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出现“重北轻南”，为什么南部地缘防御思想逐渐得到重视？

引言：

在五千年华夏文明史上，宋朝是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创新的高速发展期，两宋期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口剧增，GDP总量占到全世界的五分之一。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宋朝是中国古代文化繁荣的顶峰，西方甚至将宋朝赞誉为“东方的文艺复兴”。但是在这一层层光环的背后，离不开最基础的国防军事作为支撑。

两宋时期，南北两边同时存在着割据政权的威胁，漠北有强大的夏辽金虎视眈眈，岭南也林立着十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如何协调部署地缘防御，成为摆在统治者面前的一道考验。随着两宋政治中心的转移，中央优化行政治理、加强边疆防御体系，逐渐从“重北轻南”思想，发展为“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对于今天的军事国防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重北轻南”：失去燕云十六州后，契丹成为头号大敌

（一）北宋失去天然屏障，被迫重视北疆防御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黄袍加身，夺取后周政权，开创北宋江山。但此时的宋太祖并没有得意忘形，行伍出身的他敏锐地觉察到，大宋北方的军事防御建设存在着巨大漏洞。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山西石敬瑭为了拉拢契丹，不惜割让燕云十六州，使刚刚成立的北宋失去了阻挡契丹南下一道最有力的天然屏障，都城开封暴露在一马平川的广阔平原之上，时刻面临着契丹族人铁蹄的威胁。

赵匡胤深刻明白边疆防御的重要性，因此，尽管战后的北宋财政紧张、百废待兴，宋太祖仍旧从国家府库中大量拨款，用以加固北方的军事壁垒。但是，用泥土和石块筑造起来的堡垒阵毕竟只是权宜之计，纵然一时能拦住嚣张跋扈的契丹铁骑，也挡不了一世。立足长远考虑，赵匡胤针对性地提出了“三北”防御战略，是谓据北地、用北人、承北制。

（二）“三北”战略成为宋朝地缘防御的核心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赵匡胤无疑是一位贤明的君主，但他登上帝位的手段毕竟是见不得光的。因此，朝中文武难免私下议论，赵匡胤对这些前朝旧臣也一直心怀芥蒂。所以在即位之初，宋太祖就迫不及待地选拔人才，重启“朝见”“朝辞”制度，亲自面试、遴选了一批新锐大臣，派他们占据朝中的枢要职位，以巩固自己的中央集权。

为了进一步加强边疆防御，宋太祖将这一方法带去了北方，从当地青壮男子中擢升了许多年轻将领，对他们倚重极深。宋太祖不仅充分尊重北方人独特的生活习惯，还经常不耻下问，向他们请教抵御契丹的良策。很多人一朝鲤鱼跃龙门，从此改变了命运。他们深感皇恩浩荡，对朝廷感恩戴德，更不愿看到外族人侵犯自己的家乡，所以上了战场自然会不惜性命、奋勇拼杀。

与此同时，为了防备北汉政权的反扑，宋太祖决定先发制人，多次发动北伐战争，占领了北部边疆大面积的领土，并最终将北汉政权整个吞并。领土的扩张为抵御契丹入侵提供了更大的缓冲地带，也为北方军事战略的部署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二、“先南后北”：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地缘防御体系南移

到了宋钦宗和宋徽宗时期，君王怠政军无战心，边疆防御逐渐式微，北方的金政权趁虚而入，不时袭扰边境牧民。公元1127年，金军攻破开封城，徽宗、钦宗父子沦为人质，朝廷府库被席卷一空。令人心痛的“靖康之耻”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也为刚刚兴起一百多年的北宋王朝画上了休止符。

北宋灭亡后，康王赵构在兵荒马乱中逃至南京应天府，改元称帝，成了南宋王朝的第一位皇帝——宋高宗。此时的宋朝疆域进一步缩小，收缩到只剩江南一部，绍兴合议后，宋金之间以淮河与大散关为界。虽然统治范围受限只能偏安一隅，但从今天的角度看，宋朝政权的南移，也客观上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科技和军事的发展。

进入公元13世纪，昔日的北方宿敌金国消停了许多，然而西南边陲广西一带却出现了大理国和交趾国两大割据势力，不时北上骚扰侵犯。与此同时，东南海域也出现了猖獗的海盗团伙，对南宋最倚重的海洋贸易造成冲击。宋宁宗听取广西知府的建议，认为当前国家军事防御的重点已经从北方变成南方。优化国防布局势在必行，加强西南、东南边境防御部署迫在眉睫。

三、两宋边疆防御重心南移的意义：稳定南方经济发展，再谋统一中原大业

（一）稳定边疆局势，维持经济繁荣

自从燕云十六州易手之后，北宋就失去了通往陆上丝绸之路的直接通道，丰厚的利润被外部势力占据，国家的财政税收蒙受了巨大损失。无奈之下，宋朝不得不在经济贸易上谋求转型，将发展重心转向海洋贸易。宋朝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船舶航运水平居于世界一流，宋朝另辟蹊径却成效颇丰，很快就开辟出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通过海上贸易，盐铁、丝绸、茶叶、瓷器等源源不断地运往东南亚和欧洲，为南宋创造了超乎想象的巨大经济收益，也使得东南沿海地区，逐渐成为新的经济中心。经济市场的和谐运转，永远离不开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南宋加强南部地缘防御体系，正是为了与经济重心的南移相匹配。

西南地区的盐马贸易，长期以来一直是两宋财政体系中一根不可或缺的支柱。北宋初年，国家大力推广占城稻，粮食产量大幅增长，带动国内人口激增。从公元980年到公元1125年，短短一百多年间，国内人口就从不到四千万，跃升至近一亿三千万，宋朝的军队人数也达到了一两百万的庞大规模。

食盐是烹饪时必不可少的调味料，人口的增长自然带动了盐业的发展，而军队规模的扩大，自然也离不开战马数量的支撑。东南沿海地区盛产食盐，但由于地处平原没有草原，马匹供应却是捉襟见肘。因此，出于优势互补的考虑，宋朝与西南边疆各国之间，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盐马”贸易，以古老的商品互换作为交易方式，用国内开采的食盐，换取西南地区优质的马匹。

然而，由于宋朝的边防重心长期以来一直在北方，西南边陲防务空虚，逐渐出现不法分子趁虚而入，滋扰贸易市场、掠夺马匹和食盐的情况，加剧了南宋边疆的社会动荡，加重了南宋人民的经济负担，也坚定了南宋统治者加强南方防务体系建设的决心。

（二）平定南疆少数民族政权，是统一中原的先决条件

北宋建立之初，西南边陲少数民族政权林立，宋太祖深感北方的西夏和辽实力强盛，短期内无法达成统一中原的目的，故而制定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方针。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正确可行的，最终也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在位期间，宋太祖频频对南方用兵，先后吞并了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南唐等政权，大大简化了五代十国时诸侯割据的复杂局面，为南方人民远离战火、安居乐业创造了条件。

太祖之后，宋太宗赵光义继位，进一步收复了吴越和漳泉，随即调转矛头，开始了漫漫北伐之路。很多人觉得疑惑，此时南方还剩下大理和交趾两国未定，宋太宗为何不一鼓作气平定南疆呢？其实，宋太宗曾经做过多次尝试，无奈均已失败告终。随后的数十年间，两宋历任君主也曾出兵与两国交手，同样是胜少败多，但这并不完全由于宋朝军力不济，而是由多方面原因导致的。中原军队深入南方不毛之地，水土不服、千难万险，且不论成败胜负如何，即便最终成功吞并，也要耗费大量精力去维持统治。三国时期的蜀国名相诸葛孔明何其雄略，收服南蛮孟获的过程也是大费周章，就是最生动的例子。

延至南宋时，大理和交趾愈发强大，一直虎视眈眈思谋入侵中原。宋朝统治者终于认识到南疆防御兵力不足的问题，开始“北兵南调”，逐渐将防御重心向南部边缘地区转移。在南宋朝廷的重新部署下，广西桂州一带逐渐成为国家抵御外敌最重要的战略枢纽，牢牢制控着南部边疆的安宁与稳定，为两宋后一百五十年的富庶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

结语：

靖康之耻后，宋朝政权被迫偏安江南一隅。政权的转移客观上促进了南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也大大推动了南部边疆军事防御体系的建设。从北宋以抵御契丹入侵为目的的“三北”政策，到南宋以南方为核心的“先南后北”统一方针，体现了两宋时期地缘防御思想上的重大进步，对于今天我国的军事国防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资料：

1、《北宋西北边防统兵职官与军事决策研究》

2、《南宋地缘政治关系研究》

3、《论宋代广西地缘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