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女兵救下一濒死的战士，22年后再相遇，他已是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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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7年，北京。危秀英站在人民大会堂外，望着人群中一个熟悉又陌生的男人，对方的眼神像火，直直地盯着她。

22年前，她背过一个高烧的战士翻山越岭，现在，他是四川省委书记。

童养媳到女红军：危秀英的长征起点

1910年，江西瑞金，危秀英出生，六岁，被卖为童养媳。

对方家境贫寒，脾气暴烈，她每天挑水砍柴，犯错就挨打，脚趾冻伤，脚背结茧，十四岁前，她几乎没有穿过布鞋。

她身高只有一米四，骨架小，背驼，头发常被拽着揪下来，走路一瘸一拐，她的口音重，连隔壁村人都听不懂她的话。

1930年，红军在瑞金公开招兵，村口挂了两张红纸，男人争着报名，女人围着看，危秀英偷偷剪了辫子，把自己当男人报了名，政审不过关，她是童养媳，没有自由身。

她没哭，蹲在县委门口两天两夜，一个老乡认出了她，是蔡畅当年在中央妇女运动会上的学生，她说：“这个人脑子好，心也硬。”蔡畅点头同意。

她进了红军妇女部，学认字，从‘人’和‘火’开始，后来她负责分发军装，写通告，照顾伤员，做饭，给女兵剪头发，她学得快，记得牢，干活准。

毛泽东看见她的时候笑了，说：“这小个子是谁？”朱德笑着补一句：“是个矮子。”

这两个字，从此成了她的代号，别人喊她“矮子”，她点头回应，没人叫她名字，她也不在意，她说：“我矮，躲子弹也快。”

1934年，长征开始，她主动申请随队出发。很多人劝她留下，说她腿短、胃弱、走不了雪山草地，她不吭声，把背包背上，担架队人手不够，她去扛。

有一回，在贵州印江县，红军夜宿村落，敌军趁夜包抄，后方几十名民工想逃，危秀英一手提着柴刀，一手抱着一筐军粮，挡住他们。

她说：“你们跑出去就是死，跟我走还有饭吃。”

民工犹豫，跟着她钻进竹林，穿过一个土坡，两小时后，部队安全撤出，指挥员问她是怎么带回民工的，她说：“骂的。”她没说，那筐军粮本来是她三天的口粮。

生死救援：危秀英背起濒死的廖志高

1935年春，川黔边界，乌蒙山脉西麓，大雨连天，道路塌方，伤员急剧增多。

部队分批通过一段悬崖小道，担架不够，只能轮流背人，危秀英抬完最后一个伤员，准备回营地取水，她听见一声低哼，像是野兽在喘气。

她循声摸过去，发现一个人半身埋在草丛里，脸色发青，嘴唇泛黑，双眼紧闭，身旁有一只空水壶，壶底贴着红三军团的标识。

她扒开军装袖口，摸到一张编号布条，上面写着“廖志高”。

危秀英记得这个人，四川人，通信员，打仗凶，不怎么说话，三天前她见过他，在营地里帮人缝裤子，那时他咳嗽不止，没人管，他说自己没事。

她试图摇醒他，无反应，体温烫得像炭，脚肿得像馒头，她把自己的水全倒在他嘴里，还是没睁眼。

她咬咬牙，解下行李，把他背了起来。

她个子矮，只能把他搁在背脊和臀部之间，一步一蹭地爬，前面是断崖坡，草深一米，敌军在不远处，子弹扫过，打断树枝。

“你放我下来。”背上的人忽然开口，声音发哑，“你背不动我，会死。”危秀英咬紧牙关没回话，廖志高挣扎着要滚下去，她一个后仰，压住他。

她吼：“我是担架队的。你听命令。”廖志高不动了。

夜里山风冷，危秀英割了几把野草铺地，把他放下，挖个浅坑埋上热石头，给他敷在胸口和腹部。她把自己的棉衣撕成几条布，把雪水蘸在上面，贴他额头，腋窝。

这种办法是她从湘西老兵那学的，退烧，不伤身，第二天，他出汗了，她喂他嚼面粉团，一点点往嘴里抹。

三天后，红军主力接应。担架抬走他，他没再说话，危秀英也没跟去，她又背起下一个伤员。

她没记住廖志高，她救的人太多了，途中染伤寒、冻坏脚、骨折、出血，谁都可能死，她记不住每一个人。

后来有人问她，救过谁？她说：“都是活人，后来成什么人我不晓得。”

22年后的重逢：省委书记的感恩

1957年，危秀英第一次进北京。

她作为广东农垦代表参加全国会议，坐火车三天三夜，第一次穿干部装，衣服新，鞋子硬。

下车那晚，她没吃饭，只看着站前那块写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大字，她不识字，身边人读给她听。

会议那天，蔡畅接见她，很多年没见，还是那句话：“矮子，你还是矮。”她笑，不多话，蔡畅说带她去一个地方吃饭，有老战友在那边。

到了门口，已经有人在等，穿深灰中山装，胸口别着省委代表证，个子高，头发整齐，蔡畅介绍：“这是廖志高，现在是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

他一听名字，眼神像着火，盯着危秀英看了五秒，她躲开，没认出他，廖志高开口：“你……你是不是叫危秀英？你是……担架队的那个‘矮子’？”

危秀英没反应。他继续说：“1935年，你在乌蒙山背过我，我发烧，你用雪水退的烧，你还骂我，让我别动。”

她愣住，手指揪着裤缝，脸上没表情，眼睛却慢慢红了，她说不记得了，她救过很多人，那一段她只记得雨、泥、山，还有喘不上气的夜。

廖志高突然站起来，深鞠一躬，他说：“我能坐在这儿，是你救的命，你背我下山，用布条压着我胸口，说‘活着才有仗打’，我没忘。”

屋里安静几秒，蔡畅坐在中间，没说话，危秀英轻声问：“你真的是……那个躺在草窝里，满嘴血的？”

他说：“是。”

她点点头，低下头说：“你现在是书记了啊，那就好。”

吃饭时，他一句话也没多问她的生活，她也没主动说，只是夹菜的时候提了几句：她长征后去江西搞妇救会，解放后去了广东农垦，种甘蔗，带民兵，带娃读夜校，她说：“长征时没死，后来，就活下来了。”

他问：“你记得邓六金吗？”

她说：“她在草地拉过我一把，后来我救过她，她吃了毒蘑菇，吐了一地，我给她灌盐水。”

他一怔：“那也是你？”

她说：“我那时就记一个事，不能让人死。”

他眼圈红了，没再说话，饭吃完，他让秘书把她送回住处，第二天，他带了几本书过来，其中一本是他当年写的红军战斗日记，封面破旧，里面一页写着：

“危秀英，红三军团担架队，身高不足四尺，背我三昼夜，救我一命。终身不忘。

平凡英雄的晚年与传承

1970年代，危秀英已经退休，在广东梅县住，两间瓦房，院里种豆，她早年受伤，腰不好，走路靠拐杖。

家里来过记者，她不开门，她从不提自己是女红军，别人问，她说：“我就是农民。”

村里人只知道她是个寡言的老太婆，种得一手好菜。

但廖志高记得她，他当省委书记那几年，跑遍了川西的红军旧址，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提她的名字。

开会时他讲：“长征活下来的，都是命里有的人，但我不是靠命，是她扛出来的。”

他在一场红色教育动员会上，说：“她背了我，就没丢，一个矮子，比山还高。”

他让人整理担架队名册，找回能找的名字，1959年，他主持建川黔交界红军战斗纪念碑，在石碑一侧刻上“危秀英”三个字，他说，不能让这名字断了。

她没去揭幕，她说：“那都是上头人的事，我不是那人。”

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长征时，我只想活，也想让别人活，就这。”

她一生没有子女，也没改嫁，老了耳背，说话更少，邻居说她脾气怪，不爱热闹，她每年清明会一个人出门，到山上站半天，没人知道她去哪里。

2005年，危秀英去世，95岁，当地民兵帮她立了个简易墓碑，上面刻了六个字：“女红军危秀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