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修订如何利用新见出土文献？

从西汉司马迁开创纪传体史书体裁以来，中国历代都将修撰纪传体正史视为国家大事，宋代形成了“十七史”，明代有“二十一史”，清代乾隆时最终形成“二十四史”。“二十四史”作为记载中国悠久历史最系统、最权威的核心典籍，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修史传统，是深入研究中华数千年文明史的基本依据。

2007年中华书局启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2013年开始出版第一种成果《史记》，此后不断推出新的史书整理本，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产生了广泛影响。

我本人在2006年参加了这一项目启动的专家论证会，会后又曾针对修订工程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过建议。此后承蒙修订工作主事者的信任，我有幸承担了《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三史的修订主持工作，其中两《五代史》已于2015年8月顺利出版，《旧唐书》修订工作仍在加紧推进。

“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专家论证会（2006年4月）

今年，两《五代史》修订本出版已有十年，《旧唐书》修订也将进入收尾阶段，我受光明日报“丛书丛谈”栏目之邀，谈一谈对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个人理解和体会。

1.传承正史修撰传统，

总结古籍整理经验

“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工作，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1958年毛泽东主席指示点校“前四史”；新中国第一部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中，已经将点校“二十四史”列入计划。20世纪50—70年代，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学者，历时二十年完成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为此后数十年的古籍整理事业奠定了基础，确立了范式，树立了标杆，也深刻影响了文史学界的研究面貌。

1973年春，参与“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的部分学者和编辑合影。其上文字为启功手书。

点校本“二十四史”通行数十年后，我们意识到点校本“二十四史”在新的历史时期，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逐步开阔的国际视野，使我们了解到海外还有许多史籍善本的存在，各断代文史研究在基本文献的考订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些都要求我们既要继续前辈学者恪守规范、谨慎取舍的治学传统，同时完整利用传世善本并充分吸取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保质保量地完成新的修订工作。

我本人承担的三部史书中，《旧唐书》《旧五代史》两部的原点校工作都是由我所在的复旦大学中文、历史两系教师承担，其中许多都是我的老师，更让我觉得责任重大。本人有《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作为基础，在《旧五代史》修订的前期准备方面最为充分；而《旧唐书》也因多年前曾有两《唐书》本传考证和《唐史长编》的编纂设想，在他校文本的准备方面有较宏大的格局。

目前修订工作已经进展多年，两《五代史》出版后得到了学界认可，但是由于《旧唐书》所涉文本问题极繁复，今人研究极丰富，修订工作量大事繁，尚未最终定稿。我们深知学界对此瞩望甚殷，目前正全力推进，尽可能圆满完成。

两《五代史》

2.提升文史研究水准，

探索文献整理范式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推进了十余年，全社会已经普遍认识到修订工程承载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但是关于修订工程的一些工作原则，普通读者甚至学术界或许不够明晰，有必要反复重申，进一步明确正史文献整理的学术追求。

首先，本次修订特别重视善本利用和版本对校。以《旧唐书》为例，原点校本以岑氏惧盈斋刊本为工作本，当时是考虑到该本订正了宋、明本的许多版刻误字，同时又有清罗士琳《旧唐书校勘记》广校群书的研究基础。当代学者则指出该本对《校勘记》的利用并不充分，且继承了武英殿本的许多误改文字。本次《旧唐书》修订，决定改用百衲本为底本，并通校了百衲本所据底本——宋本和闻人诠本，一方面订正了百衲本修润造成的失实，一方面补校了百衲本没有影印的闻人诠本。同时还将湖南图书馆藏叶石君校本、上海图书馆藏明嗣雅堂抄本等重要版本列入参校。版本发掘和对校方面充分的工作，确保了史书修订的质量。

其次，重视他校、本校及其分寸把握。以“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辑佚书《旧五代史》为例，本书仅存邵晋涵从《永乐大典》中辑佚的四库馆文本，此后各本虽经过多家校订，错误仍然极其严重。本人《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在全面利用五代文献的基础上，重新辑录文本，其中特别揭示了《旧五代史》编纂时所依据的五代实录原文在《册府元龟》《五代会要》等书中有丰富的保存。但是点校修订工作，是针对清代辑本，而不是重做新本。在他校方面，也需要斟酌校改尺度，即使在根据《册府元龟》引用五代实录的内容可以发现《旧五代史》文本错误的情况下，也需要判断清楚错误是形成于薛居正等修史时，还是《永乐大典》录文之时，或是在清辑本抄写过程中。

《册府元龟》

最后，把握校史和考史的分际。唐史研究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有成就的领域之一，在修订《旧唐书》的时候，我们也全面搜集了最近几十年与唐史有关的各种出版物、大量期刊论文和我国港台及日本学者的有关论著，充分利用前人研究成果。但是，由于《旧唐书》是以唐代国史、实录为主要依据编写而成的正史，而唐代国史、实录的去取本来就有很严格的限制，敦煌吐鲁番文书、墓志、碑刻中保存的事件及人物传记等等，正史不可能全部载录，因此，我们今天重视新见出土文献对于唐代文史研究之价值，却不能要求正史修订中完全吸收新见文献考订的成果。多数情况下，墓志材料等需要与传统文献结合后才确定是否据以改字，如果仅有碑志记载，缺乏文献佐证，绝不轻改。一些学者期待《旧唐书》的点校修订工作可以提供一个尽可能史事错误较少的文本，凡有误处都给以纠正，或者出校记给以提醒，但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认识到，修订工作必须服从“二十四史”只做校史、不做考史的基本规范，上述期待应该由新的著作来完成。

3.培养文史研究人才，

锤炼古籍出版队伍

20世纪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在出色完成出版工作的同时，也为中国历史研究和古籍整理事业培养了人才。承担点校工作的各高校，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发展，成为国内断代史研究和基础文献整理的重镇。以赵守俨、宋云彬为代表的中华书局前辈编辑名家，多年献身“二十四史”点校出版工作，后来他们编辑出版的图书也让学术界颇为受益。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留影

左起：赵守俨（中华书局编辑）、翁独健（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白寿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英芳（中华书局编辑）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启动伊始，总修纂任继愈先生就曾表示，要像20世纪“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一样，借这次修订的机会，带出一批青年学者，使他们成为未来古籍整理的中坚力量，保证学术发展薪火相传。实践证明，对年轻人来说，这确实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已经有多位青年学者在繁复的工作中受到了非同寻常的历练，脱颖而出。

我在承担两《五代史》和《旧唐书》修订工作后，复旦大学校领导为我配备了唐雯、仇鹿鸣两位专职研究人员协助工作。唐雯是我的学生，文献学基础较好，而仇鹿鸣则专治魏晋南北朝隋唐政治史，所学可以互补。他们在参与工作后，认真反复学习修订文件，揣摩原点校本的工作规范和原则，心无旁骛地从事修订工作。目前唐雯、仇鹿鸣已经成长为在文学、历史和文献学研究领域具有专精造诣的学者。

新旧《五代史》修订组成员在出版座谈会上。从左至右：唐雯，陈尚君，仇鹿鸣。

《辽史》修订组也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辽史》修订主持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浦江教授（1961—2015），长期从事辽金史和文献学研究，还具备极强的计划和组织能力，他通过定期组织读书班的方式，不仅稳步而高效地完成了《辽史》修订本，还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学生。刘浦江教授不幸英年早逝，但他在生命最后时刻仍坚持完成了《辽史》修订统稿工作，该书最终由他的学生配合中华书局完成最后的编辑出版环节。点校本《辽史》修订本出版后，其学术水平和出版质量得到了普遍认可，刘浦江教授的学生们也成长为当今辽金史研究和古籍整理领域的中坚力量。

刘浦江教授在《辽史》修订项目总结会上

中华书局作为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出版方，确保整体出版质量方面的经验是依靠程序管理，在编辑环节执行严格的工作制度。修订工程的每一部史书都安排了责任编辑专人对接，同时由初审、二审、三审组成编辑组，协同工作。具体参与编辑审稿的工作人员，大多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硕士、博士，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有丰富的编辑实践经验，与修订团队、外审专家保持密切沟通，从编辑的角度保证和提升修订项目质量。此外，每一部史书还会安排责任校对，负责包括底本校对、工作本校对等多个校次工作，保障编校质量高于一般图书标准。

中华书局以程序制度保证质量的做法，经过多年实践，的确是行之有效的。在修订工程的实践中，中华书局也培养了编辑的扎实功力，通过编学相长提高编辑的学术修养，不仅为修订工程打造了一支“国家队”水平的编辑出版队伍，更使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后继有人。

总之，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继续凝聚学术界、出版界精英力量，在前贤基础上，做好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打造一套文字更精确、更具学术价值的整理本，是传承千年修史传统的当代实践，对于保护中华民族宝贵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重大。我们会本着对国家、民族和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出版工作。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2025年5月3日6版，原题为《循规范以求新，在摸索中前行》。

作者：陈尚君，系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来源 ：“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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