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乾隆清宫执壶竟有罕见的“中西联名”，揭开铜胎画珐琅器的神秘面纱

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在百岁故宫中的大约186万件套文物中，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翯在工作中意外发现了一件清代宫廷器物——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执壶，壶底同时印着“乾隆年制”的大印和西方工匠的名字，这个重大的发现在清宫画珐琅的收藏及研究当中尚属首次，此种现象在故宫博物院上百万件藏品当中亦可谓罕见，这也许是中西“联名”的鼻祖。《荣耀时代——皇家珐琅的尘封往事》以这件清代宫廷器物——菊花纹壶上的西洋工匠签名为缘起，逐步揭开铜胎画珐琅器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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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王”路易十四

公元1643年，5岁的路易十四（又称为“太阳王”）继承王位，他在位70余年，1715年9月1日于凡尔赛宫逝世，享年77岁。随着东印度公司将中国的器物源源不断送到欧洲，“中国风”悄然在法国宫廷兴起。路易十四对遥远的中国非常感兴趣，喜欢中国风格的家居，收藏了大量的中国瓷器。早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在中国传教的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回罗马述职，与他同行的是一个叫沈福宗的中国人。他们在访问巴黎时得到了路易十四的特别接见，路易十四还特别向他们展示了只针对贵宾的喷泉表演，不仅如此，还特别安排他们和宫廷御用珐琅大师会面。无论喷泉还是画珐琅，都是当时中国所不具备的，显然这是“太阳王”的精心安排，借以炫耀法国的科学和技术。遗憾的是，沈福宗在回中国的途中染病去世，未能将其所见所闻传回中国。为了打破葡萄牙在海上的垄断地位，争取远东的盟友，1685年路易十四决定向中国派遣使团。为避免和葡萄牙的冲突，使团特别以“国王的数学家”的名义前往。康熙二十六年（1687），“国王的数学家”传教士使团来到中国，他们带来当时法国的先进科学仪器和包括画珐琅器在内的众多精美器物，其中有一件铜镀金壳开光人物像怀表，此怀表是路易十四送给康熙皇帝的礼物，亦是两位帝王之间交往的重要物证。

路易十四送给康熙帝的礼物，无疑是友好的表示，但其中也暗含着炫耀的成分。后来康熙帝派人请求他派遣画珐琅工匠前往中国，他却不愿如此，说明他并不想真正把画珐琅的技术传授过来。尽管如此，依然可以说是在路易十四的推动下，康熙帝意识到画珐琅是西洋人引以为傲的技艺，从而激发了其模仿并试图超越的决心。下图是路易十四写给康熙皇帝的信。

译文 ：至高无上、最优秀、最强大、最宽宏大量、最不可战胜的亲爱的君主，我们最亲爱的好朋友，愿上帝保佑您更加伟大，幸福美满。得知陛下您求贤若渴，希望在您身边和整个帝国内拥有诸多精通欧洲科学的博学之士，因此数年前我们决定派遣我们的臣民，六位博学的耶稣会数学家，为陛下带来所有最新奇的科学知识，尤其是我们巴黎城内著名的皇家科学院所获得的天文观测新知。然而，将您我两国分隔开来的漫长海上航行容易发生不测，且耗时长久，充满危险。因此，为了满足陛下您的需要，我们决定派遣另外几名同样是数学家的耶稣会士，随同叙利伯爵一道，通过陆路前往贵国。这条陆路行程更短且风险更小。作为我们尊敬和友谊的象征，他们会率先抵达您的身边。所有非凡之事的忠实见证者叙利伯爵在归来之时，能将您一生的辉煌功绩表出来，这将是我们获得的回报。我们愿上帝保佑您光辉伟大，幸福完满。

1688年8月7日于马尔利

基于政治的考量，路易十四开创了中法之间的直接交流，伴随而来的是艺术上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是马上表现出来，而是润物无声般地持续了长达一个世纪，铜版画的引进和传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著名的铜版画《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在乾隆三十年（1765）于法国制作，追根溯源，正是当年路易十四将铜版画作为礼物赠送给康熙帝，让中国的皇帝认识到了铜版画的政治宣传作用。

画珐琅亦是如此，如果不是作为路易十四的礼物来到中国，相信也会以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传播过来。但是，会不会引起康熙帝的极大关注，能不能最终导致康雍乾时期精品迭出，恐怕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

传教士

传教士在 17、18 世纪“西学东渐”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对于画珐琅工艺的传播更是如此。如果说康熙帝和路易十四是画珐琅工艺传播到中国的推动者，那么传教士则是具体的实施者。康熙二十四年（1685），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精选了洪若翰 、张诚、白晋、刘应、李明等传教士作为国王使团前往中国，康熙二十六年（1687）七月二十三日，他们到达宁波，八月二十五日，洪若翰即写信回国报告说画珐琅制品非常受欢迎，要求能得到更多。第二年的二月，使团到达北京，白晋和张诚被康熙帝留在宫中，张诚在1691年写给路易十四的信中说康熙帝希望找寻“通晓制作珐琅和玻璃秘密的人”，其所提“珐琅”即是铜胎画珐琅，但是没有得到回应。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专门派白晋回法国，再次向法王要求带回科学家和珐琅工匠回到中国。但是，路易十四依然没有派遣珐琅工匠前来。康熙三十五年（1696），在德国传教士纪理安的直接管理下，清宫玻璃厂得以设立。珐琅釉料与玻璃成分基本相同，故从这个时期开始，或者说至迟从这个时期开始，清宫国产珐琅釉料在传教士的帮助和指导下已经开始制作。洪若翰在当年十月底写给罗马教廷的信中说 ：

康熙皇帝正在建设一个漂亮的玻璃工厂。遵照皇帝的旨意，纪理安神父承揽了此事。我请求你们立刻从我们优秀的玻璃工厂选派一至两名优秀的工匠给我们……同时选派一名精良的画珐琅工匠来。

之后，洪若翰又在十二月两次致信法国，要求派珐琅的专家来帮助纪理安。时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耶稣会士穆敬远也在信中说，纪理安不仅要教授玻璃的生产，还要教授珐琅的制作。另据1711—1716年罗马耶稣会档案，康熙帝经常召见传教士到养心殿，对中国工匠掌握技术的程度非常关心，可见当时是传教士在指导中国工匠制造画珐琅器。文献显示西洋传教士来到紫禁城，康熙帝都会问询是否会制造珐琅器或者绘画珐琅的技术，著名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一则日记【康熙五十五年（1716）三月写于畅春园】当中说：

康熙皇帝对我们欧洲的珐琅器以及珐琅彩绘的新技法着了迷，想尽办法要将画珐琅的技术引进到他早就为此目的在宫中设立的作坊中。由过去瓷器上用来施彩的颜料以及他设法得到的几件欧洲珐琅器，制作画珐琅这件事变得可行。皇帝指派我和郎士宁（1715年抵达澳门）用珐琅料来彩绘。然而，考虑到可能要和一群腐败的人从早到晚在宫中作坊里相处，就觉得不能忍受。我们就推托说从未学过此项技艺。即便如此，在命令的强迫下，我们只好遵从。一直画到本月的31号。我们俩谁都未曾学过此项技艺，而且都下决心永远都不想学习掌握，所以就故意画得很糟糕。皇帝看到我们的作品，说“够了”。我们也因此从奴役的状态下解脱出来。

康熙五十八年（1719），法国传教士陈忠信来到紫禁城，康熙帝对他的评价是“会珐琅者不及大内所造，还可以学得”，而法国传教士冯秉正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写给巴黎的信中透露了更多的信息 ：

在我去年的信中……我提到兄弟安泰和陈忠信的平安抵达，并在北京受到了康熙皇帝的首次接见和热烈欢迎。皇帝希望能任用他们的专长……假如陈忠信来前能在欧洲学习一些珐琅技术会更好，就像安泰学过医术一样。因为对陈忠信而言，有两件事是他始料未及的。第一，他抵达后发现中国人并非完全无视珐琅的制作过程。事实上，虽然中国工匠应皇帝的要求开始试验制作画珐琅不过短短的五六年时间，但他们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步。陈忠信依然幸运，因为他所掌握的技术仍然在那些工匠之上。如果这位兄弟没有被其他一些杂事——这些事只会分散他在画珐琅这件主要事务上的注意力——所分心的话，他不会对那几件中国人从欧洲为皇帝购买的复杂的画珐琅作品感到震惊。在这一点上，他错了。皇帝发现他是个很好的画家，但更希望他掌握更多的珐琅技术。

从这封信的内容，即可得知陈忠信的画珐琅技术正如康熙帝所说“不及大内所造”。还有，在传教士的帮助指导下，清宫造办处的中国工匠是从康熙五十三年（1714）左右开始尝试独立制作画珐琅器，且取得了相当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