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速递:今日凌晨公布的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本月稍早的会议上,美联储决策者普遍认为,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比之前更高,对待降息适合保持谨慎,等待特朗普政府关税等政策的影响更明朗,再考虑行动。而且,此次纪要中,联储决策者几乎全都表达了对关税长期推升通胀的担忧。继4月的上次会议纪要后,本次纪要中,联储官员再度警惕,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FOMC可能不得不在抗通胀和保就业之间做出“艰难的取舍”。
通常而言!美联储官员通常而言独立性较强,但大部分是经济学的专业技术官员,而经济学本来就是割裂的,你是哈耶克,我是凯恩斯,你是李斯特,我是李嘉图,你谈自由市场,我谈市场计划,大家有冲突很正常,不过美国当下的冲突,我个人感觉全是因为这批官员都没有经历过1971年左右的美元第一次危机!用巴菲特的话说:现在还谈不上危机!你们活在最好的时代!
因此,美联储内部降息分歧的持续扩大,本质上是多重经济矛盾在政策层面的集中投射,其根源可归结为结构性通胀压力、经济数据的矛盾性、政策传导的滞后性三大核心维度的博弈。
一.美联储的当下第一大矛盾是:短期冲击or长期衰退?
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的直接后果是推升进口商品价格,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胀。根据美联储 5 月会议纪要,2025 年关税将显著推高通胀,预计核心 PCE 同比涨幅达 3.5%。
美联储虽然说:我们要淡化关税对通胀的影响,但一开会,就马上不是这样了!
本次会议部分官员认为,这种关税冲击是一次性的 ,最后市场会消化关税的影响,而且对CPI影响较大的钢铁、铝材等存在价格滞后,关税的传导会有 6-12 个月时滞,终端消费品价格涨幅,很可能会在 2026 年回落。然而,另一派官员担忧,若贸易伙伴采取报复性关税,可能形成关税螺旋,导致通胀长期化,最典型的就是汽车关税,这个行业链条太长,供应链负责,一旦发生连锁反应,或将使通胀压力持续至 2027 年。
另外的焦点在于,当下友岸外包和制造回流,会不会拉升通胀?
美国推动的非核心产业 “友岸外包” 政策虽降低了地缘风险,却显著增加了生产成本!不管怎么算,2次关税、2次物流、2次人工,都会使成本上升,当前,墨西哥制造业的平均成本就比中国高 15%-20%,但为规避关税,美国企业仍将部分产能转移至此。这种结构性调整导致生产效率的严重损失,恢复需要一定时间!
从数据上看,2025 年4月美国虽然PMI/PPI超过预期,但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同比下降 1.2%,创 2008 年以来最大跌幅,劳动生产率下降会与关税成本叠加,形成 “滞胀温床”,这迫使美联储在抑制通胀与刺激增长间艰难平衡。
此外,民众的预期会使货币政策的效果发生较大偏转!密歇根大学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预期已升至 6.7%,创 1981 年以来新高。这种心理通胀的自我强化机制,使得威廉姆斯等官员坚持 “强烈应对通胀” 的立场 ! 若此时降息,可能被市场解读为对通胀失控的妥协,导致工资 - 价格螺旋加速形成,要么变成通缩,要么升级“滞胀”,折让美联储十分矛盾。然而,鸽派官员认为,当前通胀预期上升更多是关税冲击的短期反应,而非长期脱锚,因此应优先支持经济增长,至少在非农就业率安全时,抓紧拯救经济!
二.美联储的当下第二大矛盾是:经济数据的矛盾性!“滞胀” 初期的典型特征
2025 年一季度美国实际 GDP 环比萎缩 0.3%(后上修到0%),但个人消费支出仍增长 1.8%。这种 “衰退式消费” 源于居民动用储蓄维持生活水平,但美国家庭储蓄率已从 2023 年的 8.5% 降至 2025 年的 4.2%,信用卡债务违约率升至 4.1%。
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虽然依然景气,但已呈现结构性失业:科技行业裁员超 20 万人,而制造业岗位空缺达 85 万个,技能错配导致失业率攀升至 4.2%。这种数据的矛盾性使得美联储难以判断经济是 “软着陆” 还是 “硬着陆”,也让NBER难以判断!
与此同时,面对关税冲击,美国的大型企业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
沃尔玛等零售巨头将关税成本直接转嫁给消费者,导致 3 月 CPI 环比上涨 0.3%!
而特斯拉、苹果等企业加速在墨西哥、越南建厂,2025 年一季度美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同比激增 28%。 前者推高短期通胀,后者削弱国内生产能力,这种 “双重挤压” ,也使美联储的政策效果难以预测。
最后,就是股债汇市场一会三杀,一会大涨,美国已经收复了2025年所有跌幅,如果当下经济不景气,为何全球投资者又蜂拥而入!如果当下经济依然景气,那么美股与美债的 “双杀” 现象,难道属于机构市场对政策分歧的定价?
所以 鸽派官员认为,金融条件收紧已部分替代了货币政策的作用,此时降息可缓解企业融资压力;鹰派则担心,降息可能引发股市泡沫,重蹈 2021 年 “政策驱动型通胀” 的覆辙。
三.美联储当下第三大矛盾:政策传导滞后
美联储首先是货币政策框架就有问题,到现在用的模型还是2020年的,所以关注的指标已经不适合当下的市场,而研究显示,利率调整对通胀的影响需 12-18 个月才能完全显现。当前 4.25%-4.5% 的利率水平已对房地产、汽车消费等利率敏感行业产生抑制作用(2025 年一季度住房开工率下降 12%),但对服务业通胀的影响尚未充分释放。若此时降息,可能在 2026 年通胀回落时引发经济过热;若维持利率,可能在 2025 年底加剧衰退风险。
而且,美国联邦债务规模已达 36 万亿美元,利息支出占财政预算比例升至 15%5。高利率环境下,政府通过减税或基建刺激经济的空间有限。这种 “财政悬崖” 迫使美联储承担更多经济稳定职责,但也使其陷入 “货币政策独木难支” 的困境。
接着,美联储的地位依赖于美元,因此决策也需兼顾美元的全球储备地位。若过早降息,可能导致美元指数跌破 100,并长期徘徊在100以下,从而引发新兴市场资本外流(2025 年一季度新兴市场股市资金流出达 230 亿美元),并影响美债销售。然而,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已开启降息周期,若美联储维持利率,可能加剧全球货币政策分化,推升美元汇率,进一步削弱美国出口竞争力,当下美元的弱势,完全是市场叠加2-3次降息后的结果!
四.美联储当下第四大矛盾:独立性与白宫的压力
由于美元的特殊性,美国有很多经济现象体现出“双重悖论”,比如美联储的 “双重使命” 悖论!法律要求美联储同时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但当前经济环境下这两个目标存在根本冲突。
例如,若维持高利率抑制通胀,可能使失业率突破 5%;若降息刺激就业,可能使核心 PCE 反弹至 3% 以上。这种 “不可能三角” 使得美联储内部形成风险厌恶型(强调通胀)与衰退规避型(强调就业)两大阵营。
而美联储的票委轮替制度,在特殊时期也造成了结构性影响,在2025 年 FOMC 投票成员中,“鹰派” 比例从 2024 年的 30% 升至 45%,其中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姆斯拉姆主张 “利率维持在 4.5% 直至 2026 年”,而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认为 “应在 2025 年三季度前降息”。这种分化使得政策制定更易陷入僵局,2025 年 5 月会议纪要显示,12 名官员中仅 3 人明确支持降息,5 人主张维持利率,4 人倾向于观望。
最后,特朗普可不是一般的总统,他拥有自己的社交媒体,政府通过公开喊话、施压美联储理事等方式,试图推动降息以提振经济。这种干预虽未直接影响决策,但削弱了美联储的 “可信度资产”,市场对其独立性的信任度已从 2022 年的 78% 降至 2025 年的 52%。为维护声誉,鲍威尔等官员在决策时不得不更强调 “数据依赖”,客观上延长了政策观望期。
所以,美联储的降息分歧本质上是新经济现实与旧政策框架冲突的产物。在全球化退潮、技术革命加速、债务高企的背景下,传统的 “泰勒规则” 已难以应对复杂的结构性问题!、
从市场角度,我预计分歧将持续至 2025 年三季度,等待关税影响的 “第二次传导”(中间品成本向终端价格渗透)和就业市场的进一步反馈,但此时,依然不能确定有没有降息,关键是若 2026 年通胀回落至 2.5% 以下,且失业率突破 5%,那鸽派才有可能占据上风!
我们还是先看美联储推动的政策框架改革,看看引入 “平均通胀目标制 2.0” 后,美联储如何应对 “低增长、高波动” 的新常态,我个人认为当前的冲击,对美国而言远不及1930、1971、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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