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0师成立独立旅，旅长名字公布后，为何很多人心里不服？

“听说要让那个地主带兵？”1939年初春的晋察冀根据地，几个八路军战士蹲在土墙根下烤火。其中一人搓着冻僵的手，斜眼瞥向正在张贴的布告。布告上墨迹未干的“独立第一旅旅长高士一”几个字，让不少老红军皱起了眉头。这个任命引发的争议，恰似早春料峭的寒风，在部队里刮起阵阵波澜。

时间倒回八年前，北平城头的青天白日旗刚换成太阳旗不久。河北任丘县的高家大院里，三十四岁的高士一攥着《大公报》在堂前来回踱步。报纸上“不战而退”四个铅字刺得他眼眶发烫，突然抄起茶碗摔得粉碎。“五爷这是要反天？”闻声赶来的三哥高士芬话音未落，就听见弟弟炸雷般的吼声：“东三省都丢完了！还守着这些破银元给日本人当贺礼吗？”这个昔日穿着绸缎长衫、捧着水烟袋的乡绅，此刻像头发怒的狮子。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彻底震碎了华北的平静。高士一在自家祠堂前支起八仙桌，把两千现大洋哗啦啦倒在桌上。四乡八里的庄稼汉看着白花花的光亮，听着他沙哑的呐喊：“有血性的跟我走！没枪没炮？老子带你们抢鬼子的！”三个月后，这支队伍像滚雪球般扩大到三千人。他们在青纱帐里神出鬼没，专挑伪军运输队下手，连端了永清、固安两个县的维持会。

最让日本人头疼的，是高士一竟说动了苏桥商团的“天下第一旅”。这支装备德制步枪的私人武装，本是日本特务重点拉拢对象。商团大掌柜眯着眼听完高士一的游说，忽然拍案大笑：“好个高五爷！你拿什么跟我赌？”“赌命！”高士一解下佩枪拍在桌上，“输了，这颗脑袋归你；赢了，你跟我打鬼子去！”三千条德制步枪就这样调转枪口，成了插在日军后腰的尖刀。

1938年深秋，贺龙握着战报在油灯下反复端详：五十余次战斗，歼敌一千六，收复七座县城。烟斗在桌角磕了磕，他对政委关向应笑道：“这个‘土豹子’，倒比科班出身的还会打仗。”彼时独立第一支队已发展到八千人，可当改编命令下达时，质疑声却此起彼伏。几个红军出身的营长蹲在磨盘上发牢骚：“咱们脑袋别裤腰带上革命，倒让个地主骑脖子上？”

贺老总把马鞭往桌上一摔：“你们知道高士一捐了多少家当？知道他三哥为阻拦他抗日，差点要动家法？”会议室突然安静下来。窗外飘进的槐花香里，贺龙掰着手指细数：“永清突袭战，他带人泅渡冰河；固安围点打援，他三天三夜没合眼…这样的人不当旅长，谁当？”说罢掏出个小本子，“这是毛主席给高旅长的亲笔信，要不要我给你们念念？”

改编后的独立旅在陈庄打了个漂亮仗。那天凌晨大雾弥漫，高士一带着两个团摸到鬼子鼻子底下。机枪手老李还记得旅长猫着腰过来检查弹药，突然低声问：“见过地主怎么收租吗？”不等回答又自言自语：“今儿咱们是来收鬼子的‘租子’！”冲锋号响起时，他第一个跃出战壕，驳壳枪甩出的弹壳在晨雾中划出金线。

雁门关外的风沙里，这个曾经的阔少爷和战士们啃着冻硬的窝头。有次炊事班搞到半袋白面，特意给他擀了碗面条。高士一端着碗转了三圈，最后倒进大锅和棒子面搅在一起。他抹着嘴边的面糊说：“等打跑了小日本，我请大伙吃真正的炸酱面！”后来这成了独立旅最流行的战前动员。

1940年百团大战时，高士一率部穿插到正太铁路西段。战士小张永远记得那个月夜：旅长拄着根枣木棍，深一脚浅一脚走在队伍最前头。突然他停下脚步，指着远处闪烁的灯光：“瞧见没？那亮灯的地方，早晚得换成咱们的煤油灯！”三个月后，当他们押着俘虏经过那片废墟时，果然看见百姓挂起了红灯笼。

当独立旅调防延安时，毛主席握着高士一的手说：“你可是给咱们的抗日大学添了活教材。”这个评价传到当年质疑他的老红军耳中，有人挠着头讪笑：“还是老总有眼光…”话音未落，背后传来熟悉的河北口音：“嘀咕啥呢？有这功夫不如帮老乡挑两担水！”众人回头，只见高士一扛着扁担站在窑洞前，补丁摞补丁的军装上，领口的红领章鲜艳得像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