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六一：打火机如花一样绽放

1992年，我所在的城市电视台开了一个晚八点档的栏目，叫《今晚八零零》。电视台网站这样介绍：“一档以舆论监督为核心，以深度调查为手段,以电视评论为特点的栏目。该栏目深度解析时事，评说大众话题。”

查到这个介绍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这个栏目居然还在，只是播出时间从八点改到十点了。这多出来的两小时大约仍然用于监督、评论与解析，但不是舆论监督，而是监督舆论；不是评论与解析，而是解析是否可以评论了。

对我而言现在这个栏目唯一的意义就是它名称中包含的数字。这个数字代表一个我们无权谈论，而且大约已被遗忘的新闻事件。希望你能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一直认为我在开创一种文体，叫“文化时评散文”。我本来以为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扯犊子：由时事扯到文化，而且用散文来扯，一个朋友称之为“扯大犊子”。但现在我发现，其实这种文体真正的特点是：“写出服务器不懂而读者能懂的句子”。要说扯犊子，这才是个遥遥领先的犊子。

我曾在讲授但丁的《神曲》时说：即使你是欧洲人，如果不看注释就明白但丁说的那些事儿，那你无疑具备欧洲中世纪文化领域的博士水平。而现在我发现，我的文章也很有注释的必要了，否则过几个月我自己都看不明白——在有人批评我写得太慢，总是赶不上热点的时候，我辩解说我的文章不是为热点而写，我希望多年后还有人看。但我没想到这事需要一个条件：得有注释。

考虑到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专家如此多而作家如此少以至于研究对象严重不足，多年以后说不定会有人研究我的作品。那时他一定会花很多功夫来写注释。但他显然不是研究中世纪的博士，而是研究另一个神奇时代的博士了。

说了这么多，可能服务器已经能读懂了。我说过，openAI是AI，shutAI也是AI。所以我开始讲故事——如果大风吹来，我就会说：放过故事们吧！毕竟讨人嫌的只是我的议论，而故事总是无辜的。

第一个故事：一个粉红的诞生

多年前，我儿子在一所名校读初中。有一天他带回一个同学，改变了我的认知。

初中入学禁止选拔，据说是为了教育公平，但事实上，儿子的同学们基本都是学习基础很好而家里能给出不菲费用的。所以当我们得知该同学——称他小A吧——父母是乡下来的打工者，不禁有些好奇。我们用成年人的心机，没几句话就问明白了：小A能进入这所名校，是因为在数学方面的“特长”。

在中国，很多概念需要重新解释。例如数学也算我儿子的“特长”，因为他得过某竞赛奖。但我们知道，那纯粹是训练的结果，事实上他对数学既无兴趣也无才能。而小A的特长看来是真的。儿子说有时候他们的数学老师（该老师至今仍是这个城市的头牌名师）会在小A提出某种与众不同的解题思路时这样评价：“咦，你还硬是个天才呢！”

如果一切正常，小A也许能成为一个在数学领域有所成就的人，或者至少利用这一特长为自己赢得不错的生活。

那是个面容清秀的男孩，脸色苍白，身体和同龄人相比显得矮小瘦弱，背有些不自觉地佝偻。他明显没有城市中产孩子中常见的那种漫不经心和没心没肺，始终面带微笑，彬彬有礼。儿子自顾自玩游戏的时候，他就默不作声地在旁边找了本画书看。

小A是个善良的孩子。有次儿子和食堂大叔发生了冲突，怒而不食其粟，遭到同学们的群嘲，只有小A默默用自己的钱给儿子买来饭菜。

我们招待小A吃了肯德基，没吃完的打包请他带回去。当时我有点担心他会拒绝，但他欣然接受了，同时提出想把那本没看完的画书借回去。

见面和分手的时候小A都和我握了手，手很凉。那是深秋，他衣着单薄。

我想把那本画书送给他，但那是一本旧书。所以后来我专门买了一本，加上一本我翻译的莎剧故事，请儿子一起送给他。但儿子对这事不怎么热心，一直拖下来了。

小A数学很好，但之前完全没学过英语，所以英语成绩很差。据说他很努力，但怎么也赶不上。这就使得他在中考这样的总分选拔中处于劣势。初中快毕业的时候，他去了一所“一般”的高中，因为那里愿意提前录取他。很显然，在名小学——名初中——名高中——名大学——好单位的所谓城市精英子弟的上升通道中，他只是偶然进入了其中一环，然后就脱离了。

我们继续从儿子那里听到他的消息。开始是他因为成绩好、爱学习而和那所学校的同学格格不入，常受欺负；后来是他和同学们越来越融洽，越来越觉得读书没意义；再后来是在学校犯了什么事；最后是他要辍学，跟着亲戚去外地打工了。

离开之前他请一群朋友吃了顿饭，儿子也被邀请了，据说小A在席间颇有“杀出一条血路”的豪情。

之后偶尔会听儿子提到，小A“又在朋友圈大骂资本家。”

儿子最后一次提到他的时候是这句话：“他已经完全是个粉红了。”

给小A准备的书，现在还放在我家里，扉页上还有我写的赠言。

其实小A本人就是一段给我的赠言。一个现任粉红的前世，活生生地留在我记忆里，使我意识到，如果把一个粉红当作个体的人，那可能是个善良可爱的形象。

小A和我儿子应该是同龄，今年27岁。这个年龄，和“八零零”这个数字联系起来，是否能使你想到什么？

在27岁的青年中，有多少符合这样的描述：“自幼因家境原因辍学打工”。反正在几乎每一份“警情通报”上都有这样的句子，并配以如下关键词：“内向”、“悲观”、“自闭”、“冲动”，etc.

但公益广告则相反，例如最近央视常见的：“我的孩子可能成为医生、艺术家、航天员。为了他们不被过早夺走生命，请在公共场所禁烟。”

这个广告显然不够哪吒，没说“我的孩子可能成为牛魔王和白龙马”。

我觉得光禁烟是不够的，还要禁打火机。

第二个故事：卑鄙的利己主义者

这个故事发生在几年前，可能大家听说过，可以讲得很简单。

我所在的城市的一所985名校，有一门“科学史”课程即将考试。几个学生有意识地在聊天群里请老师评价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然后整理了老师的观点，向校方举抱了。

有人说这些学生是因为可能挂科而报复老师，也有人说他们想通过举抱老师让这科成绩取消。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至少部分地成功了：老师确实受到了处理。

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故事，它标志着以下两点：

第一点：高等教育中的“教育”已经很模糊了，我们搞不清是老师教育学生还是学生教育老师，即使在老师的专业领域内。

这种情况几十年前曾出现过，那时在教育老师的，今天仍然在教育老师，只不过上次是用皮带，现在是用指示。

也就是说，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我们就完成了一次折返跑。

第二点：如果说这些学生是粉红，那他们和上个故事中的小A是不一样的。他们留在小A偶然进入又被抛出的那条精英通道中，而且留在上部。但他们接受的精英培训的结果，却是狡猾地利用他们自己可能都不认可的荒诞规则去达到卑鄙的目的。

上一个故事告诉我，粉红不一定是恶的；这个故事告诉我，粉红也不一定是蠢的。相反，他们有时候相当聪明。

北大的钱理群先生曾形容一些精英青年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世异时移，粉红的精英们已经不再精致，而是简单粗暴地成了卑鄙的利己主义者。

我曾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个朋友，他叹息道：“只有等这帮小子毕业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他们才会醒过来。”我们都没想到，这个时候这么快就到了。

但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们也未必能醒过来。甚至他们会变得更加卑鄙。

第三个故事：大洋两岸同时发生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最近，可以讲得更简单。

我所在的城市里另一所更为有名的985大学，我的母校，也是我儿子后来的母校，前不久宣布聘用一位日本的著名考古学家为讲席教授，然后遭到铺天盖地的线上批判。

提出批判的人，不管身份如何，大概应是粉红，而批判的内容自不必说了。总之，这是一群没能考进一所大学的人在教育这所大学。

当然，这也不是不行。也在最近，大洋彼岸，就有一位没有考上哈佛大学的人在教哈佛大学做事。但哈佛大学并不买账，哪怕这个人是大洋彼岸最有权力的人。

而我这所母校则从善如流，乖乖撤回了对日本专家的聘请。这说明，在大洋此案，粉红们获得了某种权力，而且是强大的权力。

在这两个故事中，我们这个接近一亿人口的大省中最顶尖的两所教育和学术机构，很熟练地屈从于这种权力。而粉红们，也很熟练于使用这种权力。

这种情况也在几十年前出现过，这是这两个故事的真正要点。

第四个故事：星星火炬的故事

这个故事终于比较古老了，但大家可能更熟悉。

1930年，后来的林元帅给后来的毛教员写了封信，咨询“红旗还能打多久？”教员回信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多年以后的一天，作为少年先锋队员的我恍然大悟：原来少先队的标志：星星火炬，就来自这个典故。

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孩子们在接受星星火炬教育，从未变过。这种教育主要有两种叙事：一，苦难深重叙事，二，斗争胜利叙事。

这两种叙事中有两个大反派：外国人和有钱人。是他们让我们苦难深重，所以我们必须和他们斗争。只要斗争胜利，我们就能过上美好生活。

后来，在一段时间里，生活确实相对美好了，但叙事并没有变：我们的美好生活，不是因为和他们做生意，而是因为和他们作斗争。

有时候，斗争者们发现外国人和有钱人确实过得比咱们好，于是更想斗争了，一边羡慕一边斗争。孩子们一边炫耀昂贵的进口玩具，一边学习打倒外国人和有钱人的故事。

我一直想找到最简单的方式来描述这种神奇状况，在删除了几千字以后，我留下了以下的句子：

1如果不能成为外国人和有钱人，那就仇视外国人和有钱人；

2如果遇到任何麻烦，都仇视外国人和有钱人；

3如果身边没有外国人和有钱人，就仇视远方的外国人和有钱人。

如果这是一种逻辑，我称之为“星星火炬逻辑”：仰望星空，手持火炬，随时准备把星空熏黑。

提供这种教育的人可能并没有想清楚，他们只是本能地复制自己接受的教育——正如上两个故事所说，那是几十年前的。

火炬在手，孩子们就有了某种权力。给他们火炬的人，以为开关在自己手里。但当孩子们带着火炬长大，当第二个故事中的“那个时候”到来，当他们发现别人是天上的星星而他们只是地上的星火时，可能就会燎原了。

粉红到火红，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越野车成本太高，有时候一个打火机就够了。

对我们这代人而言，打火机最辉煌的用途是在摇滚现场点起来，如星星之火。在没有摇滚的时代，打火机也可能有新用途了。

孩子如花一样绽放，但每一朵粉红的花瓣下面，都可能藏着一个打火机。

毛教员除了说星火燎原，还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在某种条件下，这句话的意思是：“世界是星星的，也是火炬的，但归根到底是打火机的。”

第五个故事：一条船的故事

又是多年前，但比前文说的几十年前要晚得多。

当时有篇火文，题目似乎叫《我们在同一条船上》。这篇文章收了很多打赏，据说在被风掉之前，限额30万的银行卡收爆了好几张。

这个故事的要点是：它给了我一个错误的提示：“写这种文章能致富”。同时也给了我一个正确的提示：我当时正好写了一篇差不多题目的文章，于是就发不出来了。

几年以后，我终于有机会在另一篇文章里说了我的观点：我们不像别人是登上一条船，我们是被命运扔上一条船的。

郭德纲曾说：泰坦尼克的沉没，对餐厅里的生猛海鲜来讲，就是生命的奇迹。

泰坦，是希腊神话里的可怕的巨神。所以，我们没有泰坦尼克，只有泰坦克你。

泰坦克你也是一条巨轮，船上装满了火炬。船上的人们兴高采烈，像戴上红领巾跳舞的大妈，一不要脸，二不要脑，三不要命。

这条船如果沉了，连生猛海鲜都跑不了。沉没前会有大火，先把生猛海鲜变成烧烤美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