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屈原改革为何失败？

公元前329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一代雄主楚威王去世，其子楚怀王即位；另一件是魏国人张仪来到秦国，不久成为相国。这两件事为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即位这一年，楚怀王大约30岁。在楚威王羽翼下一帆风顺地成长起来的这位天潢贵胄，性格宽厚、率直和天真。他有着楚国国君传统的责任感，却缺少了一些在战国这个严酷时代生存所必需的狡诈和城府。

楚怀王刚刚即位之时，楚国疆域广阔，国力强大，看起来很有希望与秦国一争高下。在他登基前不久，楚威王刚刚灭了越国，楚国在面积上已经成为当时的第一大国。与此同时，在经济上，楚国物产丰饶，国库充盈。正是凭借这种强大的国力，即位伊始，楚怀王取得过军事上的胜利。《史记·楚世家》记载：“六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齐，齐王患之。”即位之初，楚怀王雄心勃勃，力图有所作为，所以他重用20多岁、才华横溢的屈原，令其“造为宪令”，展开变法。

屈原出身王族，正如他在《离骚》中所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因此，他对国家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天资聪颖，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得到了楚怀王的重用，20多岁官位就高至左徒，也就是副宰相。“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屈原虽然如此年轻，但是因为熟读历史，又多次出使他国，对国际形势和楚国的政治弊端认识得很清楚。

二

就在秦国国势蒸蒸日上之时，楚国走上了下坡路。楚国统治者们恃富而骄，恃大而惰，陷入了“虽有富大之名，其实空虚”（《战国策·魏策一》）的困境。贪图享受、追逐私利的权贵集团畸形发展，成为楚国越来越沉重的负担。

权贵们成天想的就是比富斗奢。楚国贵族们的奢华和享受，是很多国家所不能比的。《战国策·齐策三》中有一个例子：“孟尝君出行国，至楚，献象床。”外国来一使者，楚国就轻易送一张贵重的象床，可见当时楚国之富，也可见楚国上层社会的奢侈程度。张正明说：“楚人做出给马用的错金镂银大型铁带钩来，也是浮华的表现。”（张正明：《楚墓与秦墓的文化比较》）

三

早在宣威盛世中，楚威王就表达过自己的忧患，他发现楚国的贵族对国家的责任心已经不再强烈，把国家的事情放在了脑后。

《战国策·楚策一》有一段楚威王与莫敖子华的对话。楚威王与子华谈论前朝的忠臣，楚威王问子华：“自从先君文王以至不谷之身，亦有不为爵劝，不为禄勉，以忧社稷者乎？”也就是说，从先祖楚文王到现在，有多少不是为了功名利禄、不是为了封爵而为国家肝脑涂地的大夫？莫敖子华列举了令尹子文、叶公子高等人。楚威王听后叹息不已：“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唉，这些都是先代的人物，今天朝中，一个这样的人也没有了！

到了屈原的时代，楚国贵族更是沉醉在享受和欲望当中，进取心越来越弱，腐败越来越深，国家大事根本不放在心上。公元前308年，秦国攻韩，楚师接受韩国请求出救。统帅景翠却同时收受秦、韩两国贿赂，佯装救助而实则观望。因此，楚国在国际战争中经常受挫，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一筹莫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屈原登上了历史舞台。

屈原认识到，楚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点：如果楚国能够认清大势，深入改革，以楚国的国力基础，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楚国虽然没有像秦国那样因为变法而脱胎换骨，但是原本雄厚的基础还在，除秦国外，仍然没有国家能与它抗衡。据《战国策·楚策一》记载，楚国当时的兵力号称“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只有秦国能与它比肩。

在战国中期之后，国际形势已经明朗：天下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就是秦和楚。《战国策·楚策一》云：“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李学勤说：“战国中晚期，天下的重归统一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楚国灭国最多，疆域广阔，事实上已统一了东南半壁，在秦灭六国前，影响最为深远。”（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如果楚国能重新走上上升轨道，那么，最后统一天下的，有可能是楚国而不是秦国。

但如果楚国仍然在歌舞升平中沉醉下去，那么必然会被秦国甩到身后。楚国灭亡的命运也就难以避免。

因此，屈原在楚怀王的支持下，开始了自己的改革计划。

屈原的改革，从人才选拔机制入手。战国时代，各国都争相延揽人才，而王族掌握大权是楚国的惯例，所以楚国很少真正重用外卿。齐国名将田忌南下楚国，只被安置在闲地，“封之于江南”。魏相惠施逃到楚国，楚国干脆不予收留，将他送到了宋国。唯一一次任用吴起，吴起也很快被权贵集团杀死。不仅如此，权贵集团在本国人才中也只任用听自己话的庸人，而那些有进取心的人杰纷纷被排挤出国，因此出现了著名的“楚材晋用”的成语。其实，除了“楚材晋用”外，还有“楚材秦用”。我们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流失到外国的楚国人才名单：伍子胥、文种、范蠡、百里奚、甘茂、魏冉、李斯……有学者统计，从秦武王设立丞相一职，到秦始皇时代，秦国共有丞相21人，其中楚国人竟然占了三分之一，而甘茂、魏冉、李斯三人，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超一流的人才。这些优秀人才不仅流失他国，而且几乎都给楚国带来了极大的打击——伍子胥助吴国攻破楚都，原来在楚国上蔡看守粮仓的小吏李斯后来更帮助秦始皇消灭了楚国，统一了
天下。

所以，屈原的改革方案很明确，那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惜往日》），也就是举贤任能，立法富国。屈原要继续吴起未完成的任务，第一要打破贵族重臣垄断仕途的局面，不避卑贱，唯才是用。第二要追赶各国潮流，实行明确的法治，重新修订法律，使全国上下政令统一，从上到下令行禁止。不过楚国的文化土壤，决定了屈原的政治理想要比法家更富人文精神。他制定的法度虽然严明，却并非商鞅式的严刑峻法，他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命名为“美政”。如果这次改革能成功，楚国很有可能会脱胎换骨，再度强大起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很可能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面貌：如果楚国统一中国，中国社会可能不会出现焚书坑儒这样的文化大毁灭，不会出现“以吏为师”“道路以目”的思想禁锢，也不会出现徒刑遍地、民不聊生的秦朝暴政。很多学者假设过这种可能。比如李学勤说：“可以设想，如果不是秦国，而是楚国统一全国的话，《鹖（hé）冠子》一类的政治设计可能付诸实现。”（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

四

这次变法，可以说是楚国的最后一次机会。

屈原的名作《离骚》描述了他追求政治理想的热情：“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他发誓趁年富力强，大显身手，改革法度，弃旧图新；“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为了楚国的强盛，他奔走操劳，希望君王能赶上前代圣君的脚步，并主动承担起开路先锋的重任。

然而，楚国的政治惰性很难撼动。朝廷重臣争权夺利，倾轧不休，没有人为国家前途考虑。屈原的改革，势必影响权贵们的利益，因此受到了权贵们毫不迟疑的反抗。以上官大夫和郑袖为代表的贵族立刻施展他们娴熟的污蔑诋毁手段。“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受王命起草法律，上官大夫想要提前看看，屈原不同意。上官大夫于是在楚怀王面前进谗言说：“这些法律是本着您的指示起草的，但是臣民们不知道。屈原总是对外宣称，这全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楚怀王很生气，因此疏远了屈原。年轻且没有政治经验的屈原迅速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从左徒改任三闾大夫，只管宗族、祭祀之类的礼仪性事务，不能再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了。

历史的真实也许并非如这些历史记载这样富于故事性。事实上，楚国贵族存在三大家族：屈、昭、景。他们在楚国历史上势力呈相互交替的状态。屈姓一族的黄金时代是在春秋中晚期，进入战国，屈氏已经开始没落，很少有人能进入统治中枢。昭氏代之而起，占据了几乎全部要津。很多学者认为，楚怀王疏远屈原，并非如传统史论所述，是被谗言所惑。而是他破格任用屈氏一族的屈原，破坏了官场原有的生态结构，遇到了昭氏一族的强烈阻力，才导致了屈原被罢免。

我们无法准确地复原历史，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楚怀王无力对抗权贵集团盘根错节的庞大势力，在政坛根基不牢的屈原迅速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他的改革事业也就此中断。一心报国的屈原悲凉地写下这样的诗句：“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九章·惜诵》）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各国争相变法而日新月异的同时，楚国政治却沿着旧节奏缓慢地继续走下去。权贵集团的惰性和内争，断送了楚国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

本文授权摘自张宏杰《楚国兴亡史：华夏文明的开拓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