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罗奇：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难奏效

作者：绮蝶

从中美日内瓦对话来看，特朗普对中国的关税威胁并未达到预期。特朗普随后威胁对欧盟商品加征高达50%的关税，但随后又降低了关税水平，引发了市场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在美国国内，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叫停”特朗普加征关税的行政令后，越来越多声音开始质疑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有效性。5月26日，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在Project Syndicate发文指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难以奏效，因为加征关税加剧了美国的贸易转移效应和滞胀风险，迫使中国加大依赖出口和高科技发展、进而激化美国的保护主义，并增加了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

斯蒂芬·罗奇的核心观点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围绕两个核心目标展开：一是设定全球基准关税，二是对中国施加惩罚性关税。然而，其贸易政策的问题恰恰在于这两个目标叠加后所产生的“一加一大于二”的负面效应。

特朗普贸易政策的第一个目标是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10%的基准关税。斯蒂芬·罗奇提到，尽管特朗普始终将长期贸易逆差视为“灾难”，强调美国制造业持续衰退，并称基准关税是对美国长期在国际贸易中遭受“剥削”的最低补偿，但他忽视了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带来的诸多收益。

▲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关于对等关税的行政令。

“它们不仅降低了美国的商品价格、提高了消费者购买力，也因外国资本流入营造了低利率环境，推动了美国金融资产的增长”。

斯蒂芬·罗奇指出，将美国的实际平均关税税率从1995年至2024年间的1.8%大幅提高至10%，其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诚然，8.2个百分点的增幅仅略高于1929至1933年间——即《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实施后——美国关税上升的6.3个百分点。但10%的基础关税相较于过去30年低关税政策下的平均水平，涨幅高达445%；相比之下，1930年代《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实施后，美国关税在1929至1933年间仅上升了47%。

而且，10%的基准关税将在商品进口占美国GDP比重已达12.2%的情况下实施，几乎是1929年4.3%时期占比的三倍。因此斯蒂芬·罗奇认为，所谓的“10%关税底线”远非温和举措，它将对美国经济构成重大冲击。

特朗普贸易政策的第二个关键组成部分是“对华惩罚性关税”。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达30%的关税，是对其他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倍。这一“惩罚性溢价”部分与芬太尼问题挂钩，若中美就限制前体化学品达成协议，关税或将下调。

然而，即便在该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政府与国会在对华施加惩罚性措施方面仍高度一致。

斯蒂芬·罗奇强调，上述两个目标作为特朗普贸易战略的两大支柱，极可能作为“一揽子方案”同时推出。这种做法的风险不仅在于其各自的政策效果，更体现在两者叠加后可能引发的整体冲击。

中国被华盛顿政客视为导致美方巨大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美方许多指控虽缺乏事实依据，却依然主导了美国的政策走向。斯蒂芬·罗奇提到了特朗普贸易政策可能给美国、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哪些风险与挑战。

▲美国洛杉矶港。

首先，美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是贸易转移效应加剧。由于高额关税，美企被迫放弃成本更低的中国，转向更昂贵的替代国家，这一趋势早在2018–2019年特朗普首次对华加征关税时就已出现，如今影响可能更严重。斯蒂芬·罗奇认为，特朗普近期提出的全面减税法案——《美丽大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很可能进一步扩大联邦赤字，拉低国内储蓄率。这将加剧美国对多国的贸易逆差，而其中大部分新增逆差都来自价格更高、关税已上涨五倍的进口商品。美国持续将巨额逆差归咎于中国，却忽视了自身政策带来的更大全球代价。

其次，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可能加速美国与中国主导的全球供应链脱钩。“友岸外包”带来的去全球化趋势，将推高海外生产、组装和物流的成本，最终导致美国消费者面临更高的商品价格。在经济增长承压、通胀风险上升的背景下，美国面临滞涨的风险也将进一步加剧。

再次，中国的处境将成为美国的“镜像”。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将直接承受来自其最大贸易伙伴的关税冲击，同时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上升，将加剧当前的通缩压力。作为回应，中国势必强调“以消费为导向”的再平衡政策，但短期内消费结构难以根本转变，其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反而可能加深。为维持出口增长，中国或将加大对高科技领域的投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而这又可能激化美国的保护主义思潮。

最后，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正在加剧。斯蒂芬·罗奇称，对于已经因关税导致全球贸易放缓而承压的世界经济而言，以上发展无疑是负面信号。自2010年以来，中美两国合计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超过40%，若特朗普继续推动其难以实现的贸易方案，全球经济下行并陷入衰退的压力将显著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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