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漫远没有去冀热察挺进军当政委，对萧克的影响有多大？

1939年2月，萧克来到平西，出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上级给他配的政委是陈漫远。当时陈漫远正在晋察冀第三军分区当司令。冀热察挺进军的级别略低于晋察冀军区，但比第三军分区要高。从这一点来看，陈漫远从第三军分区司令调任冀热察挺进军政委，是升职了。

但陈漫远却不肯来平西上任，当时他正和自己的副手黄上将斗气。黄上将能打仗，但看不起政工干部，陈漫远是政工干部出身，黄上将对他不是很尊重，政委王平多次调解，收效甚微。

在这种情况下，上级要把陈漫远调离，他肯定是有想法的。一把手和二把手发生了矛盾，为啥非要将自己这个一把手给调走呢？而且好说不好听，到新单位也不好开展工作。因此陈漫远拒绝去平西上任，而是留在了晋察冀第三军分区。

陈漫远不肯上任，冀热察挺进军又不能没有政委，萧克就兼任了政委，军政一肩挑，成了挺进军名副其实的当家人。陈漫远没有去平西上任，对挺进军和萧克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第一个影响是挺进军的权力过于集中了，缺少了制衡。陈漫远没有上任，萧克既是司令，又是政委，同时还是冀热察挺进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集大权于一身，缺少了制衡，这也是后来高志远被处决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当时陈漫远是挺进军政委的话，肯定是要在军政委员会中占一个席位的，这样政治部主任伍晋南就被挤掉了。当时对高志远问题进行表决的时候，萧克和马辉之主张严惩，宋时轮和邓华不同意，此时伍晋南的一票就至关重要了。

最终他投了赞成票，支持了萧克，高志远不久后被处决。如果陈漫远在的话，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当时说高志远“勾结吴佩孚，准备叛变投敌”，主要是高志远的秘书陈飞的一面之词，缺乏有力的直接证据。

陈漫远的政工经验十分丰富，高志远是冀东抗联的主要领导人，在冀东有很高的威望，来到平西后，担任了冀东抗联支队的司令。对于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在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他准备“叛变投敌”的情况下，陈漫远是不会同意对其严惩的。

右一为陈漫远

如果陈漫远投了反对票，那就是三票反对，高志远的结局也就不一样。高志远不被处决，抗联支队的官兵人心就不会散，更不会跑掉一大半，冀热察挺进军的实力就不会受到削弱。

而且当时是39年，八路军的政委还是有最后决定权的。陈漫远如果上任，就可以对萧司令，形成一定的制衡，不至于权力过分集中。宋时轮、邓华和程世才等人也许就不会离开了，后面挺进军无将可用的情况自然也就不会出现了。

退一万步讲，即使这些情况都未能改变，陈漫远还可以在挺进军最艰难的1941年发挥重要作用。当时冀热察挺进军已经退到了百花山以南的山区里，这里地瘠民贫，老百姓 维持自身的温饱都很勉强。

陈漫远

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供应近万人的脱产人口，其中冀热察挺进军的主力部队6000多人，地方武装1000多人，党、政、民干部及机关人员2000余人，还有报社和剧团。在当时的情况下，百花山以南的山区根本无力供应这么多的脱产人员。

萧克是军事指挥员出身，政工能力稍弱，兼任政委后，没有对这种情况做出改变，导致当地百姓负担过重，开始有了怨言。不久后为了补充战斗中损失的兵力，萧克开始在平西征兵，由于宣传工作不到位，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强迫命令”的现象，最终引起了“民变”，在杨成武的驰援下才平息。

如果陈漫远在挺进军当政委的话，不论是精建脱产人员还是征兵，都属于他的工作。在当地老百姓无力负担的情况下，陈漫远肯定是要精简庞大的脱产人员的，战斗部队不能动，但2000余人的机关还是可以精简很大一部分的，报社和剧团，可以精简的就更多了。

这下精简下来的人员，可以充实到战斗部队中去，补充战斗中的损失，这样就不用在当地征兵了，后来的“民变”也就不会发生，挺进军的番号更不会在半年后被取消，萧克也不用来到晋察冀，给聂帅当副手。

陈漫远没有上任，对萧克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他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搭档和帮手，一人身兼数职，精力有限，政工又非其所长，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或者比较简单，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导致兵强马壮的冀热察挺进军未能在平西打开局面，这对萧克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1942年6月19日分局在姚许考察后关于平西工作向中央北方局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