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史话：不同家风造就明清不同国运

从1420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在北京皇宫奉天殿(今太和殿)宣告紫禁城建成，至今，紫禁城已经走过600年。如今被称为故宫的紫禁城，虽是一座城，但又不仅是一座城。这里先后入住过两大家族——朱明家族和爱新觉罗家族，而他们拥有着不同的家风，因此塑造了不同的家族命运，也有了明清两代不同的国运。

明清皇室的家庭教育大不同

家庭教育是最能体现家风的内容之一，明清皇室倾帝国之力，给子孙提供了最好的教育。经过层层选拔的精英书生，成为紫禁城的家庭教师。

朱明皇室出身草根，建政后按照儒家要求展开皇子教育，很不幸迅速落入乡间老塾师的窠臼。从明英宗时代起，皇子的教育内容逐渐固定僵化为读书、听讲、写字，朝着训诂句读的方向发展。明太祖朱元璋曾经问诸位皇子：“汝等闻修德进贤之道乎？”皇太子朱标回答：“每闻儒臣讲说，知其略矣，未领其要。”所学非所用，甚至可能朝着实践相反的方向前进。

明代皇子们既得不到处理大局的实际锻炼，又没有唐宋时期出任地方官的政治积累，完全得不到真正的历练。皇太子则因为身份尊贵，缺乏强有力的监督。

朱厚照是明孝宗的独子，父母的溺爱加上生性顽劣，从小不好好读书。明孝宗的溺爱，最终害了朱厚照，后者登基之初连奏章都看不懂。

再考虑到皇家父子隔阂、内廷权力争斗，明朝多位太子甚至连正常的教育都不能保证。嘉靖皇帝迷信“二龙不相见”，对事实上的继承人、唯一存活的儿子朱载坖（音jì读际）极为冷淡。朱载坖始终没有册立皇太子，而且出居藩邸。紫禁城在漫长的嘉靖朝并没有皇子生活。

明光宗朱常洛子以母贱，生父万历皇帝甚至不愿意承认这个长子。朱常洛13岁才出阁就学，到20岁都没有完成连续的正规教育。他们治国能力的养成，更是空谈。

正常教育缺位，其他“老师”便趁虚而入。他们就是与皇子朝夕相处的服侍太监们，阉宦之祸，缺位的皇子教育难辞其咎。皇子的保姆、奶娘等同样趁虚而入，打破了既有权力格局。明宪宗时万氏、明熹宗时客氏，揽权干政，起因与阉宦相同。

爱新觉罗的家庭教育，比朱明皇室严格得多，近乎不近人情。入关后，内廷乾清宫东南庑房设立了上书房，作为皇子皇孙的读书之所。皇帝出居皇家园林，行宫中也常设读书场所，皇子必须随驾、坚持学习。

清朝皇子六岁入学，其实才五周岁左右。每日“卯入申出”，早晨5点至下午两点半，中间只有一两次休息，每次不超过一刻钟。全年只在皇帝万寿、本人生日、春节、端午、中秋五个时节，皇子才能休息。清朝皇子在上书房一般学习十年以上，即便封爵离宫后还常返回上书房“回炉再造”。

上书房教学内容除了与朱明家族相同的经史子集、诗书辞赋之外，还有“国语骑射”。国语自然是满族语言文字学习，骑射包括骑马、射箭、枪械、武术等，其中武术又包含拳脚、兵器两项。清朝以骑射得天下，爱新觉罗家族视之为“立国之本”，追求娴于骑射彰显民族身份。

从“以礼为本”到“以人为本”

朱明家族的另一大家风是讲究礼制。明代修建紫禁城即强调“以礼为本”，制订宫廷制度同样突出礼制，家庭与个体的使用需求退居次席。

紫禁城及其制度从根子上，便是为皇权修建的，不是为皇帝修建的。朱元璋的子孙前赴后继成为紫禁城的高级囚徒。从嘉靖皇帝的大礼议之争，到万历皇帝三十年不问世事，再到“明末三案”（注：发生在宫廷里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设计完备的宫廷制度并未给朱明家族带来幸福安康，也没有给大明王朝带来国运康泰，国势江河日下，直到崇祯皇帝朱由检夙夜勤政也只能无奈自缢，成为亡国之君。

清朝定鼎中原后，继承紫禁城为皇宫，并基本按照前朝旧制修复。爱新觉罗是白山黑水之间的渔猎家族，给紫禁城带来了鲜活的关外气息，引入了充沛的务实与理性、宽容与接纳。

同时，顺治朝和康熙初年，福临、玄烨父子没有立刻、全面修复紫禁城，而是因陋就简，将家族暂且安顿在各处，两代皇帝亲自带头暂居其他宫殿。他们没有像前朝嘉靖、万历那般大兴土木。

紫禁城的生活气息变浓了，许多建筑采用小体量，不以高大为目标。居住的舒适便捷成为主要追求，清代紫禁城后寝区域常将宫、寝、书斋等合建为一，内部再进行功能分区，如养心殿、乐寿堂、倦勤斋等处；或将建筑拆改合并，如储秀宫、翎坤宫等，或与园林相融合，倾注人生追求，如慈宁宫花园、宁寿宫后寝区域等。紫禁城实现了从“以礼为本”到“以人为本”的重要转变。

清代紫禁城最大的变相，是明代几乎无处不在的太监势力大规模后撤，从整个皇城退缩到紫禁城北半部的后寝区域。爱新觉罗家族入关后，沿用旧制，以大批包衣替代明代太监。他们通过内务府制度，基本解决了困扰历代王朝的宦官擅权专政顽疾。

此制的深层次原因是爱新觉罗子孙素养普遍较高，工作热情远高于朱明子孙。皇帝的勤勉是乾纲独揽的基础，只有勤政才能事无巨细皆亲自裁决。清代皇权专制发展到中国历史顶峰。

家风正则国运兴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作为帝国统治的核心群体，皇室家风与江山国运直接相关。家风正则国运兴。

明代北京的整个皇城都属于宫廷区域，称为“大内”，一般人不得随意踏入。清朝“大内”则缩小到宫城以内，也就是紫禁城才是真正的“禁”区。

紫禁城外的皇城区域，开放为八旗子弟居住地，允许贩夫走卒奔走其间。大体是如今北京东城区、西城区长安街以北的区域，在明代基本属于大内，到清朝才开放给官民居住。

紫禁城是古代政治家国一体的范本。清朝紫禁城“国”的一面超越了“家”。明代紫禁城内的朝政机构只有内阁一个，清代则有十余个。即便是收发传递文书的奏事处，也置于朝臣管辖之下，属于朝政机构——这在明代由太监掌管的文书房大包大揽。

明朝皇帝召对官员局限在朝会和乾清宫，前者是泛泛之谈，后者参与者是内阁大学士等极少数人。此外还有“平台召对”。明代建极殿位置要比现存保和殿靠前，殿后有一座云台门，东西另有云台左门、云台右门。三门之前空地也称“平台”。皇帝常在此召对内阁宰辅、封疆大吏，称“平台召对”。清朝反而没有这些召对的名目，因为皇帝咨询、君臣议政非常频繁。雍正皇帝每日接见的官员数以三四十计，上自军国大事下至州县琐碎，无不希求了然于胸。

明代宫廷制度不仅妨碍了紫禁城的健康运转，还溢出到社会，伤害国计民生。最明显的莫如紫禁城的经济账。宫廷运转需要庞大的物质支撑，明代固化的宫廷财政不能支撑紫禁城需求的发展。

比如，明代紫禁城所需糯米、小麦、黄豆、白面等原料由浙江等处按需岁供。明中后期，宫中奢侈成习，对粮食原料的需求大增，而宦官主导的此项工作所用非人，多有贪鄙之人任意增加耗米，浙江等处缴纳耗米常至正米三四倍。内官监、酒醋局、供应库等宫廷衙门更是巧立名色，分外需索。

康熙六十年（1721年），暮年的康熙皇帝询问心爱的小孙儿弘历：“你知道我们家姓氏‘爱新觉罗’是什么意思吗？”小弘历回答是金子的意思。康熙皇帝追问：“金子是世间最宝贵的物品吗？”弘历很严肃地回答：“人世间，仁义最为宝贵。”祖孙两人的对话，可证爱新觉罗家族汉化程度、对儒家仁政的接受，更可证爱新觉罗家风之正。

紫禁城两大家族都嗜权，都独断，都希望江山万年。但家有千金、父有高官，都不如传承一个好家风。

《中华读书报》张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