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临危受命，从三个方面苦心周旋

天津教案，是近代教案中最复杂，影响最深远，处理最棘手的案件。从当时以至今日，人们对处理此案的曾国藩，往往视为卖国贼、刽子手，予以无情的鞭挞。

近代教案，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派生物，它具有正义性，其中有的也夹杂着浓厚的排外性因素。它的出现，原因虽多，但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来华教会和教士的侵略性质，以及中西文化习惯的矛盾冲突和互不了解所造成的。天津教案的直接原因就是后者。

1870年春夏之间，天津市民反教情绪已经明显。到处传说着天主堂、仁慈堂和基督堂指使教徒和拐骗犯用药物迷拐幼童，作为挖眼剖心之对象以供西人配药之用。又值时疫流行，仁慈堂收养的儿童，时有死亡，该堂为了避免人们疑虑，雇人于夜间埋葬，这就更加“证实了”挖眼剖心的谣传。恰巧，天津府拿获拐骗幼童的张栓、郭拐。经审讯，供认用药迷拐幼童，即于6月10日将伊等正法。天津知府张光藻在处决二人的布告中说：“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挖眼心，以作配药之用”。

虽然张、郭二人与教堂并无关系，但这些“风闻”、“受人嘱托”等模糊影响之词，正与教堂主使迷拐幼童，挖眼剖心的谣言一致。官方的惶惶布告使谣传变成了“真实”，山雨欲来风满楼，反教情绪因而更加激烈。市民一方面给张光藻呈献“万民伞”、“万家生佛”牌位，以感激他“为民做主”。另一方面，大街小巷自发地捉拿迷拐犯，顿时成风。

18日，市民捉到个名叫武兰珍的人，控告其为迷拐犯。经审讯，武兰珍供认受教徒王三之托，并在教堂寄宿，为教堂迷拐幼童。顿时，如火添油，民情鼎沸，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停课，某日约攻教堂之传闻，不胫而走。

19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遣天津道周家勋、天津知县刘杰往晤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要求和群众代表押带武兰珍到教堂对质，被丰大业拒绝。

20日，祟厚往晤丰大业和法国天主堂神甫谢福音，与谢约定次日上午到教堂对质。

21日，天津道、府、县等为约到教堂对证，结果，武兰珍所招均未得到证实。

是时，市民云集教堂与教堂比邻的法国领事馆和仁慈堂等处周围不下万人，仅水火会众就达数千人。丰大业把群众代表赶出教堂。旋即偕同其秘书西蒙急奔附近的崇厚衙署，数语不合，丰大业即拢枪击杀崇厚未中，于归途中又枪击刘杰，击中跟班。丰大业的蛮横行动，超越了外交官的身份而成为地道的杀人犯。群众乃愤而击毙丰大业和西蒙，旋之，击毁法国的天主堂、仁慈堂和领事馆及几家英美基督教堂和一处洋行，击毙包括丰大业在内法、俄、比、意、英五国的外交官、教士、贞女和洋商20名，这是天津教案发生的经过。

尽管有丰大业横蛮无理的诱导，或者说直接起因，但根本因素却是挖眼剖心等无稽之谈。而且除丰大业死有应得之外，还击毙了分属六个国籍的侨民，捣毁领事馆、教堂等。春秋大义，不戮行人；是非曲直，不言可喻。对于清政府当局来说，是必须承担责任的。

它不存在卖国与爱国的问题。26日，法国公使联合德、美、俄、比、西与英等七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和要求严惩“凶犯”。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总理衙门于23日接到崇厚报告后，立即奏派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理，并经磋商奏准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7日，奕䜣照会法国公使罗淑亚和颁布其他通令，说明清朝政府处理此案的措施：

一、通令各省督抚严饬的所属认真保护教士和侨民，毋任百姓藉端滋事；

二、派遣崇厚出使法国表示歉意，并命令在欧洲访问的志刚、孙家谷暂驻俄国，等待总理衙门拟具照会，向俄国说明津案清况，待此案办有头绪，再行返国；

三、对法国官民罹难，深为抱歉，并确切查明杀人之犯，照例抵命；

四、将办理不善之地方官先行革职交部议处；

五、凡被毁之教堂、领事馆等一律予以修缮；

六、查明死亡者姓名，以便议䘏。

上述六条，确定了基本方策，具体细节则由曾国藩处理。

当时，驻前直隶首府保定的直隶总督曾国藩正在病中，向朝廷已经请假一个月，在教案爆发的前一天即6月20日，又续假一个月。当24日受命赴津处理此案后，他“反复筹思，殊无良策。”其幕僚部属有“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起沓进”，多数人主张不要仓卒赴天津，静观动态，或请其先进京师觐见皇上，面聆训示，商就对策，再空行止；或不得已赶津，亦只调查事实，推给总理衙门去定察。远在西北的李鸿章请张树声“宜劝师门于途次缓发，或委员查拿真正凶手数人，解寄近监，且看彼国为何来文，再相机迎接”。

总之，事殊棘手。曾国藩明知局势严重、复杂，但是并未按李鸿章等人建议，采取拖延回避的态度，而是谨遵朝命，勉为其难。他预计此行风险很大乃在临行前写下了遗嘱。他说：教案极端复杂，“将来构怨兴兵，恐激成大变”，“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发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初心”。表明了他对朝廷的忠诚。经过反复思考，曾国藩抱定“立意不与开衅，准情酌理，持平结案”的方针。乃抱病于7月4日启程，8日抵达天津，至9月30日，在天津将总督篆印移交继任者李鸿章为止，历时八十余天，全部精力用于解决此案。

在处理过程中，主要问题有三：

第一、辨别起事原因真相。

挖眼剖心云云，是天津教案的起因。在近代，社会上广泛流传此说，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夏燮的《中西纪事》等著作中，都曾提及此说。它成为近代反对洋教的一个具体因素。它辗转流传，遍及全国各地，长达数十年之久，事实表明，从无事实可资佐证，然而也从未得到官方的否认或证实，至于私人，似乎到了九十年代谭嗣同才明确予以否认，他说：“诋诸（指教令）者谓在中国有抉目刳心为之者不道，而谁目者见之耶！果尔，何以在本国不闻有是，而天道又何在？此有识职断不信。”

曾国藩受理此案时，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了广泛地调查研究之后，于7月21日向朝廷奏明，肯定挖眼剖心并非事实。他说：

（一）王三虽曾供认授药给武兰珍，但时供时翻，并且与武兰珍原供不符，亦无教堂主使之确证。

（二）仁慈堂查出男女150余名，逐一讯供，均称习教已久，系其家送至教堂教养，并无被拐情事。

（三）臣初入天津，百姓拦舆控告教堂挖眼剖心云云，但亲加询问，无一能指出实证。询之天津城乡，亦无一遗失幼童之控告有案者。于是，他断言所谓挖眼剖心全属子虚。

曾国藩进而论证说：“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文揭帖，或称教堂拐骗人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淫妇女。厥后各处案虽议结，从未将檄文揭帖明之虚实，剖辨明白。此次详查挖眼剖心一条，毫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罈，亦无其事”，“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仁慈堂之设……专以收血穷民为主”，“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忿忿不平也。”

曾国藩对人们对教堂的怀疑也进行了如实的分析。他说：人们怀疑教堂不外下列四点：

（一）教堂终年闭门，并有地窖，莫能窥其底细。但细加查勘，地窖不过隔去潮湿，存储煤炭，非为他用，民人未尽目睹，以为幽欤幼童之所。

（二）中国民人至仁慈堂治病者，有时被留，不令复出。但仁慈堂收留无依子女，虽乞丐贫民及疾病将死者，众皆收入。

（三）本年五、六月间时疫流行，传闻拐用药迷人，适于是时仁慈堂死人过多，由是浮言乃起，相信揭帖之言。

（四）堂中院落多，分类而处，有子女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有母在教堂而子女在仁慈堂者，往往常不见面。这是人们对教堂疑虑之由来与事实真相。

鉴于上述情况，曾国藩建议朝廷“明降谕旨，通饬各省，俾知从前檄文揭帖所称教民挖眼剖心，以残害民生之说，多属虚评。布告天下，成使闻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土民之惑”。

通过上述事实，曾国藩肯定天津教案定因纯属虚构。处理近代教案的官员，敢于正视并否定如上所述一类无知妄谈者，唯曾国藩一人。果能如曾国藩所谈“明降谕旨”，“咸使闻知”的话，那么，当可填补由于互不了解而产生的鸿沟。民教之间的矛盾冲突，或可缓和一些。

第二、战与和。

教案爆发后，罗淑亚一再向总理衙门和曾国藩施加压力，以“兵力为恫吓，其措词甚为难堪。”法国远东舰队以及英美等国军舰陈兵渤海湾，法国舰队司令还跑到天津会晤曾国藩，他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津郡化为焦土。”英国公使威妥玛根据其政府指令，也积极配合罗淑亚行动。是战是和，成为处理此案的关键。

拒其要求即当以战相迎，反之则需满足其以官民抵命的要求。曾国藩始终抱定“立不与开”的宗旨来进行了结的。他认为：“目下中国海上船炮全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尽亲。若激众动怒，彼将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虽李鸿章兵力稍强，然以视外国之穷年累世专讲战事者，尚属不逮”，所以他肯定地奏明：“中国日前之力，断难遽起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

当时，抗击英法联军之役创伤未复，镇压太平军、捻军之役甫告了结，湘军大都解散，长欺兵燹，民穷财尽，人心思空，力图自强自救的洋务运动刚刚兴起。当此之际，曾国藩认定与法开战，势难取胜。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曾国藩与奕䜣、李鸿章等洋务派主张对外“守定和约”，“委曲求全”。对此，不少论者指责为投降主义。仔细检阅有关的史料，似未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因为曾国藩等人的设想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这是“势”所决定的。所谓势，是彼强我弱。要交弱为强，只有通过变革以达自强，这就需要时间才有可能改变“势”的对比。这正是曾国藩强调的企求“中外相安，十年无事”的主观愿望。一般地说，这个想法未必是错误的。

顽固派不知己知彼，动辄大喊以战争相拒，只是自欺欺人而已。问题是自强的洋务运动由于主观与客观的制约，自强的愿望没有实现。“守定和约”，也得视具体情况才能判断其是否正确，未可一概抹煞。

在处理教案过程中，曾国藩的幕僚李兴锐等联合向曾“进筹战之说，调杨（岳斌）、彭（玉麟）、曾（国荃）、鲍（超）诸夙将出山”，以备一战。但“曾相辨论敌情，以为各国不可猝灭，诸将不可常恃。且谓夷非匈奴、金、辽比，天下后世必另有一段论断。”

“不可常恃”，“不可猝灭”，“非匈奴…比”的论断是事实，它对于顽固守旧、不审时度势的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所以，曾国藩认为只有到了“后世”才能“另有一段论断。”对于列强，曾国藩说：“将来有能制此敌者，然必内外一心。”因此，他“困心衡虑，未可轻率开衅也”。曾国藩的上述论说，是从时与势、今与昔的不同而得出的结论，是切中綮要，颇为精当的。曾国藩不是逞一时之气而蛮干者流。唯其如此，由于教案的直接刺激，曾国藩在处理教的紧张过程中，寄希望于未来，加速了洋务运动的步伐。曾国藩尽管一意避战，但还是奏请起用杨岳斌、彭玉麟和调请淮军入直，以备万一。朝廷也批示：“令闽粤各省操防炮船，搜罗人才”。然而，这只是以备万一。或者，这是曾国藩针对反对派的一种姿态。

第三、惩办官民问题。

曾国藩接办时，总理衙门已经确定了“杀人之犯，照例拟抵”、有关地方官员革职交部议处的方针。曾国藩也认为：“枉杀多命，外国疑天津可杀二十，他口即可杀四十，今日杀二十，异日可杀二百，此以激众怒了。”又说：“其行凶首要各犯及乘机抢夺之徒，自当辅拏严惩，以警将来。在中国，戕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外国多名，几开边畔，刁风尤不可长”，“丰大业等之死，教堂、公馆之焚，变起仓猝，非复人力所能禁止。惟地方酿成如此巨案，究系官府不能导化于平时，不能预防于先事。”法国公使威胁总罢“欲以（府县）主使：字杀之。”

在这种情况下，会同办理的江苏巡抚丁日昌，“专以办凶犯为急，”另一会办工部尚书毛昶熙则“专意求速不若求实者。”特别是“廷旨及总署信，催办凶甚急。译意“又要速，又要实，又要多，又要机密”；“延旨及总罢催迫（府县归案）甚紧”。十万火急，迫得曾国藩病卧者再之。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唯有全力以赴，紧急拏办。但是，他对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力加袒护，极力减轻其处分。

曾国藩上奏朝廷表：府县抵命，“万难应允”。主和是有限度的。他说：“彼若不拟构衅，则我断不能允者当可徐徐自转；彼若立意决烈，虽百请百从，亦难保其无事”。曾国藩在答复法国领事也明确表示：“若如照会所称，必将该府县议以抵命，查审谳极刑，必须有可诛之心或有显著之恐，该府县并非下手杀人之人，又无丝毫主使确证，本阁部曾未能指实其罪之所在，难以照办”。

曾国藩苦心周旋之处，在于“府县有最难回答者，杀张栓、郭拐一条，是在上峰（指曾国藩）弥缝而曲全之。”为了“弥缝”，曾国藩命令李兴锐等幕僚把张光藻、刘杰的供状，“将不实不尽处所逐层驳诘，以照核实。”但是毛昶熙与丁日昌则“深以改供为不然”。为了减轻张、刘的处分，曾国藩的幕僚李兴锐等，还向接办此案的李鸿章“上书”，“求救张、刘下狱之。”旋后，刘、张解往京师，发配黑龙江。临行前，曾国藩赠送彼等二人三千金。曾国藩在处理刘、张致奕䜣的信上说：该府县本无大过，张宋官声尤好，因欲曲全大局，忍心交部议处治罪，鄙人负疚极深。在上压、下挤和外国强梁霸道胁迫下，曾国藩对于张光藻、刘杰的处理，可以说做到了仁至义尽了。

总之，曾国藩处理此案是在极为复杂、极为矛盾的状态下进行的，委曲求全的决定因素，在于势弱理也亏，而势弱是根本的。他在奏折中说：“臣此次以无备之故，办理过柔，寸心抱疚。”曾国藩在势弱理屈的形势下，受命于危难，任重道远。由于必须杀人而遭到朝野普遍指责，“众论咎侯不管处分，君子小人如出一口”，“被谤受气，不一而足”；但曾国藩“漠然置之。”事实上，曾国藩之所为是与奕䜣一致行动的，曾受过也是替奕䜣受过。其所以能够“漠然置之”，这是他一贯所持的儒家传纨—“诚”、“忠信笃敬”、“容忍”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