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客观上取消了对全国许多跨行业的群众组织的承认。
关于大联合问题,“文革”期间前后提出过两次。不过,两次联合的对象和目的是不同的。一是提造反派联合,一是提革命派联合。
第一次联合,是1967年初为了夺权而提出的,要求联合的对象是各个造反派。
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成功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强调大联合是“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旨在让亿万革命群众以大联合为核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
“上海夺权”,就是各个造反组织联合之后的成果,对全国有着典型示范效应。之后,有样学样,不少地方的造反派为了夺权而进行了联合。如,1967年1月22日,青岛的“青岛东方红”、轻工造反分部、八一兵团、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等23个群众造反派组织联合夺取了中共青岛市委、市人委的一切权力。1967年1月25日,“宁夏工矿企业造反联合总部”等22个“造反派”组织在银川宣告成立“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并接管了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此外,1967年2月,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促进了北京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的联合。3月,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进一步推动了中等学校红卫兵的联合。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由于造反初期,各派之间因观点和权利之争,存在严重分歧,互相指责,不仅实际联合困难,还发展成两大派别的武斗,甚至全面内战。冲击军事机关、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破坏交通、抢夺国家资财的事件时有发生。社会动荡不安,生产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发生了冲击外国使馆和威胁外国侨民安全的重大事件。
对此,中央相继出台了多项措施加以整治。对一些混乱严重的党政部门和重要机构实行了军事管制。要求各地造反派停止武斗,开门整风,斗私批修,消除派性。
第二次大联合,是在毛主席巡视各地“文革”开展情况之后提出的,是包括“造反派”“保皇派”在内的所有派别的大联合。
1967年7-9月间,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文革”开展情况,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批评了不利于联合的做法。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文革”要按照“造反,夺权,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一步一步来”,最终实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目的。如今,夺权大部分实现,应该进行“大联合”了。
10月17日,中共中央等联合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号召各单位按系统、行业、班级实行大联合,以利于建立革命“三结合”和开展“斗、批、改”。
一些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在革委会引导和军队介入下,开始尝试消除分歧,走向联合。部分产业工人中的造反派组织率先实现联合,为后续的“三结合”和建立革命委员会奠定了基础。同时,一些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也逐渐减少对立,实现了不同派别之间的联合。之后,对那些派性严重的单位,派出工宣队、军宣队,促使对立两派实现了形式上的联合。
不过,由于受极“左”思潮和武斗的影响,一些派别之间积怨太深,矛盾短时间难以调和。有的地方,各派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联合,但矛盾和冲突仍在,甚至出现新的矛盾和斗争,武斗现象也未能完全杜绝,未能形成真正统一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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