者魏特夫。此人曾是德国共产党员，甚至做到中央委员，1938年流亡美国时，一度无处栖身，是芬利夫妇接纳他在家中长住。没想到此人是个白眼狼，利用麦卡锡主义反戈一击，指控芬利。面对审查，芬利拒绝回应，因而激怒了美国当局，他们向罗格斯大学施压，逼迫大学不顾教授们的反对，将芬利解聘。由于这场风波，芬利经历了近20个月的失业。1954年，凭借新作《奥德修斯的世界》为他赢得的声望，同时还有另一知名学者、意大利裔的莫米利亚诺的帮助，芬利来到英国，后来在剑桥大学任职。芬利非常喜欢剑桥古典学的氛围。当时在那里担任古代史讲席教授的是著名古史学家，也是英国工党党员的琼斯，其他那些同行，比如研究罗马法的约翰·克罗克、政治学家约翰·唐等，也与芬利相处友好。他在剑桥大学先后担任讲师、高级讲师和教授，做过达尔文学院的院长，成为他那一代最为杰出的古史学家。1962年，芬利正式成为英国公民；1970年，他接替琼斯担任剑桥大学古代史讲席教授；1971年，他当选不列颠学院院士；1979年，他因为自己杰出的学术贡献，受封为爵士。

值得一提的是，芬利和妻子玛丽的婚姻生活十分美满。他们相识于哥伦比亚大学，1932年结为连理。移居英国后，和芬利同为古代史博士的玛丽便彻底告别了希腊罗马，找了一份基础教育教师的工作，将大部分精力用于照顾家庭。芬利多少还保留了一些他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习惯，经常在家里举行聚会，招待好友和同事。每逢这种时候，具体负责操持的就是玛丽。芬利对此也心存感激，他写的书中，至少有两本是题献给玛丽的。不过英国的天气不太友好，玛丽移居英国后，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芬利则一直不离不弃地照顾她。1986年6月22日，在料理完妻子丧事后，芬利回到寓所，4小时后因脑出血陷入昏迷，次日去世。

芬利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古代希腊史，但他的著作更多的是以整个古典世界为研究对象。自1953年以来，他写了大批著作，涉及古代经济、奴隶制、民主政治等，《古代世界的政治》是他晚年的著作，可谓他思考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