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燕行录》地名用字来看“堡”字的读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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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燕行录》地名用字“堡”“铺”混用入手，探讨现代汉语“堡”字pu音的产生及原因，进而梳理多音字“堡”的读音演变。研究认为除了bǎo音，文献著录的其他三个读音bǔ、pǔ和pù，均源于明代“堡”“铺”功能混淆，导致地名用字“堡”“铺”混称，“堡”字受“铺”读音影响产生的。由于方言读音差异，故略有不同。

关键词：《燕行录》；地名读音；“堡”与“铺”

地名历史悠久，其读音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由于古今语音的演变，也影响了地名的用字。因此，我们可以从地名用字来探讨汉字读音的演变。明清时期朝鲜李氏王朝作为中国的藩属，定期向中国派遣外交使节，每次赴京朝贡都由书状官专门负责记录出使的经过及见闻，待回国后向朝鲜国王禀告明清政府的相关情况。此外，使团其他成员，如正使、副使、质正官及其他随行人员也会将他们的沿途见闻以日记、小说、诗歌、杂录等形式记录下来，从而形成了数量可观的使行记录。在使行记录中燕行使会将每天的行程，包括途经的地方及里程等，详细地记录下来。我们在阅读《燕行录》时，发现有些地名的用字存在差异，如“奴家屯”记为“奴哥屯”，“刘家庄”记为“刘哥庄”，这为我们探讨汉字读音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本文主要从《燕行录》地名用字“堡”“铺”混用入手，探讨“堡”pù音一读的产生及原因，进而梳理多音字“堡”的读音演变。

一 《燕行录》地名用字“堡”“铺”混用

在《燕行录》文献中，同一地名有时采用不同的形式，有的称“堡”，有的称“铺”，“堡”“铺”混用现象较为突出。比如“通远”，有称“通远堡”，如成化十七年（1481）《辛丑朝天诗》：“伤通远堡，为胡骑所败。”嘉靖十二年（1533）《葆真堂燕行日记》：“二十五日晴，既明及行，过通远堡，到草河洞点心，历罗匠塔，越分水岭，宿连山关里店。”嘉靖十八年（1539）《朝天录》：“六日晴，行军，止宿于通远堡下。”也有称“通远铺”，如嘉靖十一年（1532）《阳谷赴京日记》：“七日雨，冒雨发行，过通远铺，宿奴哥屯川边人家。”隆庆六年（1572）《朝天录》：“松站到通远铺六十里。”根据统计，《燕行录全集》中“通远堡”出现234次，“通远铺”仅6次，从使用频率来看，“通远堡”远高于“通远铺”。

再如“首山”，有称“首山堡”，如隆庆六年（1572）《朝天录》：“过首山堡，午饷于沙所堡。”万历三十八年（1610）《梅窗先生朝天录》：“发行，过首山堡，驻跸山南，踰首山岭，岭亦平地而别无高峻之处。”也有称“首山铺”，如嘉靖十一年（1532）《阳谷赴京日记》：“过八里站，历首山铺，即唐太宗驻跸山也。”万历十五年（1587）《朝天录》：“憩首山铺，夕宿怀远馆。”从使用频率来看，“首山铺”高于“首山堡”。

此外，朝鲜赴京途经的长甸、甘泉、土河、二十里、高桥、平洋、高平、盘山、双树、曲尺河、狗儿河、镇远、双望、沙河、东昌、西宁、八里、高丽等地，其记录的名称既有“堡”，也有“铺”，甚至一个地名在同一部燕行文献中也出现两种形式。如苏世让《阳谷赴京日记》赴京途中：“二十五日，晴。过通远堡，午饭于草河洞。”回程途中仍有此地的记录，但“堡”改为“铺”，“七日，雨。冒雨发行，过通远铺，宿奴哥屯川边人家。”再如地名“马耳铺”“燕郊铺”，康熙三十八年姜铣《燕行录》：“二十五日己丑，晴。鸡鸣三行偕发，历白浦渡，行三十里到夏店，朝饭于张姓人家。朝饭后历柳河屯、马耳铺、燕郊铺、郑家庄，行四十里到通州，止宿于沈姓人家。”回程则记为“马耳堡”“烟郊堡”：“十四日戊寅，晴。平明三行偕发，过菜园材、刘哥庄、马耳堡、烟郊堡、柳河屯，朝饭于夏店张姓人家。”

可见，《燕行录》地名用字“堡”“铺”混用现象普遍，之所以用“铺”代替“堡”，说明此时“堡”已产生pù音一读，从文献材料来看，产生时间不晚于十五世纪。

二 现代汉语“堡”pù音的产生及原因

查阅古代韵书，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皓韵未收录“堡”字，但收录了“堢”字，反切注音“博抱反”，与“保宝”同一小韵。释义为“璋”，即“障”，其义为堡垒或小城。《仓颉篇》：“障，小城也。”宋陈彭年《广韵》始收录“堡”字：“博抱切，堢，障，小城。堡，上同”。“堢”为正字，“堡”或为异体或俗字。丁度《集韵》皓韵将“堡”作为正字进行收录，“补抱切，堡，堤也，璋也，或书作堢。”元代《古今韵会举要》“堡”字注音为“补抱切”，明代《洪武正韵》注为“博浩切”，《韵略易通》列于萧豪韵冰纽上声。可见，从唐宋元明韵书中“堡”字虽反切用字不同，但音韵地位相同，均为帮母皓韵上声字。按照汉语语音演变的规律，以上韵书中对“堡”字的注音就是现代汉语bǎo音的来源。

目前所见最早记录“堡”读pu音的文献，是朝鲜崔世珍编纂的韵书《四声通解》（1517年）。《四声通解》爻韵帮母上声“堡”字下云：“堡，障也。又小城，今俗音。”，即读pu。《四声通解》凡例第八条载：“今俗音者，臣今所著俗音也。今俗音或著或否者，非谓此存而彼无也，随所得闻之音而著之也。”因此，李得春（1988）认为“今俗音”是崔世珍自己添加的，反映了十六世纪初期的汉语北方音。韵书字书对语言的记录一般会稍晚于实际语音，《四声通解》对“堡”字“今俗音”的记录，反映了当时的汉语北方话，说明“堡”读pu音的产生时间应不晚于十五世纪。但“堡”字为何会产生pu音，明代之前的韵书字书中并未著录，从汉语语音演变规律本身也无法解释，其特殊读音的产生，值得我们关注。

通过地名的梳理和考察，我们发现很多省份，如云南、贵州、陕西、山西、河北、辽宁等地都存在“堡”读pu音或bu音的现象。如追溯地名的由来，明代用“堡”，清代改称“铺”，如昆明黑林铺，明代称为“黑林堡”。这为我们考察“堡”读pu音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明代政府为了统治，在全国各地实行卫所制度，同时也设立了边堡。可见，“堡”是明代卫所制度中具有防御功能的基层组织，故辞书中释为“堡障”“小城”。同时明代实行自给自足的军屯制度，“堡”作为基层组织，也具有管理屯田的职责，《元声韵学大成》释为“屯也”。“铺”，又称“急递铺”，是我国古代专门传递文书的机构，始于北宋，为金元明清所沿袭。《金史》云：“初置急递铺，腰铃转递，日行三百里，非军期、河防不许起马。” （页276）元代承袭金代，“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则设一铺”。（页2596）“急递铺”作为明代驿传系统的一部分，由于其职责单一，故规模较小。明代中期之后，由于驿传系统位置险要，传递文书的“铺”逐渐形成较大的居民聚居点，并建有铺城，具有了军事性质，与卫所、边堡同样具有防御功能。所以无论在规模、形制，还是在功能上，“铺”与“堡”出现了混淆。如万历三十八年黄士祐《朝天录》载：“若有胡人出行见形，则不问多少，辄即放砲，所管各堡，闻砲云集矣。自首山铺抵关外，列置内外烟台防歇处，则五里一置，防紧处则五里二三置，以为瞭望之所，亦以为仓卒入保之地。其制方圆或异，以土以砖，所筑亦异，高十余丈，虚其中，缘绳梯上下，其外筑小城子以围之。关内则自万里城抵皇都，沿城列置罗络不绝矣。”

此外，“堡”也应该承担了驿站的功能，如“高平驿”，李民宬《壬寅朝天录》称为“高平堡”；滦河驿，李弘胄《梨川相公使行日記》称为“滦河堡”。甚至与卫、所并称，苏光震《朝天日录》载：“自辽东至牛家庄，则五里设一台，自牛家庄至中前所，则五里设两台，又筑内外长墙海子，而自杏山又设拒鸟栅椎，卫、所、堡、铺，近处略有人家，田土少辟。”因此，由于“堡”“铺”功能上的混同，在称谓上“堡”“铺”混称，或以“铺”代“堡”，也就不足为奇了。刘晶、陈文备（2013）认为：“‘堡’与‘铺’的混称现象是随着明代在边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卫所制并修筑屯堡这一历史进程而出现的。”

因此，我们认为“堡”pu音的产生就是因为明代“堡”“铺”功能的混同，造成“堡”“铺”地名称谓的混称，这与《燕行录》文献中“堡”“铺”混用现象是一致的。“堡”受“铺”读音的影响，产生了pu音。

三 现代汉语“堡”字多音的形成及演变

通过唐宋元明韵书的记录，“堡”字仅有一个读音，由于明代“铺”“堡”功能的混淆，造成地名“堡”“铺”的混称，“堡”受“铺”读音的影响，产生了pu音，朝鲜韵书《四声通解》在今俗音中已收录此音。但现代汉语中“堡”字则有三个读音，如《汉语大字典》：（一）bǎo①小城。现泛指军事上的防御建筑。如：碉堡；桥头堡。②高土；陡。（二）bǔ堡子，有城墙的集镇。多用于地名。如：吴堡县（在陕西省）；柴沟堡（在河北省）。（三）pù同“铺”。如：十里堡。（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1992：195）《现代汉语词典》对“堡”读音的记录与《汉语大字典》一致：bǎo①堡垒：碉～|地～|桥头～。②姓。bǔ堡子（多用于地名）：吴~（在陕西）|柴沟～（在河北）。pù多用于地名。五里铺、十里铺等的“铺”字，有的地区写作“堡”。

第一个bǎo音，传统韵书已著录；第三个pù音，是受到“铺”读音影响产生的，但bǔ音从何而来?再者东北有些地名中“堡”读pǔ音，如辽宁沈阳带有“堡”字的地名共有10个，如全胜堡、张家堡、新城堡、马家堡子等。按照本地区的习惯叫法，“堡”字的读音为“pǔ”。吉林省德惠市达家沟镇内相距不远有三处带“堡”字的地名：杏山堡、邹家堡子、朝阳堡。“堡”字，当地人读作“pǔ”。王志远 （2017）根据“堡”字现代读音和释义，推断沈阳地区的“堡”字原读音为bǔ，之所以读pǔ，其原因为：“在东北方言中‘堡’字用作地名时，两个读音韵母相同、声调相同，两个声母又同为双唇音，只有送气和不送气之分。由于读‘bǔ’时不送气，读起来比较别扭，尤其在专名+通名时，例如财落堡，读财落bǔ就比较拗口。”仅为主观臆测，缺乏依据，且认为“古音中bu和pu相同，只是因为官话的浊音清化才产生了差异”，与汉语语音演变规律不符。

刘晶、陈文备（2013）将《汉语大词典》“堡”字的三个读音bǎo、bǔ、pù，分别称之为堡1、堡2、堡3，认为：“从读音上来，堡1和堡2的声母和声调相同，而堡2和堡3的韵母相同。也就是说堡2的读音正介于堡1和堡3之间。所以从读音上看，我们相信这三者的分化顺序是：堡1和堡2先分化，而后堡3再从堡2中分化出来。”在以上推测的基础上，刘文根据上古语音，认为堡1堡2的分化是以区分使用范围为目的，分化的时间至少在中古以前，《广韵》未收录bǔ，则为漏收。刘文认为：“既然到明代时，专有名词中的‘堡’已经读作堡2，其读音和pù就已十分接近了。再加上本文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铺’和‘堡’在形制和功能上所容易产生的混淆，因而诸多史料中反复出现‘堡’、‘铺’的混同就不足为奇了。”刘文认为这是从语音学上解释了“堡”“铺”的混同。笔者认为刘文的论证和结论值得商榷，不符合语音演变规律，缺乏语言证据，仅为主观臆测。理不辨不明，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文献资料，梳理现代汉语“堡”字多音的形成及演变。

根据明代之前的韵书字书，“堡”字为单音词，读bǎo。朝鲜韵书《四声通解》记录“堡”字今俗音为，未标注声调，无法确定pǔ或pù，但可肯定一点，“堡”字除了bǎo音外，pu音产生最早。此后明清汉语韵书字书也收录“堡”字的特殊读音，如濮阳涞《元声韵学大成》（1578年）十二须鱼韵“逋”字母上声收录“堡”，释为：“屯也，当作保。”此后二十五萧豪韵“包”声母上声：“堢，堢障，小城。堡，上同，又音补。”徐孝《合并字学集韵》（1606年）睹韵帮母：“堡，崩鲁切，墩堡。”保韵帮母：“堡，班卯切，堢障，小城。”根据反切注音，“堡”字除了bǎo音外，收录了bǔ音。

明代字书《字汇》（1615年）土部：“堡，博考切，音宝，堤也，璋也。《广韵》堡障，小城也。杨用修云今边隅有哨堡，堡转音作普。”清代《音韵逢源》将“堡”列入戌部斗八，与“普溥浦谱圃”读音相同。根据反切注音，“堡”字除了bǎo音外，收录了pǔ音。

民国王璞《京音字汇》“pǔ”音也收录“普谱溥圃堡”，“堡”字释为：“土部，陡也，障也，又读作去声。又音保，堡障，小城也。垛同上。”此外，bǎo音也收录了“堡”字。《京音字汇》“又读作去声”，除pǔ音外，“堡”还读pù音。

至此，明代之后“堡”字除了bǎo音外，还出现了三个读音bǔ、pǔ和pù，产生时间应不晚于十五世纪。我们认为这三个读音的产生都是因为受到“铺”字的影响，读pǔ和pù，声韵相同，声调略有差异。关键是bǔ音，应是方言读音差异产生的变化。如体现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开蒙要训》注音本滂母“铺”字，正是用帮母“补”来注。（罗常培1961：77）《敦煌愿文集》中也有以“捕”代替“普”的用例。（黄征、吴伟1995：2237）地名读音是方言最直接的传承者和保存者，一旦形成固定读音一般不会轻易改变。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某些字的特殊读音就是为了地名的古读音而保留下来的，如“六安”中“六”读lù。1985年12月由国家语委和国家教委和广电部颁布《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这是关于异读词读音规范的最新的法定标准。其中“堡”字保留了用于地名的特殊读音，将有城墙村镇的地名读bǔ，如“吴堡”“瓦窑柴沟堡”；曾做过驿站的地名读pù，如十里堡。《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及《现代汉语词典》等都以此作为依据。但pǔ音仍留在方言口语中，成为方言读音。

综上所述，明代之前“堡”字仅读bǎo，明代由于受到卫所制度的影响，“堡”“铺”功能逐渐混淆，“堡”受到“铺”影响产生了pù或pǔ，由于方言读音的差异，有的地方读bǔ音。明代卫所制度虽然消失了，但作为地名的读音则保留下来。建国后制定《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保留了“堡”用于地名的特殊读音：bǔ和pù，但pǔ音仍留在方言口语中，成为方言读音。

作者：姚晓娟 汪银峰

来源：《语言研究》2025年第1期

选稿：耿 曈

编辑：宋柄燃

校对：郑雨晴

审订：朱 琪

责编：汪鸿琴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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