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医之形成：近代中医史研究的问题与视野

“近代中医史”是指近代西方医学传入后中国本土的传统医学“抗争图存，自强发展”的历史。时至今日，有关近代中医史的研究成果不断出新，且早已超出医学这一固有范畴，成为学界研究近代民族国家意识与社会思想潮流的切口。但却很少有研究从学术史层面回顾与反思近代中医史这一研究范式的形成、演变，应有的研究视野及其未来可以进一步展开的研究方向。基于此，应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高晞教授之邀，浙江中医药大学郑洪教授于2025年5月16日，在复旦大学进行了题为“近代中医史研究的问题与视野”的讲座，从其自身参编《中医近代史》《百年中医史》等著作的经历与感受出发，带领与会听众了解近代中医史研究的“前世今生”。

郑洪教授

一、近代中医史研究状况的回顾

近代中医史的研究历程，整体上可以划分为批判议题（1978年以前）、现代化议题（1978-1990）、社会化议题/临床史观（1990-2000）与多元议题（2000年以后）四个阶段。在郑洪教授看来，1978年前并不存在着严格意义上的近代中医史研究。彼时涉及近代中医的研究往往是一种基于革命史语境所产生的批判议题，即以近代中医被压制摧残为例说明国民政府的反革命性，同时承认近代中医学术处于一个持续发展的态势，并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通过拔高后来中西医团结合作方针的优越性以批评近代中医的会通思潮与科学化主张。这样的论调仅可视作一种对近代中医所下的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无法将其视为有系统且专门的学术研究。即便此时近代中医史的研究范式还未成型，但围绕中医如何发展及人才培养所产生的中医路线之争，即维护中医传统的纯粹性还是积极提倡中西医结合，却为1978年后近代中医史的书写取向埋下了伏笔。

1978年起，中医研究院（现中医科学院）开始招收研究生。首届医史文献专业研究生赵洪钧所撰写的《近代中西医论争史》，成为真正意义上近代中医史研究的开端。《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确立了以中西医论争为主题书写近代中医史的基调，在铺陈近代西方科学医学传入及清末医学界变迁背景的基础上，着重阐述辛亥革命后与中西医论争关系密切的几次重大事件，如孙中山与中西医之争、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废止中医案，以及中央国医馆和中医研究院成立等，并对近代中医教育史、近代中医学术史和“废止中医思想”皆有所着墨。即便此书处在中医界内部支持中西医结合与要求中医坚持传统特色的学术争论漩涡中，但无论如何，赵洪钧以《近代中西医论争史》所确立的近代中医史研究范式，对后续的相关研究仍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与《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

而随着1982年衡阳会议确立“在中医机构中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中医发展方向，以及198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中医界内部思想逐渐统一，也由此开启了在官方层面开展近代中医史研究的契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中医研究院李经纬牵头的《中国医学通史》编纂工程通过立项，并委派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主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的中医部分。邓铁涛以其“过来人”的身份，为近代中医史的研究提出了几点原则。他认为近代中医史需要与中国近代史合拍，将近代中医命运与近代中国命运相绑定。由于中医界把精力始终放在抗争和论战上，疏于学术研究，导致近代中医与西医的快速发展相比显得停滞不前。即便如此，近代中医人数多于西医，仍承担着人民主要的医疗保健任务，在近代医疗环境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要承认中医思想具有合理性与精华，对传统的中医理论体系做出正确的评价，近代中西医学的汇通并不是中医理论研究的主流。基于此，邓铁涛带领以广州中医药大学为核心的研究团队，确立了近代中医抗争史的书写主题，着重于对新式的中医学校、医院、团体和刊物等社会化议题的梳理，并提出了用临床价值评价人物思想和实践的临床史观。

到2000年以后，近代中医史研究进入了多元时代，主要表现为历史学者对该领域的探索，及中医界对地方性中医史的关注。历史学者从权力与知识、空间与身体等角度切入，对近代中医史议题进行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述。如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皮国立的《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以及雷祥麟的《非驴非马：中医、西医与现代中国的相互形塑》等。中医界则在完成集体性的医学通史编纂任务后，开始着力挖掘地方中医史的特色资源。如广州中医药大学开始编撰《岭南医学史》，将近代岭南医学演变状况，归纳为一个在国家弱行政干预下所形成的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中西医学知识融合范本。此外，随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中医学术流派传承规定的出台，有关近代中医学术流派的历史研究也纷纷出现，这些研究成为现代中医塑造流派认同的手段与工具。

二、近代中医史研究的中心问题

2016年，由时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领衔主编的《百年中医史》出版，可以视作是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医学界有关近代中医史研究的一次整理与总结。《百年中医史》依旧落笔于近代中医如何反抗压迫并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叙事基调，同时希冀能够以史为鉴，在总结近代中医衰落原因的基础上促使其在当下社会更好的发展。从《百年中医史》来看，近代中医史研究的中心问题可以概括为两大主线与四大危机（问题），即将民国中医的行为实践概括为“抗争图存”与“自强发展”两条主线，以及围绕图存与发展时，近代中医所需解决的存亡危机、学理危机、价值危机和权利危机。

《百年中医史》

存亡危机，即要不要废止中医，是近代中医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探讨中医为何免于被废，或中医的抗争行径，也是绝大多数近代中医史研究的落脚点乃至出发点。中医因不符合科学原理而似乎无法摆脱被废止的命运，但中医存而不废的最终结局，却揭示了近代中医生存环境所依托的文化、情感和经济要素，如提倡中国医药就是保全中国文化经济，以及民众对中医药所仍然抱有的朴素情感，最终使得中医能够避免科学或西医的全盘绞杀而存续于近代中国社会之中。

科学在近代中国社会被普遍接受的事实，不只给中医造成了生存压力，同时也引发了中医的学理危机。中医需要解释清楚自身理论体系的所以然。反中医大将余云岫即从中医理论凭空杜撰绝非事实、诊脉治病实属无稽、预防疾病疲软无力，以及阻碍科学化等方面问难于中医，而中医医家则从气化理论、治疗经验的价值等方面予以回应，并展现出乐于更新理论并提高疗效的革新倾向。近代中医史的研究即关注于中医与西医或其他社会阶层的学理论战，从中展示中医理论的包容与赓续，为现代中医的发展汲取灵感。

余云岫 恽铁樵 《<灵素商兑>与<群经见智录>》

即便中医采用各种方式维护其学理的正当性，但挟科学之力而得以日进益新的西医，还是对中医的存在价值提出了挑战。当西医能以更高效快速的手段优于中医进行诊疗时，中医学的价值仍会显得黯然失色。中医究竟是与西医并驾齐驱，还是仅能成为西医体制的一种补充？近代中医史研究除了从传统科学观、知识观的角度对中医价值进行阐释外，文化人类学者也开始以中医为个案，探讨中医的治疗价值。

民国中医如何提出并解决自身的权利诉求？或者说中医在国家与社会中应如何定位？是近代中医史研究所关注的一个较为主要且实质的问题。相较于争辩中医是否科学这样一个似乎没有答案的话题，回到民国语境下追溯近代中医如何将自身嵌入一个新式国家制度体系与社会空间的过程，成为当今中医知其所来的一个关节点。近代中医史研究从政治史（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争议）、法制史（《中医条例》立法争议）、教育史（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等方面入手，探讨近代中医如何通过学理变革、政治抗争、集群共进、形象重构等手段，以希冀达成医疗国家化、教育国家化、科学建制化和行业职业化的目标。这些议题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三、近代中医史研究的立场与视野

对近代中医史研究的梳理与分析，需要注意其背后所蕴含的立场问题。尽管中医界与历史学界皆关注于近代中医史的研究，但二者相较起来却貌合神离。这种内史与外史之间的隔阂，不仅仅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与思维训练所造成的，也与研究双方的身份立场息息相关。对中医界来说，近代中医史是一段屈辱的回忆，如何通过近代中医史的书写或研究，塑造中医在当代的地位与价值，成为中医界从自身立场出发开展近代中医史研究的出发点。中医界的近代中医史研究或从忠于中医的情感入手，以“无知与偏见”为题讨论中医存废百年之争，实意指摘当下仍然回荡在社会中的废止中医论调；或将近代中医界的种种变化括以重大创新之名，以揭示现代中医革新发展的历史渊源。这种基于身份导向所造成的近代中医史研究旨趣，与历史学界的近代中医史研究有所差别。当雷祥麟以《非驴非马：中医、西医与现代中国的相互形塑》一书在历史学界大放异彩时，中医界反而会被书名中的“非驴非马”一词刺痛敏感的神经。除身份立场外，影响近代中医史研究取向的还有认知立场。认知立场涉及如何定义中医或如何看待中医的问题。对中医的理解程度，或对中医与西医及科学之关系的看法，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近代中医史研究的选题范围、论述角度与结论倾向。

《无知与偏见——中医存废百年之争》《近代中医界重大创新之研究》《非驴非马：中医、西医与现代中国的相互形塑》

近代中医史的研究需要具备贯通视野与全球视野。所谓贯通视野，即讨论近代中医史需与当代中医发展现状与实际勾连起来。现今中医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医医院的体制建设，以及中医的社会地位与价值等，并非无本之木凭空产生的，而是由近代中医在不断的探索与改进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历史逻辑的存在造就了近代中医与当代中医在学理与制度方面的连续性。研究近代中医史可以更好地了解当代中医是如何生成的，并在贯通视野下找寻未来中医发展的可能方向。所谓全球视野，即在全球范围的角度看待中医的生存空间，并在思考中医海外发展这一现实问题的基础上考量近代中医史研究所需回应的问题或书写的取向。

在结语部分，郑洪教授简谈了进一步深化近代中医史研究的可行方向。近代中医知识史的研究备受目前学界的关注。相对于讨论中药知识的历史，有关阴阳五行、虚证实证等中医传统理论与概念的知识史研究难度较大，其涉及的社会文化问题也更为深入，因而在构成当下近代中医史研究“显学”的同时也更具挑战性。正如近代中医史研究的全球视野所揭示的那样，中医已走出国门，在国际社会中扎根并产生影响，因而讨论以西方中医或华侨中医为主体的海外中医史，思索中医如何在陌生的医疗社会环境里生存并传播中医知识，值得目前的近代中医史研究者所注意。随着相关档案与资料的公开，中医与抗战的历史也逐渐为人注目，中医界如何参与抗战，或在战争活动中如何进行医疗救助，同样是了解近代中医史的一面镜子，亦能丰富抗战史的研究面相。

讲座最后，郑洪教授同与会听众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从近现代中医教育之承继关系、近代中医史史料辨析、岭南医学理论，以及近代中医史对中医界实践是否具有影响等问题展开讨论，增进了与会听众对近代中医史研究的更多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