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运动”爆发后,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也受到了冲击。
王稼祥
这年7月,李富春、汪东兴来通知王稼祥说:“中央决定,凡是不直接参加中央常委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要搬出中南海,马上就得搬,中央办公厅已经为你准备了3处房子, 供你挑选。”
此时汪东兴又补充说:“我看北海后门那一处房子比较好,离公园近,平时可以去散步。”
就这样,王稼祥告别了住了近10年的中南海,搬到北海后门的一处住宅里闲居,但他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他担心着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
不久以后,中联部机关里的造反派开始造反,他们在康生的煽动下,不仅到处贴王稼祥的大字报,还强行把王稼祥架到中联部去批斗。周恩来得知这些情况后,专门叮嘱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毛主席有过指示,王稼祥同志是有过功劳的人,现在身体不好,不要揪斗。把人弄死了,只有损失,没有好处。修权同志,你是了解王稼祥同志的,也了解中央对他的态度,你应该出来替王稼祥讲讲话。”
伍修权
第二天,伍修权到中联部召开17级以上干部大会,向大家介绍了王稼祥的经历和对党的事业的重大贡献,他特别提到了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功劳。伍修权还说:“王稼祥同志在许多问题上都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毛主席多次表扬过他。你们批评他的错误是可以的,但是要文明一点,要讲政策,要照顾他的身体,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你们如果把他斗死了,并不能说明你们斗争水平高。”
中联部的造反派却把伍修权的话报告给了康生,康生听后大怒:“伍修权保王稼祥,那就斗伍修权,伍修权早就是王稼祥的黑干将了!”此言一出,伍修权也遭到了批斗,他再也不好说话了。
直到1969年10月,王稼祥才被“解放”。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专门来到王稼祥家里,向王稼祥夫妇宣布:“从今天起,王稼祥同志解放了,解除隔离。根据中央的决定,你们3天之内动身去河南的信阳地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路上有人护送,那边的食宿已经安排好了。”
王稼祥夫妇到信阳后,被安排住在信阳军分区干休所的一幢平房里,这座平房四周砌了两米高的围墙,信阳军分区调一个警卫班负责警卫。军分区的领导在生活上对王稼祥很照顾,他在这里的日子还是很放松的,每天除了读书,就是出门散步。
王稼祥和妻子
1970年10月初,王稼祥咳嗽得厉害,还发起烧来,医生诊断为急性中毒性肺炎,信阳的医疗条件有限,一时没有好的治疗办法。王稼祥的妻子朱仲丽很着急,建议医生给上级写信反映这一情况,医生便给信阳军分区写了一份关于王稼祥病危的报告。报告中说,王稼祥需要回北京治疗,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希望军分区能发电报给党中央、毛主席,请求让王稼祥回北京。
信阳军分区收到这份报告后,马上给中央发去电报,不久后中央回电同意。就这样,王稼祥终于回到了北京,他在得到很好的治疗后,病情很快好转。
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在揭批林彪的会议上,聂荣臻、周恩来先后提到了王稼祥,并肯定了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大贡献。这对王稼祥来说,是十分有力的帮助。
1972年6月的一天,王稼祥夫妇去看望朱德,朱德对王稼祥说:“毛主席没有忘记你,我们都认为你是有功劳的,是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的,你会很快分配工作的。”
毛泽东、王稼祥和邓小平
朱德其实是在婉转地提醒王稼祥,毛泽东有重新起用他的想法。王稼祥自然心中有数,他回去以后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自我批评外,还表达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
毛泽东在看了王稼祥的信后,对周恩来讲了一大段高度评价他的话:
王稼祥同志写了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我嘛,你嘛,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
在毛泽东的力保下,1973年8月,王稼祥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在北京不幸猝然逝世,享年68岁。1月30日下午, 王稼祥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给他送了花圈。
王稼祥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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