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琳 | 美国汉学家狄百瑞：以新儒学研究推动中西文明对话

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1919——2017年）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是美国新儒学派的主要创建者。狄百瑞的新儒学研究对美国乃至国际汉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专著及汇编文本亦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为中西文明对话搭建起新的桥梁。他所编撰的东方文明系列读本被多次再版，屡获美国教学奖项，为美国多所高校通用教材，有效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用新儒学研究批判西方“冲击——回应”模式。攻读博士期间，狄百瑞论文研究对象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自开启对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译介，狄百瑞便被深厚的新儒学所折服，并将其确立为一生所执着的学术研究。狄百瑞研究的新儒学是一个海外汉学中的概念，与国内的现代新儒学、当代新儒学等皆不同。它通行于西方汉学界，研究内容主要为唐末至清初儒者在重振与坚守儒家思想上所作出的努力。

1953年，狄百瑞发表文章《重评新儒学》，并于1957年开始承担“新儒学研究”项目，出版系列相关书籍，推进美国儒学研究从政治运作角度，转向深入儒家人格和文化思想内部，并促使美国汉学研究重心逐渐从先秦转向新儒学。随着新儒学的影响力逐渐提升，大量新生力量的加入，新儒学学术研究对象内容逐渐扩展至“道统”“理学”“乡约”“社学”“书院”等各个方面。时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儒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得以建立。

狄百瑞汉学研究起步的20世纪40年代，正值美国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盛行时期，其中尤以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最为典型，认为中国的过去静止不变，无法自我更新，需依靠外力才能发展进步。狄百瑞并不赞同此种看法，他以颇具批判思维的新儒学代表人物黄宗羲为例，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指出中华文明尤其是新儒学，不仅具有批判精神，更有与异质文明沟通对话互补互融、推进自我革新发展的能力。狄百瑞亦不赞成韦伯、汤因比等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历史材料的方法，认为人们应该立足世界文化多元立场，否定以西方理论解释中华文明的方式，指出其“具有的自我批判、创造和发展之能力”。在研读《明夷待访录》的过程中，狄百瑞发现新儒学对传统君、臣身份定位等问题的批判，很好地驳斥了西方认为中华文明静止、停滞等观点。新儒学对“法”的认识，反击了西方认为中华文明封建、落后等观点；对书院“清议”等功能的认识，证明了中华文明自身已具有进步思想，而非只有依靠西方文明的刺激才能转化发展等观点。

狄百瑞认为中国思想文化具有革新力和创造力，而新儒学则是最具这种革新力和创造力的代表性学说。他坚信中华文明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发展演进，根本无需其他文明的冲击和影响，印证这种观点的还有新儒学思想中“理学”的理性思维方式、“心学”的个体思维方式，以及《明夷待访录》等新儒学代表作品中呈现出的东方人权等需求。

把新儒学视作中西文明对话的桥梁。狄百瑞指出，在世界大融合的当今社会，中西文明对话尤为重要，新儒学因其自身所具有批判、革新与发展之能力，并同时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近代性特质，是成熟独立的思想体系，具备与西方文明对话之条件。

狄百瑞开展的新儒学研究，不仅认可并让世界看到丰富独立的东方文明，更是强调以他者视角检视自我文明，通过文明对话互补互融，能够促进文明自我更新。例如，狄百瑞提出的以新儒家的人格主义观照西方的个人主义。

西方盛行的个人主义导致威权主义的弊端日现，狄百瑞看到了西方文化中“个体与群体的冲突”，并认为纯粹的个人主义是不合理的，因为事实上每一个个体都必须生存于一个有秩序的统一体中，“没有真正单独的个人可以存在”，“只要是一个人，他必须生存于一个群体之中”。而在欧洲文化内部似乎是无法解决个体与群体的冲突这个问题了。

狄百瑞在新儒学研究过程中发现，与西方个人主义不同，新儒学强调人的自主性，同时也强调个人之于“道”“天命”的强烈责任意识，以及个人与集体之间价值实现的良性互动关系等，这种能够缓和西方个人主义之内部矛盾，介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个人主体认知，被狄百瑞称为“人格主义”。新儒学“人格主义”对自我的规定是整体性、综合性的，具体而言即身与心的统一、天与人的统一、个体与社群的统一、阶段性与过程性的统一。狄百瑞有关新儒学人格主义的解读，拓宽了西方有关个体认知的维度，对西方反思个人主义的弊端有深刻启示。

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的传播。狄百瑞将其以新儒学为核心的学术研究，悉数投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教材编写和教育实践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

1949年，狄百瑞主持“哥伦比亚大学新东方研究”项目课程教材翻译编写工作，开启中华文明教育实践历程。该项目的具体任务是翻译并编写开设“东方文明”课程所需要的教材，代表作品有《走进东方经典：大众教育之亚洲文学与思想》《东亚传统典籍汇编》《新儒学词典：北溪字义》等。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传统典籍汇编》套书中，狄百瑞具体负责的章节内容，几乎涵盖新儒学时期所有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包括韩愈的《谏迎佛骨表》、欧阳修的《正统论》、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程颢的《论十事札子》、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等，弥补了国际汉学界新儒学阶段学术资源的不足，系统展现出中华文明发展的连续性，扩大了新儒学在美国乃至国际汉学界的影响。

在其从事教学工作的半个多世纪里，狄百瑞极大地推动了哥伦比亚大学乃至美国“东方人文”“东方文明”课程教学的发展，使美国乃至世界的亚洲文明教育发展受益。1987年《纽约时报》报道称，“狄百瑞的《中国传统典籍汇编》在过去25年里成为大学非小说类畅销书第四名”，同年狄百瑞获得马克·范伦杰出教学奖。

2017年7月14日，98岁高龄的狄百瑞在纽约去世。狄百瑞的新儒学研究，立足世界文化多元视角，认可并遵从中华文明特色，对新儒学进行全方位多层次解读，并努力找寻人类在根本价值追求上的同质性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以期在中西文明对话中增进彼此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以新儒学研究为依托，狄百瑞一生致力于推动异质文明对话交流，完美实践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远大抱负。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