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金融大佬狱中“搓麻将”，揭开浙商“信贷黑洞”的冰山一角

工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沈荣勤被带走调查的消息传来时，浙江金融圈并不意外。这已是第四位落马的“四大行”浙江分行原行长——中行郭心刚、建行高强、农行冯建龙此前已相继被查，已经凑齐了一桌麻将。

这场金融反腐风暴始于2024年4月，中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郭心刚被纪委监委通报接受审查调查7。一年后的2025年4月29日，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高强应声落马；5月7日，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冯建龙主动投案。5月27日，直到沈荣勤被查的消息传出，为这场反腐风暴画上阶段性句号。

明眼人已经看出，这已经不是个别事件，而是系统性崩塌。浙江，怎么就成了金融腐败的重灾区？

这一切都要从浙江金融圈的“传统”开始讲起。

四大行分行长的“信贷黑洞”

四位落马行长虽然均已退休，却无一幸免，反映出金融腐败的延续性和隐蔽性。他们的案件揭示出一个共同特征：信贷审批权成为腐败的核心工具

郭心刚利用职务便利在“信贷审批、矿产开发等方面谋利”，通过多种隐蔽手段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高强则被曝在任期间违规审批贷款，造成项目烂尾等严重后果，并从中收取巨额“顾问费”。

更具系统性的是冯建龙案。其副手、农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吕晓东早在2023年5月就已主动投案并被“双开”，通报直指其“违规发放贷款和处置信贷资产，造成重大损失”。

退休成为腐败延续的伪装。郭心刚2020年5月离职后，仍以浙江省金融业发展促进会会长身份活跃于金融圈，利用“职务便利和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持续敛财。

高强2020年初离任建行浙江分行行长职务后，当年10月即当选财通证券独立董事。沈荣勤2017年退休后迅速转型，身兼钱塘江金研院院长、谦瑞置业董事长、金研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三职。

这种“旋转门”现象在金融系统腐败中尤为突出。2024年金融反腐数据显示，去年68名被处分金融业领导干部中，至少有18人“以股牟利”，占比近三成，其中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的达13人，投资入股企业的有7人。

在四大行反腐浪潮之外，浙江本土银行系统同样深陷漩涡。浙商银行成为重灾区，形成了一条自上而下的腐败链条

2023年2月，原董事长沈仁康被查，据媒体报道，其受贿或达数亿元，主要包括通过给民企放贷谋求私利8。更令人震惊的是原副行长张长弓案，其受贿金额约3亿元，挪用公款超6亿元，总贪腐金额近10亿元。

2024年8月16日，浙商银行举行20周年行庆大会前夕，时任行长张荣森被有关部门带走，自此与外界“失联”。进入2025年，原副行长兼董秘刘龙也被曝失联，可能卷入沈仁康贪腐案。

不良资产背后的内控危机

杭州银行频发的负面新闻背后，是日益暴露的内控漏洞与资产质量压力。2024年，该行及其分支机构因多项违法违规行为累计被罚没超千万元

1月因余额包销业务未严格执行统一授信要求等问题被罚210万元；3月舟山分行因业务管理不审慎被罚100万元；8月因违规向借款人收取委托贷款手续费等问题被罚110万元；11月因外汇业务违规被罚没645.50万元。

这些处罚勾勒出一幅内控失守的图景。

更严峻的是资产质量压力。2021年至2024年上半年，杭州银行房地产贷款不良余额从13.65亿元飙升至26.16亿元，房地产不良率从3.78%激增至7.07%。这一数据远超行业平均水平，折射出区域房地产风险向金融系统的传导正在加速。

浙商银行则背负着历史包袱。董事长陆建强在业绩说明会上坦言：“这三年尤其是2024年，我们实际上在化解不良资产方面的力度是很大的。通过三年时间把浙商银行影子银行业务形成的近2000亿元不良历史性地化解掉了。”

去年4月，新“国九条”重磅出台，明确将整治政商“旋转门”、不当入股等问题提上日程，旨在打造一支“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监管铁军，为金融监管领域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而今年巡视组的到来，犹如为浙江金融圈的反腐工作按下了加速键。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巡视组此次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严查深挖潜在问题。今年年初的大会也进一步明确指出，金融领域将成为接下来的反腐重点区域。

浙江已然作出了坚定的选择，决心以一场短期的“手术”来结束长期的“阵痛”。尽管这一过程充满艰辛与挑战，但却是浙江金融业迈向健康发展、实现长治久安的必经之路，唯有如此，才能还金融圈一片风清气正，为经济的稳健前行筑牢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